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混象內耗和梁振英的困局的解套之道，「掣」在中國，不在香港。
香港只能消極守護百年所成，不能積極創制建制，除非中國像秦始皇對「鄭國渠」那樣一念之間由否定變肯定，否則要求香港和港人「樂觀、進取、積極、有建設性」是緣木求魚，香港沒有能力和認識，中國也不允許（沒有胸襟和認知）。
秦始皇元年，韓國派工匠鄭國勸秦國建水渠系統連接涇水和渭水，目的是消耗秦國國力，以拖延秦滅六國之策。秦始皇算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發現陰謀後，不但不殺鄭國，反而繼續工程，建成後治水治旱，造就關中沃野千里，遺愛二千多年；短期則令秦國國力大增。
秦始皇引「陰謀」為己用
秦始皇撇開「亡我之心不死」的鄭國的主觀意圖，只看事物的客觀性，服膺客觀規律和效果，認識到築渠雖有消耗，但有新生，相信鄭國講的「萬世基業」，故此引「陰謀」為己用。
客 觀上，香港是英人予中國的「鄭國渠」。百多年的「香港鄭國渠」既包括重商利商社會、經貿金融、行政主導、管治和行政體制、（類）三權分立和法治、中產社會
和公民社會、政黨和媒介。不過，如今的中國卻沒有秦始皇的識見，未走過歷史創傷，未打開「歷史心鎖」，不能客觀看到百多年建成的香港既是「消耗性」，又是 有生力量，不相信港人踐行的政經、社會和文化客觀上是「萬世基業」。
一如二百年來面對西方異質異端時嚴守華夷之辨，中國自我神聖，「且看誰 家天下」，對港「從屬關係」第一，「以「我」為主，以「我」為標準、為現實，凡事第一先問「誰說的、誰的意思、什麼地位、什麼份量、什麼目的」，只問權力
位階和主觀意圖（誰跟我、誰反對我、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敵人反對的我贊成、敵人贊成的我反對），不顧客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
每當出現中港矛盾和差異、中西矛盾和差異，中國必在「你我劃線」的主觀唯心框框中，只問「你我」、不問「是非」，「寧要中國的草、不要外人的苗」，甚而亟亟於追獵「忤逆、不教」的反對派，不惜代價，不怕與天下為敵，自搞一套、自成世界。
香港原有的多體制總運作系統，是中國人第一個相對合理的（類）現代社會與文化、政經體制和運作模式，特點有五：一、以個人實體性為基礎；二、把總體「分」，
設置最低限度的管治和法治基建，「分」中求「合」；三、開放多元、自由互動和公正競爭，形成「動態平衡」；四、由下而上參與社會與市場的淘汰和發展，形成 「交鋒和諧」；五、政經體制的上下對流互變，形成多元人文價值與思維、思想感情、認同與歸屬，形成「對立認同」。
1997年後，中國虛虛實 實「改造香港」，卻不知底裏，實務只為虛妄服務。出於虛的是歷史創傷和民族主義，出於實的是利益和權力分配，兩者之間是「體制設計及運作、官民關係及實
務」。中國一統單元由上而下，截斷了香港的由下而上的資訊和決策、管治和政治，破壞百多年的「個體性，自由自主多元互動和競爭體制，由上而下的社會與市場 運作，堵塞政經體制的上下對流互變，阻窒（類）現代人文價值與思維、思想感情」。
香港的混象內耗，以及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困局，是中國破壞香港原有體制後的後遺症和併發症，香港難以有效管治。
九七前香港社會的政經正規體制設計上比現在更專制和封閉，更「前現代」，但運作更有效和更（類）「現代」，更令港人（當時和現在）滿意。
關鍵之一是，英國和中國對香港的定位和定性，以及英國和中國對「英國與香港」和「中國與香港」的關係的定位和定性。百多年來香港戴着鴉片戰爭的原罪，成為中英雙方的化外棄嬰，中英近乎「合謀」利用香港互相接駁，但求實利實益，不計其餘，放任香港自由、自生自滅。
三 十多年前九七問題時，中國一改百多年由滿清、民國到現在三朝對香港的距離感，以千百年的正面反面天經地義「親情義理」灌注香港，口講「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實則大大小小、上上下下、虛虛實實無孔不入改變和改造香港模式，破壞香港政經、社會及文化的體制和運作、脈絡和氛圍。
英式殖民主義和 方式有別於法國、德國和日本的要求文化認同和同化，英人只求實利，殖民地最重要是維持全球商貿金融網絡的一個穩妥環節，個人與群體的思想感情、知識和資訊
只要不擾秩序，可以放任自由。英人文化的個體主義、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體制精神和專業精神也造成殖民地的相對獨立自主自治。
香港打開中國歷史心鎖
二戰後，蔣介石要收回香港，受制於英美合力。毛澤東利用香港的資本主義特性插進西方，不理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的義理情懷，只是重申主權，任由英國管治，供水供食品配合。
鄧小平補毛澤東的空缺，從中西方五百年現代化的比較中看到香港的（中體西用）意義和功能，但不自覺，也只限於實用主義的器用和「管用」，沒認識「香港鄭國渠」客觀上的文化內涵和人文底蘊（他大概一如絕大部分中國人和香港人不認為香港有文化內涵和人文底蘊）。
「香港鄭國渠」，一是示範秦國本位的客觀作用的現代版——香港是中國現代化的參照體系、座標和方向；二是超越中國本位的國際意義。
近十多年有人提中國中心的「東亞共同體」、「儒家文化圈」和「華夏共同體」，都引起外國不少疑慮。日本滨下武志研究香港，看到香港是二十世紀華人世界、中西方和全球唯一能共同接受的平台。香港能中國所不能，獲全球接受。這是「香港鄭國渠」的國際關係的國際意義。
「香港鄭國渠」的意義，是以現代客觀性迫中國擯棄千百年的天朝主觀世界觀，對香港、對中國自己和對世界。香港等待、促進中國打開歷史心鎖，為香港開掣，為中國自己和為世界開掣。
香港學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