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文件的議案，一如所料，未能取得功能組別過半數議員支持下被否決，梁振英政府的管治危機暫時得以紓緩。綜觀此事的發展歷程，除了政府橫柴入灶暴露管治能力差劣之外，中聯辦的影子又浮現出來。就香港內部事務，近年頻繁地看到中聯辦介入和發功，使人質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剩下多少？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正在十字路口徘徊，是成是敗，正處於關鍵時刻，值得關心香港前景的人士關注和思考。
中聯辦接觸議員 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醫學界功能組別的梁家騮議員，投票支持以特權法索取文件，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中聯辦人員曾經就發牌事件與他聯絡，梁家騮形容為「交換纒意見，睇纒睇法問題」，他說中聯辦人員很客氣，並未施壓，他也「唔覺得有壓力」。除了梁家騮之外，中聯辦據稱還接觸過謝偉俊，至於是否還有接觸其他議員，就不得而知，不過，建制派議員就這次投票嚴陣以待，出席率百分之百，齊心以赴的陣勢，較為少見，宛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統合領導；所以，有理由相信，中聯辦就此事接觸的議員，應該不止梁家騮和謝偉俊，只是其他人都不現身向公眾交代而已。
據梁家騮表示，以往就其他事項，中聯辦人員也有與他聯絡，進行游說，反而特區政府就不一定找他，今次發牌事件，梁家騮說政府沒有人游說過他。政府對取態游離的議員，理應盡量游說爭取才對，現在只有中聯辦「做梁家騮的工作」，政府中人對他不瞅不睬，事態使人感到奇怪。這種情況，至少有3個可能：（1）政府官員失職；（2）中聯辦與政府有分工，分別對特定議員做工作；（3）游說議員的工作，政府「外判」給中聯辦「負責」。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不能接受，特別關於聯絡、游說議員方面，政府與中聯辦之間的關係，耐人尋味。
近年在多次選舉中，中聯辦介入協調，是公開的秘密，若中聯辦對立法會議席的分配，有決定性影響力，則建制派議員成為中聯辦的「子弟兵」，特區政府難以調動他們，也就不奇怪了。因為這樣的議員，若要繼續享受權力的滋味，則接受權力賦予者調度、替權力賦予者服務，他們大概會認為理所當然，而在這樣的權力組合中，客觀上特區政府被邊緣化，就是必然結果。日後，即使特首經由普選產生，只要畸形的政治體制依舊，即：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沒有固定、穩定支持票，中聯辦仍然在選舉擔負決定性作用，特區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是無兵司令，則中聯辦透過建制派議員「領導」特區政府的局面，依然不變。
一些港人為個人原因 協助毀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由」這12個字，是當年使港人歸心，順利收回香港的國策和特殊方針政策，回歸17年之後，這12個字已經漸行漸遠，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似有加深擴闊之勢，令香港變調變味。最使人不安的是，本來應該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港人，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妥協或放棄原則，任由香港被改造，甚至協助權力當局改造香港。
以梁家騮為例，對於中聯辦人員與他的接觸，他視為游說，認為在歐美民主社會，在合法情況下也有游說，云云。梁家騮的混淆，使人震驚。香港內部事務與中聯辦無關，已知中聯辦的做法為《基本法》所不容，梁家騮把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等同歐美民主社會的游說，若只因他的認識不足，情有可原，若認為理所當然，則中聯辦在香港內部事務若隱若現的「領導」，梁家騮的「中聯辦游說正常論」就提供了答案。
1997年回歸之時，港人對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極其敏感，稍有風吹草動，都會鳴笛示警，但是久而久之，時移世易，許多港人如被溫水煮蛙，對香港獨特性之淡化和褪色，不僅滿不在乎，不少人還是使香港與內地趨同的推手和協助者。香港社會就此會否覺醒，難以預估，不過，目前情況的後遺症，已經見到一些負面苗頭，就是：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過渡、港人治港向「京官治港」過渡、高度自治向「低度自治」過渡。設若沿覑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必然偏離一國兩制構思的原旨，也必然使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以失敗告終。
昨日立法會辯論援引特權法索取政府文件時，支持議案的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的一些發言內容，很有意思。他說，「政府猶如壞孩子，經常犯事，但是每次回到家（立法會），卻總能獲得這兒的怪獸家長庇護。特區政府以為有這種怪獸家長文化的保護，可以安逸生活自得其樂，不過，這只會令到特區政府永遠長不大、無法自己生存。」他希望政府能汲取教訓，云云。李國麟沒有點出「怪獸家長」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要這樣做？現實上，怪獸家長就是建制派議員，他們經人為組織保護特區政府，客觀效果是使特區政府無法自行治理。所以，中央對香港現況，應該作實事求是的評估，針對管治困局，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政治體制，放手讓特區政府高度自治，則香港和特區政府才會真正成長起來，才可以擺脫成為國家包袱和負累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