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老保釣崔少明兩年前在他的博客寫了一篇〈昨日之怒到今日之悲〉，讀了之後，八十年代在紐約時好辯理性的老崔若在眼前。今天我們搖筆桿講保釣意義和歷史，說破嘴皮也比不上他們那一代。崔少明在博客第一段清楚顯示他的敏銳觸覺，「本文特別用台灣的稱呼『釣魚台』，因為我們當年為了這個無人小島在華盛頓、紐約等地高呼『還我釣魚台』、『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時，聯合國只承認台灣政府」。
今天釣魚台變成釣魚島，原因很簡單，時移世易，台灣一九七一年從聯合國耷著頭退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主成為世界五強，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釣魚台變了釣魚島，然而一字之差折射出來的是變化，是與民族大義沒有關係而只有黨派之見的嬗變。
哪怕對第一次保釣有皮毛認識如我者都知道張系國的《昨日之怒》，這是華人社會第一部關於保釣的小說，書裏有慷慨激昂，更多的是意在言外。小說主人翁施平不算保釣健將，他在柏克萊加大的同房葛日新才是。施平勉為其難是保釣大軍裏一個小小的溫和派，釣運結束後，葛日新一往無前繼續他的世界觀，化學系博士沒去大藥廠打份好工而是在街頭賣肉包子。但是更應該留意的是，保釣運動在《昨日之怒》只是作為客觀的時代背景，全書旨在提醒當時尚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讀者，歷史上曾有一批留學生放棄一切只為了那東海無人小島，書頁之間講的是對威權政治的反彈及覺悟。在台灣政治低氣壓的年代，那片七平方公里不到的石礁是最大的政治樂園。
第一次保釣的氛圍和今天的不期相似。當年台灣與美國日本都有邦交，而且是反共盟友，同把台灣視作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目標對準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中共則在文化大革命火紅年代，工農兵成為毛皇帝御用鬥爭工具。日美兩國私相授受把釣魚台劃給日本管治，台灣蔣介石政權那時風雨飄搖，美國尼克遜與中共眉來眼去，亞非拉諸國正在聯合國準備把北京抬進去。蔣家岌岌可危，美國派人來說項，說中共入聯合國是大勢所趨，中華民國要麼退出從此與一手始創的聯合國斷絕關係，要麼就改個名堂留在聯合國與中共並存，美國的底牌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這兩樣是陳水扁二○○○年當總統後最想做的事，可惜的是發生在一九七一年；蔣介石雖被共軍追剿避走台灣，卻倒還有漢賊不兩立的骨氣——聯合國只能有中華民國，抑或沒有。結果如何，史書已一一細表，毋庸贅述。
與第一次保釣氛圍相似
台灣國際地位喪失在即，中共的國際人格又沒有多少人承認，釣魚台成了天涯海角無法觸及的孤島。美日見此當然不客氣，釣魚台從此落入日本。此時，幾千留美台灣學生走上街頭，要求交還釣魚台。對祖家在大陸的張系國來說，這是悲壯的一刻，也是向台灣人民顯示「團結就是力量」的時候，書中，張系國透過施平憶述，安娜堡保釣大示威，是他認知裏「海外中國人最團結的一次」。張系國帶出兩個主旨﹕一是中國人民必須團結，二是台灣是落地生根之處。一旦不團結，或者說，當施平覺得紐約生涯是浪費生命的時候，葛日新意外橫死，施平在機場準備重回久別多年的台灣省親，驚聞噩耗慟哭「不值得、太不值得了」，哭聲之中暗示回到台灣始是重生之路，從而帶出全書的隱性主旨﹕革新保台。
今次保釣勇士登上釣魚台，是四十年前第一次釣運的翻版——大陸和台灣阻止船隻出海，香港一葉扁舟遠渡重洋到濁浪排空的釣魚台登岸，這和當年中台袖手只有留學生捋起衣袖走上街頭有何兩樣？從保釣出海到登陸到被拘到放人歸來，中間到底有沒有中台折衝樽俎，還待更多爬梳，然而從表面來看，這次兩岸政府站在場邊當啦啦隊，落場拚生死的是那幾個本業是裝修判頭、的士司機的業餘保釣人士。因此，星期三下午「啟豐二號」剷上釣魚台，我在面書上看到最深入心坎的一條是「釣魚台不是中國的，也不是台灣的，釣魚台是香港的固有領土」，嬉笑怒罵之間的是對中台「大局為重」的嘲諷。
嬉笑怒罵嘲中台「大局為重」
