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典政治寓言小說《1984》裏面，作者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透過無處不在的電視屏幕監視社會，「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是隨處可見的標語，不但令人感到壓迫，更有點心寒。
但看來這不只是政治寓言小說的情節，更可能是未來香港的「實況」。警方上月開始試行警員隨身攝錄機計劃，先在50名警員身上配置任意開關的鏡頭，拍下片段可成為呈堂證據。警方周五向立法會滙報事件，有議員質疑片在警方手，留下可能只對警方有利的片段。警方回應指案件未查完，不會刪除片段。這一質詢，揭出有關計劃存在四大問題，更令人擔心這些隨身攝錄機是針對日漸頻繁的示威集會。
現時警方的陸上巡邏警力有逾萬人，試驗計劃一旦落實全面推行，意即本港市面即時出現幾千個流動鏡頭，市民的私隱毫無保障。人權組織更指，當局製造既成事實，讓市民接受被監控，慢慢步入「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異境。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周五討論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手法，保安局呈交文件交代警方由上月底起開始試行六個月，在警員身上放置隨身攝錄機的試驗計劃。根據計劃，警方從英國購入50部隨身攝錄機，供港島總區機動部隊、新界北總區及西九龍總區衝鋒隊警員試用。
警方指，警員受訓後才會被委派操作及取用錄影資料，隨身攝錄機（下稱「隨身攝」）會安裝在警員制服肩上，顯示屏向外，警員在「合理及可行情況下」會向當事人預告開始錄影。警方新計劃的爭議之處，在於隨身攝拍下的影片可以用作調查罪案之用，甚至作為呈堂證據。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周五在立法會表示，如果決定不需用所拍片段作調查，警方會於31日內銷毀有關片段，如有要求暫時不銷毀片段，以留待進一步調查，有關調查人員須向高級警司申請。
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擔心，以上安排可以令警方只保留對自己有利的片段，而對警方不利的片段則會隨31日後銷毀的規定而永遠消失，質疑做法可能導致不公。李家超回應指，如果案件仍在調查，有關片段不會被銷毀。
李家超的說法，恐怕依然未能說服公眾，因為舉證責任在警方，警方有權決定選取那一節片段呈堂。呈堂舉證的片段是否事實全部？基於資訊不對稱，被告或市民要索取片段，必須經過繁複過程，相反警方使用片段難度相對低很多，在不對等的地位下，實難保不公平情況不會出現。
現時試驗計劃存在四大問題，除了可能造成司法不公外，其次就是警方拍攝片段如「無王管」。警方如進行竊聽、監視，需要向截取通訊事務專員胡國興或其轄下的小組法官申請，獲得授權才可行動。雖然胡官多年來都不諱言，由於法例沒有授權他聆聽截取通訊的內容，所以未能完全監督執法機關違規，但起碼胡官是警隊體制以外的獨立人士，而截取通訊專員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總算起到平衡、監察作用。
但現時隨身攝拍下的片段，同是涉及市民私隱，但並無任何獨立機構或人員監察。警方指，會由一名高級警司決定片段留用還是刪除。高級警司是警隊中人，自然難免予人「自己人查自己人」之感。再說，如果作出決定的警官來自警隊中投訴及內部調查科，那麼，市民還可勉強相信另一部門的警官會作出平衡監督作用，但如果作決定的警官同是來自刑事或行動部門，連名義上的平衡都失去，儼如「自己人中自己人查自己人」。
