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派發起佔領中環，到喬曉陽發表講話，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政改之爭，一下子又回到了政治舞台中心。
其中，喬曉陽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就政改問題亮出北京底線，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而提名委員會將肩負把關責任。喬曉陽立場之堅定、措辭之強硬、語氣之堅決，在在顯示北京已下定決心，要在香港確立「高可控性」的特首普選制度。
北京已下定決心
政改五部曲尚未展開，北京已急不及待為政改劃下紅線，佔領中環運動固然是催化劑；但真正關鍵，卻在於北京將今回政改視作「政權保衛戰」。
2005年及2010年的兩次政改，核心爭議都在於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區議會間選、超級區議員方案），特首選委會需要如何改革，根本不是各方爭議的重點——反正特首選委會是800人、1200人還是1600人，都不會改變其小圈子選舉的本質。但今回政改之爭卻剛好相反，主要戰場已轉移到2017特首選舉，反而2016立法會選舉並非焦點。
明白到今回政改主戰場在於特首選舉，就能理解為何北京急不及待定下政改框框：因為特首一職代表覑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權，北京必須確保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後，中央的管治權不會被動搖。
回顧整個特區政制設計，北京一直強調「行政主導」原則，要害在於北京希望將管治權集中在行政機關身上，而負責領導行政機關的特首，則是由北京「實質任命」（《基本法》第45條），並且需要向中央負責（《基本法》43條）；如此安排就能確保北京可以透過特首這個大權在握的忠誠代理人，有效地掌控香港及保證特區不會失控（例如演變成反共基地）。
以往特首選舉的小圈子本質，令北京毋須擔心特首的忠誠度，但2017年特首改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這種政治保證就不再存在。當然，理論上北京握有對特首的「實質任命權」，若然特首當選人並非愛國愛港，中央大可以拒絕任命，但由此而引發的憲制危機，絕非維穩至上的北京領導人所樂見；相反，由提名委員會先行把關，以確保所有特首候選人都為中央所接受，對重視風險管理強調安全系數的北京領導人來說，自然是上上之策。而近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戰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持續緊張；同時間香港本土意識抬頭，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這些外在環境及內部因素，只會強化北京推行「高可控性」特首普選的決心——一方面嚴防外國勢力介入，一方面亦保障對香港的管治權不被動搖。
當然，今天中港政經實力懸殊，大國崛起自信滿滿的北京領導人，必然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條件有資源以我為主，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劇本主導政改，香港社會縱使出現反彈及不滿，北京亦自恃有能力承受後果。
民主派無路可退
但面對北京的強硬立場，民主派又有何退讓空間？
2010年政改通過之後，北京未有把握歷史機遇，讓難得形成的溫和民主路線落地生根，反而是作為溫和派中堅的民主黨，被各方力量夾擊至元氣大傷。到今天民間社會全面躁動急速激化，北京才驚覺香港已再無溫和民主派，昔日作為緩衝的中間溫和力量早已煙消雲散。
更重要的是，今回政改之爭，對北京來說是一場「政權保衛戰」，對不少民主派而言又何嘗不是「普選終極一戰」？一直以來，香港民主運動的爭取目標，正是符合國際標準、公平開放的普選制度，不少民主派中堅自1980年代起投入民主運動，貢獻大半生青春追逐了近三十年的民主夢，豈能接受最後揭盅的竟然是層層設限的「高可控性」特首普選？
面對政制發展長期停滯的困局，與其再接受「半桶水」式的政改方案，更多民主派朋友情願選擇盡地一鋪放手一搏。佔領中環運動之所以一呼百應，並得到民主派及社運界廣泛支持，正正反映這種對北京完全失望、不成功便成仁的無奈絕望情緒。
香港局勢無法回頭
一方決心打一場「政權保衛戰」，另一方亦視之為「普選終極一戰」，北京和民主派的立場南轅北轍，要橫跨二者之間的鴻溝，找出能夠達成共識的方案，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最令人憂慮的是，無論政改最終能否通過，過程之中所引發的社會動盪，都足以將香港推向暴亂邊緣。
1984年初，中英談判如火如荼之際，學聯代表寫信予中國總理趙紫陽，要求北京保證給予港人民主治港。
同年5月，趙紫陽給大學生回信，覆函中寫覑：「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1980年代的民主治港承諾，標誌覑香港民主運動的開端。轉眼匆匆30年，民主治港的夢想若然最終幻滅，等待香港的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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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