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魚蛋背後──有恃無恐的權謀政治

香港已陷管治失效、政治失敗的局面，但掌權者沒有意識到危機，嘗試平息各方憤怒及矛盾，及委任獨立調查借檢討警民衝突原因去修補裂痕，重建信任，反而再次趁機以強人平暴姿態出現，爭取政治本錢。

魚蛋革命、魚蛋騷亂，抑或是魚蛋暴動，任何稱呼都改變不了未來，香港大規模騷亂一觸即發的形勢。梁振英認為年初一這場旺角騷亂，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姑息容 忍；同理，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地方，都不能容忍姑息一個以政治鬥爭掛帥，以製造人民內部矛盾為管治手法的行政首長。現實上，香港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特首，亦因 為其毋須向香港人問責，可以在雨傘運動之後一年來，有恃無恐，步步進迫。一串魚蛋的背後，牽扯出這幾年香港管治所出現的質變，影響深遠。

香港人一直重視政治秩序及穩定，但卻沒有足夠的耐性及知識去理解英治百多年以來所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礎，也只有在這脈絡下，大家才能理解這幾年的政治鬥爭，其暴力及破壞性，對香港政治文明的衝擊，遠遠超過旺角激進示威者向警察掟磚（擲磚）及擲卡板。

政治文明倒退英殖百多年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是由「表子」、「裏子」兩套系統相輔相承建立起來，殖民地本質是外來政權， 所以裏子是一套嚴刑峻法，英文稱之為“Draconian”，權力牢牢控制在殖民地總督之手，例如今天政府常常拿出來的「公安條例」就是嚴刑峻法的工具之 一，香港法例還有大量權力掌控在行政機關之手。但在這套殖民地體制不會輕易露出真面目，我輩能目暏的只有1967年左派暴動，背後不是英國人仁慈，而是嚴 刑峻法不利有效管治。

殖民地「表子」，是一套以文明理性作為基礎的間接管治模式，包括諮詢式制度、民意代表、政務官程序理性及公義、相對自由的社會及精英吸納系統。這套間接管治模式經歷百多年演進，成為1990年代香港有效治理，以及相對文明、現代化的政府管治模式。

港澳辦前主任廖暉曾歸納為四個字：「一團矛盾」。這種描述並非有貶意，而是準確把握香港政治秩序的特色。間接管治的精神是與殖民地不同利益集團合作，總之 大家有共同利益，認同港英為「大佬」便可，毋須效忠英女皇及執政黨，而倫敦也不會在殖民地培植自己的利益集團。用大陸政治術語，這就是英國人的「統一戰 線」工作，由於是以利益為主，劃線就十分寬鬆。百多年來香港政治本色就是「不同程度的灰色」，而不是黑、白，更不是紅。

香港在九七後管治的變與不變，主要有兩方面。首先，在脫殖方面沒有根本性改變，因為殖民地體制是建立在嚴刑峻法之上，具有壓迫性，而這些法律大部分由特別 行政區繼承。表面那套政治文明，則由間接管治邁向直接管治方式。這就是梁振英所講的所謂特首雙重問責論：既向特區負責，也要向中央負責。其中向特區負責是 虛的，因為他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向中央負責是實的，這體現在北京規定他述職報告內容及座次安排可見端倪。

而與殖民地間接管治最大分別，是共產黨在香港直接有龐大的政治建制力量，主要體現在編制尤如執政黨的中聯辦系統，有地區辦事處、功能部門及統籌特區各級選 舉，掌握政治利益分配工作。十多年下來，客觀上已成為雙元權力中心，或2009年時任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所倡議的「第二支管治隊伍」。梁振英的管治手 法，背後是有共產黨認可並支持，因為當香港處身尖銳的鬥爭前線時，大家都可從中得到政治利益。

以强硬掩無能

2012年7月梁振英上場，由建制少數派成為掌權者。按常理，他應如其承諾建立「香港營」，重新團結分裂 的建制派；一如港英年代建立廣泛的利益夥伴。但他的政治盤算並非如此。他很快認為自己無法取悅主流，統戰工作困難，最重要的是在溫和路線下，他亦無法成為 建制共主，反而會是曾鈺成、政務官或港英建制派得益。梁於是選擇了走强硬路線，扶植自己系統，黨同伐異，以政治鬥爭作為管治手段。

由於香港過去沒有什麼意識形態鬥爭經歷，梁要強硬就必須先製造敵人，而且敵人就要在香港內部，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英美勢力，這時正好遇上了全球爆發的青年 社運。香港的公民社會在九七後才真正起動，至2003年七一遊行正式成形；但真正在政治上成為一股挑戰政府力量，是2010年反高鐵運動。

過去泛民政黨社運是形式主義掛帥，求求其（隨便）發張新聞稿走過場便算；因為他們真正工作是與政府交易，一團矛盾、小罵大幫忙。80後青年參與社運是全球 現象，互聯網社交媒體將素人組織起來，傳播過往被本地主流排擠的價值信念。「世代翻轉」現象已出現了近十年，上屆政府已被迫得手忙腳亂，但曾蔭權仍沿用英 治時代灰色政治方法，用政治手段拉攏泛民，以孤立激進派。反高鐵運動沒有變成大規模流血衝突，關鍵是當日配合政府剪布付諸表決的財委會主席是民主派的劉慧 卿，而不是建制派議員。

梁製造政治敵人的手法，沿用毛澤東文革的極左手段。首先是政治掛帥，凡事先問是否自己人，將泛民及自由黨都打成政敵，訓斥局長並禁止出席自由黨及民主黨黨 慶活動。另一方面，他政治水平有限，仍停留在80年代港英鬥爭思維，沒有能力與社運青年就社會發展價值溝通，因此對「世代翻轉」的回應方式是強硬壓制，結 果上場後「國教科」一役，被學民思潮打得灰頭土面。
在佔領運動後，梁應該要放棄鬥爭，同青年和解，但他最大的動作反而是拉高矛盾，首先是在《施政報告》中竟然剎有介事地批港大《學苑》及《香港民族論》。港 獨本來不成氣候，反被批得氣勢高漲。須知香港青年激進化並非受港獨信念驅動，而是對內地及梁振英的管治手段不滿，不滿中港矛盾出現時政府總是站在內地一邊 讉責香港人，也厭倦共產黨那套愛國民族主義維穩手法。打港獨同時暴露出梁充滿政治計算及謀略；他需要樹立政治鬥爭的敵人，捧出一個港獨危機。
第二個大動作是選派言論惹火、同樣以鬥爭為己任的人物加入港大及嶺大，開闢另一條整治大學生及知識分子的戰線。總之就是要香港在傘運後仍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