第三，是警員隨時可作隱蔽攝錄，猶如半秘密監察。質疑警方使用片段存在問題的涂謹申指出，現時拍攝遊行集會的警察攝錄隊，使用手提攝錄機拍攝：「起碼你知他開始拍。」但試行的隨身攝錄機，市民不會知其開關時間，警員也不一定告知目標他開始被拍攝，某程度形同秘密監察。老紀不妨舉一例，根據傳媒報道，上月底兩名青年在尖沙咀醉酒後，胡言自己無帶身分證，不知會否犯法。當時，同行女友人向警員表示兩人只是醉酒。但是，其後一行人喧譁，警員截查一干人等，期間醉酒青年推撞警員，後遭警犬咬噬示警，同行女友人即時指「警察打人」。報道引述有警員表示已拍下過程，但拍攝時似無向有關人士表明開始拍攝。若說有嚴重罪案發生，槍林彈雨之間，老紀認同警員難以表明開始錄影，但處理醉漢，二人又無武器，警員提出警告，表明會錄影，看來是較合理的做法。
最後，是警方引入有關技術的意圖。警方引入的隨身攝是來自英國品牌Reveal Media的RS3-SX攝錄機，網上價是595英鎊（折算7075港元）一部。雖然當局在呈交立法會文件上指，「事實上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有40多支警隊都已廣泛採用隨身攝錄機，成效良好……」但事實是，隨身攝最主要用家是英國地方警隊，北美如加拿大及美國的地方警隊，也是剛剛開始試驗。歐洲國家較少使用，現時用家只有瑞典。
另外，法國內政部亦有引入，但該部門主要是監察警方；而根據Reveal Media網頁上引述的調查報告及文章，發現隨身攝即使用作防止或撲滅罪行，主要都是針對暴力案件，以保障警員執法時安全。
但是，觀乎本港罪案情況，根據警方提供數據，去年全年暴力罪案都呈下跌迹象：傷人及嚴重毆打較2011年減少86宗，跌1.2%。當中八成都是因各類糾紛如醉酒鬧事、交通事故或工作摩擦而發生，即使是這類毆打案件，也比2011年減少128宗。可見，最主要襲擊案件都不是針對警方，說因為減少暴力罪案而引入隨身攝錄機，明顯不是理由。
相反，近年公眾集會和遊行有增無減，去年達7529宗，較2011年上升9.5%。而近年警方在示威遊行中和示威者衝突機會次數增加，加上警方早前公布隨身攝試驗計劃時，支援科高級警司謝守剛明言，隨身攝主要拍攝有對抗性質或破壞社會安寧的事件，如示威、警民衝突或黑社會打鬥等，難免令人感到，新設備是衝着遊行示威而來。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解釋，英國由於以往長年受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襲擊，國民願意犧牲部分私隱換取安定，所以倫敦市民可以接受全市都有閉路電視監察，「但香港沒有這個社會背景」。他認為，本港沿襲英國普通法傳統，法律上對電子監控帶來的私隱問題，細分得相當零碎，「私隱條例應該規範電子監控，但現時兩項概念被分開。」羅沃啟指，現時警方引入隨身攝，但片段錄取和使用欠缺監察，「那些只是警隊內部守則而已，並非法律規限。」
羅沃啟不諱言，政府正一步步「教育」市民接受監控，「過多幾年，大家覺得習慣了，不以為然，我們慢慢步入『老大哥看着你』的時代。」
「隨身攝」指引 英警嚴得很
既然保安局舉出隨身攝錄機在英國被廣泛使用，老紀也就看看英國警方如何規範警員使用隨身攝錄機（Body-Worn Video）。
英國早在2005年已有普利茅斯警隊試行使用隨身攝錄裝置，並在2007年編撰名為Guidance
for the Police Use of Body-Worn Video Device的守則，由非警隊的政治任命官員編撰。
守則訂明不同規範，例如當警員在事發現場，如果他沒有錄下案發情況，須要在法院上解釋為何沒有攝錄。守則亦訂明三大不可拍攝對象，包括任何時候不能拍攝無穿衣人士、不能拍攝關於法律權利片段，以及拍攝私人住宅。
關於口頭通知，英國警方也是指「可行」（practicable）下提出，即使拍攝時情況不許可，但守則亦提醒警員要盡快及盡可能（as
soon as is practicable）對拍攝者提出口頭通知，而且要以簡單直接說法。
守則亦訂明口頭通知內容應包括拍攝的時間、地點、日期，拍攝的警員以及事件性質，最後也必須確認在場人士知道他們被拍攝。
