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泛民得票與所取得議席不成比例，引來不少事後孔明的批評指摘，甚至是政黨間的相互攻擊。建制派如何可以配票得如此出神入化，百發百中，外人很難明白，但我相信沒有堅實的社區網絡，並有能適時度勢口傳耳授的動員機制，又或者候選人間沒有鐵的紀律在背後統籌協調，根本就沒有可能有很理想配票效果。泛民山頭林立，難以強求什麼統一意志，但至於基層實力，泛民也應撫心自問，有多少政黨真的用心投放精神長期關注社區問題？你可以說對手資源無限，泛民實在難以匹敵「蛇齋餅嚿」攻勢，但大狀議員衝口而出「點可能期望律師工程師落區？」的說話，也許正反映出不少泛民新貴高高在上無視基層的精英心態。
泛民失敗成因，已有不少評論分析，此處不贅，但選舉過後，立法會勢力分佈並未見有重大改變。建制派依然掌控多數，而泛民卻成功保持力量，即使激進派多了一席，唐營自由黨也多了兩人，但議會中同時也多了一些「梁粉」，而工聯會、民建聯議席也有所增加，故此對政府來說正負因素大致互相抵消。但這又是否意味覑梁振英可以暫且鬆一口氣，往後日子可以好過一點？
政黨無法發揮中間人作用
梁振英政府的處境，並非完全取決於議會內的權力分配，反而更受議會外的大形勢所主導。梁振英面對的首要挑戰，自然是左傾思想抬頭。激進民主派得票確實增加了，但把這種力量說成了社會主流民意未免有點誇大其詞。因為說到底，它的得票其實依然徘徊在總票數一成半水平左右，但這種趨勢的影響力，重點並不在於激進政黨有更多議席，而在於認為議會已無法作為一個表達民情、爭取權益和解決紛爭的有效機制的觀點，已在社會上落地生根。按這種邏輯，在議會外以更直接的抗爭手段去捍衛權益，伸張正義，就算用上一些不按常規影響秩序的手法也是理所當然。因為既然整個制度本身已沒有什麼合理性可言，又何須尊重既有規條？但溫和泛民政黨大都礙於種種思想包袱，又或者因為自身的抗爭經驗，始終未能完全掌握和理解新一代這種思想變化，故此在認知上往往落後於形勢，也難以與新生的社運力量產生很大共鳴。社運人士與政黨中人在抗爭過程中固然會按現實考慮偶有策略上的配合，但難以談得上互相信任，前者甚至對政黨普遍存有戒心。
在這種相互疏離的關係下，政黨也無法發揮作為一個政府與民間的中間人的作用。在官民矛盾升溫時，根本就沒有任何人可從中斡旋協調不同訴求，以減低討價還價的成本，催生共識。政府面對抗爭顯得無從入手，只會令爭議不斷升溫，令局面實質已進入一種惡性循環。問題不斷累積，民間愈走愈激，而議員政黨礙於形勢便更難以持平之道自處，隨眾左傾成為了上策，而少數的激進便更容易以小利大，夾迫覑溫和力量去按它們定下的劇本行事。激進泛民其實也談不上得到這股新社運力量的信任，但是它們卻懂得如何借助這種風潮，擴大實力。與溫和力量不同之處，是它們敢於以各種乖張犯禁的方式，把這股躁動不安蠢蠢欲動的怨憤情緒帶入議會，把自己打造成儼然是這種民意的唯一代表，並以此股民情去牽制其他泛民。
梁振英更大挑戰 其實來自建制派
但梁振英的更大挑戰，其實來自建制派。泛民與特區政府抬槓，在回歸以來的政治生態下，實際是一種常態，但曾蔭權、董建華處境未致淪落到梁振英目前的焦頭爛額境地，主要是因為保皇黨建制派尚能忠誠地發揮勤王作用，以致特區政府能大致維持主導地位。然而，梁振英意外當選，建制精英出現分裂，大和解只是中央一廂情願，當下情極其量只是臉和心不和，但梁振英勝出後連番失誤，令民望插水，便令不少人仍然心存幻想認為，相信梁振英會隨時「腳痛」，不用等5年便可回朝，所謂「Plan
B」的傳聞也因而大有市場，所以對於新政府仍然抱着抵制情緒。政壇上更多的機會主義者，便因此寧願抱觀望態度，認為在目前情勢下，梁振英的「寵幸」隨時可能會變成死亡之吻，所以沒有必要馬上投誠，令梁營顯得處處受肘，舉目無親。新政府埋班行會改組的艱難過程拉雜成軍，大致印證了這一點。雖然，從過去一周的發展來看，即使梁的民望愈來愈低，但中央對梁的支持看來依然堅定。暫緩一簽多行，涉及不少內地部門金錢利益，實際擱置國民教育科，也令本地左派顏面受損。這些動作，沒有中央政府為大後盾全力支持，根本便沒有可能出現，但建制派這種抵制觀望態度，一日中央領導層以至主管港澳政策班子換班工作未完成，反梁陣營仍會抱有幻想，不合作、對着幹的情都不會消失。
立法會人事改變，各股力量有得有失，議會將更嘈吵，政府行事也將更吃力，這大概是意料之中，但議會外的發展，恐怕才是決定梁振英政府得失成敗的關鍵。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