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說他「內聖外王」，則甚為牽強。況且我們今日評議他，也不是以評議人物為目的，而是因為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剖面的文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為，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概況。
劉秀的六世祖為長沙定王，是西漢景帝的十四個兒子封王者之一。以後他的祖先歷經侯，太守，都尉，縣令，疊次由貴族下降，經過上層中層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時代，劉秀曾在長安上學，因為資用不給，他和同學集錢買驢，而由從僕牽著替人載物取值。他也曾出過面經理他叔父的訴訟，也曾在災荒的年代出賣穀物，所以為人精於計算，在社會上講則屬於中下級的紳商。
以後和他起事之任將帥者，大概與他背景相似，也代表著一個富於流動性的社會階層。吳漢則曾為馬販，鄧晨為官紳子，「大樹將軍」馮異為五縣郡椽（等於近代道台的科長或書），王霸為獄吏，李通為富商，只有王常從綠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這些條件也使我們想像王莽末年，「寇盜蜂起」由於民變波及到中層社會，才引起全國反叛，到這時候劉秀與他的哥哥劉演才糾集「賓客」，舉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攝身分，做過多年「假皇帝」，也做過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認為「起義」。劉演發難，各家子弟都還避匿，後來聽說劉秀也已參加，才說：「謹厚者亦復為之」，於是打破了造反與起義間的隔膜。但是也還賴劉演之說服王常，拉攏來屬於綠林的「下江諸將」，劉家的「漢軍」，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軍事實力。而且這些人物也多是年輕人。光武起事時二十八歲；在最初不願參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時，方始參與的鄧禹，二十四歲；另一個在北方投效的將領耿龠，才二十一歲。
劉家兄弟雖在這次運動裡起了領導作用，代表劉漢光復的卻不只他們二人。族兄劉玄更擁有綠林所屬「新市兵」的擁戴，於公元二十三年被立為皇帝，是為「更始帝」。他因為嫉妒劉演的聲望，因故將他處死。劉秀不但不為兄報仇，也不哭泣服喪，反親見劉玄，表示並無芥蒂。他可能在這時候，就已策定了今後的長久計劃。在當日全國獨立稱王的有十多個集團。王莽擁有從洛陽到長安的地盤。更始帝及所屬綠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過河南西南向這地區前進。山東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覬覦同一地區，他們遲早必殺得你死我活。並且這整個大區域，漢人稱為「關東」，是連年遭受天災損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見得可以整頓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個月內，獲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虜將軍的名義和劉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綏靖各處，這才給他造成一個獨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時候給人打垮的機會。他北行之前，以寇恂為河內太守，防制其他部隊渡河追其後尾。茲後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劉秀北行抵邯鄲，此地即有王郎稱帝，他也自顧力尚未豐，只採取迂迴戰略，逕向極北定縣薊州各處，一路以勸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幾萬人的兵力，於次年春夏之交，才回頭拔邯鄲誅王郎。這是用南北軸心作軍事行動的方針，以邊區的新興力量問鼎中原，超過其他軍事集團的戰略。
公元二十五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嬰又被人擁立為帝。此人也確實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繼承漢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劉玄也要去討伐他，使他身首異處。劉秀則僅須在側觀望。到這年六月，他才在「諸將固請」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爾後幾個月內赤眉入長安，劉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殺。光武則先收復洛陽，次收復長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陽長安間的根據地就再未受任何嚴重的威脅。雖說各方的征伐仍曠日持久，一直到公元三十六年最後一個對頭公孫述戰死於成都，光武帝劉秀才算削平群雄。
劉秀要統率駕馭很多不容易領導的人物，而都能夠補短截長，互相牽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謹厚的聲名和天命的心理準備之外，他具有領導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時他對大小事宜，都親身督察經營，毫不鬆懈。他經常在局勢艱危的時候，冒生命危險親臨前線。有人說他平生「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我們也可以想像大敵已居他預料之中，若不規避，一定是準備好一決雌雄，所以能臨危不懼。反而是小敵會出其不意的出現，需要警惕，否則處置不當，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此看來，光武帝劉秀不僅有軍事頭腦，而且有作大將的才幹。
《後漢書》〈耿龠傳〉說耿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孫述傳〉說成都已降，吳漢仍族滅公孫氏家屬，並縱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紀〉也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吳漢都成都」。可見得當日作戰時的殘酷，而中興仁義之師尚如是，其他「賊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三十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詔稱：「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於是大批裁員，「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可見得自公元十七年綠林起兵以來，中原鼎沸，加以蝗災迭見，內戰頻仍，全國人口減少，無可置疑（只恐怕不會由近六○○○萬突降至二一○○萬）。同時各起兵的都有「賓客家室」參加，有時這些附屬人員也參入野戰軍之內。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圍，經常逾月。各軍的輜重車輛，動輒幾千。這些史料，也使我們聯想到軍事組織之中必用社會中層人物為此設計並籌辦聯絡後勤等事項。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條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戰事淘汰，又可能較一般住戶程度更深。
公元二十八年東漢的官方記錄中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王莽末天下大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孫述敗後，才由成都傳送郊廟樂器，葆車，輿車輦於洛陽。與之相連的文字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周役，務存簡寡，乃至十存一焉。」
綜合上面各項資料，可見得劉秀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經過大量流血之後，相次緩和，不僅人口劇降，中層階級也受打擊，文官集團，有待重建，各種作朝廷裝潢的文物，尚不齊備。所以他一面「與民更始」，將田賦恢復到文帝時三十分之一，一方面嚴刑峻法地稽考文冊。公元四十年「河南尹張汲及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這種外柔內剛的辦法，再加以符讖的意識形態，就使他完成了中興大業。
當日君權世襲，中央集權又無法放棄，我們企盼劉秀改弦更張，可能有些過分。但是我們讀到酷吏列傳中的雒陽令董宣（雒即是洛，因東漢自稱以火德興，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將公主家的殺人犯置之於法。當日又稱「貨輕錢薄」，則是民間需要有力量的貨幣制度，使物資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劉秀連問題都沒有考慮得到，也可以說他雖是超級政客，軍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東漢的十三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後一個禪位於曹丕的獻帝享年五十四歲之外，其他沒有一個活到四十歲。桓帝去世時年三十六，靈帝三十四，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沖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十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一百五十九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梁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後，他家裡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佈，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二十年。只是這時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於「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係，寫在他的《前出師表》裡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後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麼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麼漢亡之後，這種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後漢書》裡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裡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髮，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倣傚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緻，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鬆的斜掛髮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採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複雜的情事，卻又將重複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三萬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陞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創立門第。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餘，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後，條文複雜，內容簡陋。尤其對於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遊民，因之視「兼併」為畏途。《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註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務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後三百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稜，加於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於死地之日，東漢還有六十一年的壽命。可是梁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地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臺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後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十四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一百六十五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衝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後台老闆都是朝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後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裡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並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卿，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後也迭有浮沉，終於靈帝朝宦官與名士鬥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千餘，也受禁錮。事在公元一六九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裡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萬事實的工具。張讓是宦官領袖，後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裡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於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於黃巾賊造反，或歸咎於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於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後。公元二百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於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餘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於屯田。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於現存體系之外。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裡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複，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