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錦樑局長2月3日在《明報》新聞網撰文〈程序公義
應有之義〉，恰巧在2月2日，運房局長張炳良就將高鐵的196億元超支撥款申請繞過立法會工務小組，直接向財委會申請，是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亦違反香港一直所重視的程序公義，令社會埋下更大的地雷。
立法會對鐵路工程撥款的既有程序，須先經鐵路事宜小組及工務小組，才能放在財委會審議。立法會本來已因眾多功能組別議員護航，可以讓各項「大白象」議案注定輕鬆通過，近年再加上「剪布」的做法，令立法會實在談不上是一個有效的審議平台。
行 政與立法的關係，在實力對比懸殊底下，本來就只剩下少許程序共識，讓立法會議員質詢政府項目，於有限的時間內稍稍揭露一下項目的問題而已。例如在2009 年高鐵在立法會的討論，工務小組及財委會合共就僅僅是開了6天。當時議會內外提出的「一地兩檢」問題、使用流量問題、工程技術問題等，在政府未有妥善處理 的情况下，撥款就被倉卒通過了。上述問題在這幾年間陸續浮現，歷史已證明當時的反對聲音是正確的。
前車可鑑，但當局現在仍對「一地兩檢」及高鐵使用量問題支吾以對，令高度自治及高鐵的效益帶來極大的隱憂。在未搞清楚法律及技術問題前便強行去馬，這作風
與政府所標榜的務實理性差之千里，亦實在難以說服香港市民額外從銀包掏出196億去為這超支基建埋單。有不少民間專業人士已提出停建高鐵，將現時的高鐵用 地改為房屋及文化創意產業用途，為社會帶來的效益甚至高於高鐵，這個方向在民間是大有支持的，政府有沒有理性審視過？
張炳良局長指如果不在 3月前通過撥款，便可能要停工，因此直接遞上財委會，接近以恐嚇香港人的姿態指要於兩次會議內通過，這談得上是公義合理的審議程序嗎？他又指，高鐵停工會
造成工人失業，但同時又在立法會另一會議指由於眾多基建，建造業人手不足而令公屋成本增加。究竟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難道長者基層青年就沒迫切性？
如 果時間緊迫便是理由的話，為何政府不去將目光轉一轉，放在其他民生議題上面？例如28萬個公屋上樓申請、30萬貧窮長者、正在輪候公營醫療的基層、住劏房 沒有結婚本錢的青年，難道他們就沒有時間迫切性？又例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已有近30年，政府都仍只在重複諮詢，愈遲落實，所需的種子基金便愈多。
幾 年前民間建議的方案，只需政府投放500億元的種子基金，現在由於政府遲遲不落實，學者的最新全民退保方案便需要政府1000億種子基金。這比高鐵更加爭 分奪秒，學者方案建議利用現時人口仍未完全老化的黃金機會，去做「部分預籌款項」（partially
pre-funded）的計劃；一旦過了這個階段，能有效處理將來的人口老化的機會更為渺茫。這個比高鐵工程更為趕急。
處理好社會的退休問 題，也是鼓勵了年輕人的結婚和生育率，以及創業發展，因為在減輕了年輕一代的負擔後才能讓他們有更多的空間發揮，這正好回答了政府掛在口邊，指青年人不生
育導致勞動力下降的長期趨勢問題，亦回答了為何年輕人對社會沒有信心的問題。中年打工仔也毋須過於懼怕退休生活，從而減少社會焦慮。政府聲稱高鐵會帶來經 濟效益，但全民退休保障帶來的更不止經濟效益，而是社會效益，包括提升了社會整合力、歸屬感及信心。這些都有迫切性，為何政府不盡快處理？問題是政府的目
光不是放在活生生的香港人身上。
議會無從介入 必激起更大抗爭
高鐵超支已令香港損失公帑，政府是否要繼續以強硬手段令香港輸
掉程序公義、輸掉民生保障、輸掉民心？當政府違反工務小組的程序共識，議會無從介入時，必然會激起社會作出更大的抗爭。現時反對高鐵的團體已經集結力量， 在2月審議高鐵時在立法會外集會支持拉布議員反對撥款，甚至有機會醞釀成新一波的大型抗爭運動。
作為一個有經驗的管治者，不可能沒有考慮過
以上問題，梁振英政府施政手法的日益粗暴，只是反映了其對民生、民意，對抗爭運動，以至整個政府國際聲譽的不在乎。其目的或許正如坊間一些心理學者所說， 是要透過不斷的挑釁及強硬不讓步，令抗爭者因為日積月累的挫敗漸漸得到一種「習得的無力感」，最終大大削弱公民社會的銳氣。
倘若如此，他們 似乎缺乏考慮當公民社會的參與者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及組織，當事件一次又一次更深刻地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時，公民社會的抗爭意志會急劇上升，這亦肯定非
中央願意見到的情况，最終對其競選連任特首造成重大的變數與陰霾。一味只懂與民為敵，不懂在重要底線上收斂的政權，其實無論如何都是自掘墳墓。
作者是香港專上學院
傳意及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