釣魚台是廣義上的中國的近代史最痛。蔣介石受制於美日無法動彈，四海歸心變成眾叛親離，香港巿民不可能理解第一次保釣造成的人心大逃亡，當時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大半捲入這場運動，須知道六十年代能夠放洋的都是尖子中尖子，保釣一來，風捲殘雲的把這些精英吹到對岸中共懷抱去。老保釣今天間中還會想起一些同志，他們的父執輩都是國民黨的黨國高官，劉大任在《紐約眼》直認不諱，有人從台灣來美國，行前蔣經國囑他「好好勸劉大任」；劉大任父親是國民黨內的基建專家，被中央黨部召到會議室，那人把劉大任編的保釣戰報往桌上一扔，「看你兒子幹的好事！」
第一次保釣帶來的是台灣留學生對世界以及對中共的接近。我用上「接近」一詞，是因為台灣學生在一九四九年後所面對的思想軟禁，離開台灣後他們讀到島上不能讀的禁書；另一是通過世界看到一個他們在台灣想像不到的中共。必須指出，保釣運動是中共對台灣知識分子的凌厲統戰，一群跟父母戰敗之夜流落台灣的年輕知識分子，大學四年後服過兵役，到美國之後被中共的「人民中國」觸動，成為從此對中共矢志不渝的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保釣五人小組秘密訪問中國大陸，周恩來與他們從晚上九時談到凌晨四時，這批學者學生回到美國後，在大學校園放幻燈片介紹新中國之行所見所聞，場場轟動。
《昨日之怒》成書於八十年代，在今天香港鋪天蓋地表揚勇士凱旋歸來的熱潮再讀一遍，表面上似乎過時。然而燈下翻閱，《昨日之怒》對如今的中港台保釣熱有一點點晨鐘暮鼓——第一次保釣最後得不到運動開始時期許的結果——一九七一年末，中共加入聯合國，台灣退席；翌年九月，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在書齋會見並贈以線裝版《楚辭集注》，田中角榮途中寫下七絕「國交途絕幾星霜，修好再開秋將到，鄰人眼溫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氣深」，成為日本傳媒大大的花邊。
中日友好扼殺保釣空間
可以想到，在各得所需（中共打開與日本關係，全面與西方建交的一刻終於來臨；日本則是爬過美國與北京建交，報卻尼克遜訪華之辱），釣魚台變成用完即棄的外交代用品，中共以「擱置爭議，共同發展」把釣魚台這一燙手話題冷凍，日本看到中共如此當然眉開眼笑。「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戰」成為中日關係講話文稿的必須用句；七十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日資寶山鋼鐵廠在上海拔地而起，日本朋友遍天下，更沒有想起保釣的空間了。
留美台灣學生則經歷保釣由熱而冷的冰火二重天，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一面倒的中國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原來這幾年天天在保釣刊物上讚頌的偉大祖國原來幾乎帝制復辟，遂而「覺今是而昨非」，留學生留在美國固然大有人在，回到台灣參與革新保台大不乏人，也有人堅信中國人的前途在大陸，回到北京教書的不在少數，釣魚台就在各奔前程之下成為次級議題。這一過程是痛苦的，有人主動與社會割裂，留下更多時間給自己反思這一段火紅歲月；有人與保釣運動從此如同陌路，把更多的心血放在別的方面，例如做生意。
《昨日之怒》比起上述保釣同志相異的是，書中主角葛日新是被大貨車撞死作結。這是張系國的心結所在，他是匹茨堡大學電機教授，有志念工科的澄明心境，他看到保釣運動的大志不能遂的悲劇結果，中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都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個與日本就釣魚台兵戎相見的時空之下。張系國把《昨日之怒》最勇於保釣的角色葛日新寫成命喪意外而非命喪保釣行動，更不是頤養天年，我一直在猜，張系國內心深處是希望保釣這一圖騰能夠永葆天年，這才有葛日新死亡而保釣長存這一結局，不帶一絲遺憾。
保家衛國目標重現
對於年輕一代來說，今年保釣登陸是二○一二年暑假的難忘回憶。兩支五星旗和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嶙峋石灘上出現的一剎，是始於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的夢魂縈牽的最終期許。然而，二○一二年的保釣也是殘酷至極的一次，它把一個難以即時實現的保家衛國目標重新放在人們面前；對於一九七一年的第一代保釣健將，這是四十年期待的實現，對於二○一二年的第三次保釣一群而言，這是一場徹夜難眠漫漫長夜的第一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