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認真關注“屌絲”一詞，是在推特上一次不太愉快的經歷。因為寫了篇支援《南方週末》爭取新聞自由的文章，傷了不少“粉絲”的心，這些“粉絲”認為我不應該支援南周，因為南周曾“吹捧韓寒”。最後我實在對他們這種嚴重干預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煩透了，拉黑告終。其中有一位，讓別人轉過來臨別用語，“我一枚‘屌絲’，還怕你不成？”這句話頗有幾分“無産階級不懼怕失去任何東西”況味，讓我想起中共建政後三個時期的流行用語，這些流行用語都與“無産者”有關。
*文革：無産者的黃金時代*
“文革”時期，凡遇任何爭執，對方將袖子往胳膊上一捋：“我是工人階級（或“我是貧下中農），大老粗一個，還怕你不成？”80年代之後，王朔通過“我是流氓我怕誰？”生動地描繪了“大老粗”藐視社會規則的“氣派”。
上述這些話，與“屌絲”的相通之處是：話語的主述者都屬於社會底層，都體現了自傲與自卑的奇怪混合。但細究起來，三類説法雖然都屬於身份型社會的話語，但其內涵與折射的社會環境卻大不相同。
“工人階級”與“貧下中農”這兩大階層在“文革”時期的政治地位與今天有天壤之別。其時，“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説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聖諭”既頒，當時社會上便流行起反向型身份歧視。工人、農民擁有體制賦予的政治地位，工人階級是“無産階級先鋒隊”，在所有階層中被視為上品，在婚姻市場中，工人一度成為婚齡女子的首選。因其政治地位高，這兩個階層的社會文化特徵，即文化低、行為舉止粗魯（大老粗）、生活品味差，都成了可以自傲的政治資本。這段時期説自己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包括將這個階層的標簽“文化低”往身上貼，是種階級自傲。這一點當然頗有中國特色，因為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雖然也尊重工農，但卻從未將沒有文化與受教育不足當作他們可以自傲的“資本”。
*流氓無産者精神的長盛不衰*
“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王朔借用書中人物的口表達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深刻認知。有人評説，王朔諷刺的是一種“身份喪失者”那種不顧一切的破壞慾望——因為流氓不被正常社會承認，游離于正常社會邊緣，因此是“身份喪失者”。這評説其實只對了一半，如果將流氓精神視為身份喪失者（遊民）獨有，那是對中國文化欠缺了解。事實上，身份喪失者不一定具有流氓精神，具有流氓精神的不一定是身份喪失者。流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實是不遵守社會通行的規則，甚至希望在自己強大之後有力量為他人制訂規則。小流氓是在破壞社會規則的快感中獲得滿足，大流氓則是在別人的服從中體味自己操縱他人與世界的快感。但無論是大流氓還是小流氓，其共同點是從不考慮別人的願望與利益。
我對中國文化中流氓精神的認知，是隨著對中共黨文化的認知日深而逐步深化的。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其實是以遊民為主體的流氓無産者革命，遊民精神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中共的政治文化當中，那就是鄙視知識分子與人類文明，並從破壞行動中獲得滿足感。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毛澤東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及蘇聯代表的共産文化分別視之為“封資修”，一律除之而後快。這種流氓精神還有一大特點，凡自己不能佔有或者理解的，一律破壞。比如，明末張獻忠覺得奪天下無望，於是以屠戮為快。但對於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説，認識毛所代表的流氓文化卻需要一個過程。本人直到本世紀初，看到中國走上政治精英流氓化、社會底層痞子化、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這條不歸路，方才認識到，王朔這句“我是流氓我怕誰”，其實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翼——江湖文化的鑰匙（另一翼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精神的士大夫文化）。
中國的精英階層流氓化非常明顯：官員的腐敗內幕之醜陋駭人聽聞（如下流不堪的情色日記等）：不顧一切地榨取，導致中國生態環境瀕臨崩潰；對自己生長于斯的土地從資源的榨取到人之生命的榨取，毫無人倫底線的器官買賣與屍體買賣；不僅社會成員活得毫無尊嚴，就連政治失敗者也毫無尊嚴。這種流氓文化浸染之下，不僅上層精英如此，不少底層中國人更是無原則生存，欺負淩虐更弱者以獲得生存資源的惡性事件時有曝光。只要能夠活下去，告密、當特務、線人、五毛，什麼都願意幹，而且還幹得理直氣壯。山西黑磚窯事件及陜西前幾年的“殺豬生意”，即騙人去煤礦做工，伺機謀人生命並偽裝成礦難事故，然後以死難者家屬身份向礦訛詐賠償，都是社會底層成員針對他人施加的毫無人性底線的暴行罪惡。
*“屌絲”：社會向下沉淪的語言表述*
“屌絲”一詞，凡中國人都知道其鄙俗不堪，它是中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産物。當絕大多數社會底層成員通過各種努力，比如通過讀大學、研究生，仍然無法改變命運之後，深感無望，於是乎如此為自己作社會定位。與毛時代將人視為螺絲釘不同，螺絲釘至少還是個機器上的零件，“屌絲”一詞的意思是，世界上有自己不多，沒自己不少，其存在價值無足輕重。之所以要使用如此鄙俗不堪的詞自況，除了自賤之外，還混合著一種自我賦予的自傲，大概是從“屌”字一族，即“老子不屌你”、“屌你媽，老子不玩了”這類粗口裏轉義而來。
這一寒門自賤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比如，魏晉南北朝的閥閱門第制曾阻斷底層英才上升之路。但當時那種寒門自賤，並未得到如今天這般廣泛的社會認同，也從未到今天這種拿自己不當人的地步。南北朝還是有一些寒門英才自重自強，力爭應有的社會地位。其結果我們也知道，隋唐時代，隨著門第閥閱制度的衰落與科舉制的興起，從此中國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白衣卿相。
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在經濟學説史上地位獨特的凡勃侖的解答為不易之理。他認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並非必然針鋒相對的，前者抱持一種看不見但十分堅牢的共同態度：工人階級並不企圖取代他們的管理者，他們只是試著去模倣他們。他們本身皆默認，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他們老闆的工作要不“體面”得多。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除掉較高的階級，而是設法讓自己成為較高階級的一員。正是這種心態，使社會得以保持平衡穩定——這話的意思是説：在社會上升通道暢通的社會，人人以能夠成為較高階層為目標，這是人類文明保持進步的活力源泉。
中國社會精英的不良作為，導致社會底層産生反精英情結，甚至對精英一詞表示反感。其實，台灣人在翻譯Elite，grassroots這兩個相對應的片語時，很有創意，將Elite譯成了菁英，即花與草木之菁華，隱含有無草根即無菁英這種共生關係。我認為沿用此詞甚好，可以提醒國人記住：草根雖賤，生命力卻強，且是菁英之根本；而失去草木滋養的菁英階層，早晚會喪失生存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