至於儲存影像的守則，警員須嚴格遵守由類似監警會的NPIA（National Policing Improvement Agency）訂立的建議，以及內政部（Home Office）訂立的守則，是以官及民監管警隊運作，而絕非「自己人」說了算。
金針集 : 碼頭風雲不見官人 隱無可隱竟敢再隱
人家是「大隱隱於朝」，此君卻是「大隱隱於大會堂」，以至用手指在VIP椅子扶手上輕打拍子，哼哼唧唧的和唱「一葉輕舟去，人隔萬重山……」
此君在貨櫃碼頭工潮中，至今只曾驚鴻一瞥，儼如練得一身隱身絕技。他，就是自詡「心繫勞工、情牽基層」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作為勞福局局長，張建宗統轄香港關於勞工、福利、人力資源、扶貧的各個部門。而且，翻查其個人履歷，除2000至02年兩年短暫出任教育署署長【註1】外，他自1996年起已一直負責香港的勞工事務，曾先後出任副教育及人力統籌司、教育及人力統籌局副局長【註2】、勞工處處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主管勞工的常秘。
如此履歷，還自詡「心繫勞工、情牽基層」，又怎有可能會不熟讀一切關於勞工和僱傭問題的政策、法例，以及相關的《基本法》條文和國際公約？
可是，偏偏此人卻沒有在最需要和最適當的時候現身，申明他作為局長應秉持的立場，履行他應肩負的責任。而且，日前到大會堂出席粵曲晚會時，更因遭遇示威而退守到VIP房，並向記者透露自己一直有親自跟進事件，曾主動約見和黃高層，會面兩小時。
事實上，根據特區政府的職責說明，勞福局負責的是香港的勞工、福利、人力和扶貧工作；至於航運問題，則是運輸及房屋局負責的職責範疇，並非勞福局的職責在。張建宗作為勞福局局長，卻選擇先與碼頭營運者會面，這又是那碼子的「心繫勞工、情牽基層」？
《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擁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39條則規定，國際勞工公約（英文版為眾數，即不只一條）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按律政署國際法律科網頁，1949年《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及1932年《防止意外（碼頭工人）公約（修訂本）》均在港適用。
此外，《僱傭條例》第IVA部列明，職工會獲免受歧視保障，僱員有權參加職工會及其活動，而且規定資方若以放棄會籍或不參加工會活動作為僱用條件，則要負上刑責。《職工會條例》第VI部則規定，不得對職工會為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的作為提侵權訴訟、或對其會員或職員提民事起訴。
可是，對於碼頭工人提到工時過長影響工業安全，以及碼頭範圍內的工作環境和安全措施等問題，勞福局和勞工處一直都未有回應（倘若是建築地盤，勞工處早已派員巡察以查明有否違例）。而且勞工處安排的官、勞、資三方會面，更未能確保作為資方的各家承判商，接納勞方以工會代表身份出席。
事實擺在眼前，勞福局和勞工處到目前為止，在事件中都未能做好維護僱員法定權益的責任。
張建宗所作、所為，以至其所不作、所不為，在在反映出其麾下的勞福局，實在並未做到「心繫勞工、情牽基層」，甚至令人懷疑，何以政府之中須設置勞福局。要是所有問題都單從香港經濟的角度處理，則只須按產業分類設立若干政策局，勞福局根本毋須設立。所謂的「七百萬人是一家」，所謂的「關顧基層」，除了是競選口號，還是競選口號。
註1：張建宗為末代的署任教育署署長，亦為最後一名政務官出任的教育署署長。教育署於2003年「局署合併」併入教統局，已不復存在。
註2：當時教育統籌科（九七改稱教育統籌局）除教育之外，同時兼管勞工及人力，英文名稱直譯為「教育及人力科／局」，因此勞工處為教統科／局下轄部門。2002年問責制前「副局長」為公務員職位，等同現在的「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