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港陸之間的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高潮迭起，政治與利益矛盾交叉，危機四伏。先是有「人贓俱獲」的國教事件，跟着一連串或明或暗的風波，包括暫時變了濕水炮仗的港大「排外」（排斥外國人校長）突擊戰；已然爆炸不斷燃燒可能再爆的電視發牌「三挑二」逆淘汰；小道傳出潛而未證卻可能成為慣例的電台續牌與封咪的條件交換；還有就是上周遭刪掉文革場面的「紅樓夢」芭蕾舞案。後者發生在陽春白雪的世界裏，所影響的人員和受眾數量遠比「三挑二」事件低，然而內裏的政治涵義卻同樣緊張，值得關注，無論你喜不喜歡芭蕾。因此，今天只圍繞香港芭蕾舞藝術這一個主題談。
一、高檔藝術攻防戰
正正因為高檔藝術是小眾藝術，所以無論古今中外，這個圈子裏充斥着前衞與保守之間的衝突。
為何牽涉前衞？這當是藝術的特性使然。藝術的生命，泰半在於創新，在於質疑、衝擊現存的美學觀念、方法和背後潛藏的各種價值。
為何又牽涉保守？主要原因很簡單：高檔藝術的受眾小而成本高，於是必須依賴政府津貼以及商界和富裕階級的贊助，才可生存。由於商與富能夠左右政權，三者在藝術方面合為一個保守意識體，也很自然。在非民主的私有制國家裏，這個情況比較嚴重。在社會主義國家，當革命政黨蛻變為執政的新階級之後，情況也一樣【註1】。
當然，這樣說，僅僅是強調了商與富的保守一面，以及保守的不好的一面；歷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反例，包括發迹於十三四世紀歐洲佛羅倫斯城邦的梅迪齊（Medici）家族。這個家族執掌了政治、商貿以至宗教大權，卻同時傾力贊助美術、建築、音樂乃至舞蹈，是替歐洲帶來文藝復興、脫離「黑暗的中世紀」的一等功臣。事實上，如果要追尋芭蕾舞的歷史，一定會追到梅迪齊家族這個七百多年前出現源頭。不過，今天的香港不一定有這種福氣。
二、香港芭蕾舞蹈團背後的錢權格局
瀏覽香港芭蕾舞蹈團（下稱「港芭」）的網站，大家便可知道這個香港高檔藝術團體背後的財團勢力。首先可以看看「2012-13年度香港芭蕾舞團贊助者」這一頁。贊助者（私人或機構）依捐贈金額分八等，頭等的捐助30萬元或以上，跟着是25萬元或以上，……；如此等等。頭等贊助者只有兩個，一個是FWD Group，另一個是何超瓊，分別「代表」港、澳的首富家族勢力；兩大家族相比，似乎何氏家族（的二房）對這個藝術團體更有興趣，因為除了四小姐何超瓊，還有同房的五小姐、六小姐何超鳳、何超蕸，都是大手筆的捐助者。其餘特別是頭五等（10萬元或以上）的贊助者，絕大部分都是名門望族。
當然，「區區」幾十萬、十幾萬，與港芭的全年赤字不能比。去年，港芭支出4300萬元，表演收入不過1000萬多一點；其餘3200萬元的赤字，由民政事務局包起，高抬貴手批出公帑的，當然是局長曾德成。
這是錢面，還有權面。
藝術團體的最終話事權，一般操在董事局、尤其在董事局主席手上，下面的管理及行政人員，只不過是受薪的執行人；至於藝術總監，一般也是受薪的，只在藝術問題上有「重要發言權」，不過事實上重要不重要，還要看腰板硬不硬。港芭在這方面也不例外。大家如果看看其「董事局及委員會」網頁，當會發覺上面的名單，多與上述贊助者名單重疊。例如，董事局主席是何超鳳，副主席是葉梁美蘭，分別是二、三等贊助者。這些名單上的董事、委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這既與芭蕾藝術的舊傳統有關，也反映大家族裏，還是男性的時間價值比較高，所以他們專注家族本身賺錢的凡俗事，太太女兒卻可以多點藝術丰雅。（還有可留意的，就是港芭的「唐營」味道濃厚，今屆的名譽會長卻是梁門唐氏青儀──名正言順取代了上一屆的曾門鮑氏笑薇；那大概是「只有『香港營』」那句話的最佳注腳。）
大家看了這個港芭的錢權格局，當知中共的確可以輕易在香港赤化芭蕾這個「頂級封建資產階級腐朽玩意」（斯大林咒駡俄國芭蕾界巨擘Sergei
Diaghilev時的用語）。只要那些掌權的女士們家中的男人，為了港陸生意利益逼不得已（或者樂於有機會）聽從北京的一些基於「技術原因」的意見，那就功德完滿。筆者不知道上周發生的「技術性刪減」的內情，只知道那個公開的原因十分蹩腳，而如果背後是政治審查的話，輕而易舉、順理成章。
誠然，港芭的這個錢權格局，並非九七之後創設，而是「自古以來」（1979年）便如此，在西方也很標準；不過，在西方的民主體制裏面，任何勢力都很難公然以各種「技術原因」在原作者不知情、未同意的情況下粗暴刪改內容，攻防戰因此不會一面倒。好在，香港還有相當自由的媒體報道，縱使藝術作品遭到政治審查，暴露出來之後，在輿論壓力之下，藝術作品還能夠恢復原來面貌。
