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麟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併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一九七四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髮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地模製，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製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麼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製，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麼不採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四％或五％，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十－十二％。然而一九四○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四十六％。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四十二．九－六十三％。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六百五十一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記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八十％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裡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二二七○年，有旱災一三九二次，水災一六二一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飢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裡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七百二十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六百四十七年晉國發生飢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飢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飢」，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二四三年「蝗蔽天下」，二三五年「天下大旱」，前二三○年和二二八年均是「大飢」，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凶年飢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常被提見的人。《漢書．食貨志》有段記載：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魏文侯在位於公元前四百二十四至三百八十七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間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現著中國封建制度業已崩潰，各地域間的諸侯組織全民，發動生產的情形。《漢書．食貨志》裡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農作納稅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農家僅有極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運與上述小自耕農的生存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因素，一經透過歷史，成為中國以後兩千四百年立國的經常狀態。
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為什麼中國的歷史，在先秦就有這樣的特色？我們追究當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國的農業，開始於黃河中流的黃土地帶。黃土的土壤能夠垂直的堆砌，內中保留著很多由下至上的細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夠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質疏鬆，在農業初興的時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這地區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時在這地區出現無數的初期農業部落。將他們予以有系統的組織者，乃是周朝創業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設計，以「禮」為依歸。所以有一部《周禮》的著作，至今仍傳說作者為周公。
《周禮》的現今版本，在公元前後出現時即被斥為偽書。例如銅質貨幣出現於東周，較周公要遲好幾百年，而《周禮》已經提及鑄幣的衙門，還解說政府要經常巡視市場，以糾察物價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標準。這書裡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領土方千里，是謂「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見方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內的諸侯因距王都的距離不同，他們向中央政府應盡的義務也有差別。其實周都鎬，在今日西安附近，並未向外每邊等距離的拓地五千里。以當日技術之簡陋，既不能在地圖上精密的確定其疆界，也無從於實地立樁勒石。
《周禮》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學者爭論的淵藪。有些人說每八家各有地一百畝是為私田，其中一百畝是為公田，有《詩經》為證。又有些人稱井田之井為長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說井田整個不可能，全部係杜撰。
我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日行政的精髓，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種觀念，卻只用書中的一兩句話，就已解釋得明白。其癥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遺下的資料，也看過宋朝財政的數字，以及明朝的統計，回來對井田制度的結論，則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乾，非不可能，如果確有此種機會，中國的官僚就會按文字行事。可是實際上最理想的辦法，通常也不過將假設幾何畫案遷就於實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協而成長方形，甚至百畝變成七十畝五十畝，八家以七家六家頂著算數，都無不可。總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謂「禮」，也有一種廣泛的解釋。傳統所謂「禮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糴」（即鄰國有飢荒，吝不加以糧食接濟）一事解釋，就是所謂「非禮也」，不僅不禮貌，而且不合情理，違反處世的基本原則。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編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臺了。
公元前六世紀以後，這種制度即無法維持，因為人口激增，貨幣通行，客卿活躍，戰事動員波及全民，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制的辦法，國君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計劃經濟」行於公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之間，其「盡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約束。商鞅在秦國變法，行於公元前三百五十年，更是全面掃除封建，而整個的代之以「郡縣制」。此門一開，國君統制全民，土地可以買賣，官僚不再世襲。所以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
從李悝的計算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仍，食糧價格極不穩定。《史記．貨殖列傳》也說「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貴時石值銅幣九十錢，賤時低至石二十錢，相差四倍半，即算平價仍有兩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到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成為「末業」。傳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再則貨幣的流通，也以供食糧流通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只有兩大系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間。又因食糧價格波動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無，也可以「背糴居奇」，這樣又順便解釋了傳統中國對商人歧視的由來。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到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法學家Herrlee
G．Greel即堅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已擁有二十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制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悝「盡地力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說他的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籠罩著大量農民，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