然而，教訓很清晰，給港人開了眼：一切政治審查藝術的機制已經完備，如果香港的民主事業最後難產、媒體也招安了，則高檔藝術的發展必然也會走上電視娛樂節目的「循序漸進」赤化路，最後與北方融合。
三、港芭的新移民
最後這一節，借港芭談一個敏感問題──新移民，特別是大陸來的移民。港芭的舞蹈員九成以上來自大陸，包括高級舞團導師、舞團導師、所有五位首席舞蹈員、八位獨舞員中的六位（其餘兩位來自菲律賓和日本）、六位群舞領舞員中的五位（其餘一位來自烏克蘭），以及四十位群舞員中的五位。「港產」的港芭舞蹈員，只有五位群舞員。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狀況呢？筆者認為有兩個觀點應該考慮。
表演藝術團體的人材質素至為重要，尤其是芭蕾，所要求的那種技術發揮，容不得半點瑕疵，因為對受眾而言，芭蕾主要是一種動態的視覺藝術，表演者的巧與拙，一一在受眾眼底即時展現無遺，出包露餡可說比音樂演奏更容易。在Petipa-Tchaikovsky的《睡美人》第一幕，有一段通常稱作「玫瑰慢板」的舞，由女主角演出，技術要求之高，在所有芭蕾舞蹈中可謂無出其右；從舉手投足到面部表情變化，電光火石之間，高下立見。筆者看過芳婷演出的錄像，那真是嘆為觀止，真正經典。後來者當中，尚佳的還有森下洋子、Sylvie
Guillem（前者擔綱和雷里耶夫演出，完全up to par；後者更不必說，以前介紹過，是筆者的「女舞神」）。
港芭今年3月演出此作品，筆者未有機會看到，主角由港芭「當家花旦」金瑶擔任，從錄像簡介看，估計還可以。表演藝術這回事，不演則已，要演就要在資源許可之下找最好的人去演，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這是為了普遍提高本地藝術水平的必要辦法，和我們對待居住、教育、福利、關鍵食品等事情必須強調「香港優先」有分別。如果在此事上為了要本土化而本土化，容易陷入「塘水滾塘魚」的困境，那就自討苦吃。這是第一個觀點。
不過，強調眼下演出質量的同時，還要着手貫徹一個長遠目的，那就是培養出一流的藝術家、舞蹈員，還要培養出愈來愈多愈在行的受眾。我們看看這些目標可以訂得多高。
據史家研究，佛羅倫斯連近郊的人口，在十四世紀開始的時候，只有40萬。1348年前後，黑死病肆虐歐洲，佛羅倫斯郊區一個夏天之間損失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口，市區本身則失去六成【註2】。但就是這個只剩下十多萬人的小城邦，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而芭蕾藝術亦於此時由初生到成型。所以說，講文化質量，不濟的話，別說13億人無用，700萬也可以是多餘；反過來說，如果有門路有土壤有適當氣候，文化發展十幾萬人已經可以流芳天下百世。筆者不是藝術人，不敢為本土香港訂什麼目標定什麼速度，只知道其實可以設得很高、很高。人材幾時都可以交流使用，但沒有理由一個幾十人的藝術團體也長期要靠九成以上的外來人撐起。這是第二個觀點，比第一個更為根本。
當然，在梁政府剛剛搞出「三挑二」夾生扼殺創造力、破壞本地文化環境和生機的當下，拿香港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比藝術發展創新，好像開玩笑。然而，這正好說明大家要守護的、要爭取的，是那麼重要那麼多。
《氣短集》之十四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文學家高爾基，這位俄羅斯的魯迅，1934年死在斯大林贈給他的莫斯科市郊別墅中的軟禁日子裏。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在美國受麥卡錫主義者迫害之後回到東柏林，之後沒有發表過出色的劇作，他的書在東德也基本上被冷藏。民國時期很多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後都封嘴封筆（除了歌功頌德），命運和高爾基、布萊希特一樣。
註2：見John
M. Najemy編的書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頁9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