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一場民間推動的改革
公共衛生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也不單源自瘟疫、現代化，而與社會秩序重整、民族國家發展息息相關。正如電影《香水》的歐洲城市長期以來污水處處、烏煙瘴氣，英國也不例外。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因為不同團體的支持，主張不干預政策的英國才出現了一場公共衛生運動。
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由民間到政府皆視個人自由是不容侵犯。因此，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不同，英國只有因應疫症爆發的隔離措施、濟貧法（Poor Law）之下的有限度醫療服務，並沒有強而有力、全國通行的衛生系統，因為這不單牽涉大量稅收，更被視為國家侵害個人自由的暴政。直到在1842年Edwin Chadwick發表一份報告，英國才開展一場公共衛生運動，例如訂立Public Health Act、設立General Board of Health並任命Chadwick為首長、倫敦地下興建了巨型排污系統。
效益主義助改革抬頭
為什麼早期被指為暴政的改革能夠開始？首先，社會改變了生病的理解。人們不再相信疾病源於體液不平衡，改為接受瘴氣（miasma）等環境因素才是致病原因。今天醫學而言，這種強調環境因素的致病論看來可笑，但是細菌病學尚未出現之時，它卻提供了國家干預達至預防疾病的理論基礎。
即使預防疾病變得可能，任何改革沒有社會支持也是寸步難行。這場改革的關鍵在於不同社會力量的支持。其一是它符合當時流行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身為效益主義始祖Jeremy Bentham的秘書和信徒，Chadwick提 出的改革儘管侵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它促進國民健康，從而提升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實力，因此獲得效益主義者的認同。其二，即使改革加重稅務負擔，自從工 業革命興起的資本家同樣希望擁有健康的工人，因此他們視改革為必要之惡。其三，改革與當時人道主義運動的目標一致。啟蒙運動後，一班受人道主義影響的教徒 推動不少社會改革，例如電影《奇異恩典》提到的廢奴運動。其後，他們同樣支持衛生改革，因為他們不但同情死於疫症的低下階層，更明白三餐不繼、隨時死於非 命的基層不可能有閒情讀聖經、返教會。由於以上幾股力量的支持，強大的衛生系統在英國漸漸成型。
香港：一場半推半就的改革
香港由無到有的衛生系統源於港英政府的管治需要。與英國不同，香港的衛生改革不是來自民間的壓力，也不是為了引入現代、文明的制度，而是為了回應威脅殖民地存亡的傳染病。
在1842年， 不但英國開始衛生改革，香港也正式開埠。自從大航海時代，即使歐洲各國為了拓展殖民地、已發展了熱帶病學，船堅炮利的英國人卻發覺得這個小島遠比想像的可 怕。亞熱帶的氣候加上大批英軍、華工來港，香港變成了疫病溫。來自溫帶的英國人天生缺乏免疫力，所以在開埠一年後的暑假，一種名為「香港熱」的疫症爆發， 奪去了四分之一的英軍和十分之一的歐籍平民性命。除了這種後來證實為瘧疾的疾病，跑馬地的香港墳場見證了各種熱帶病如何比清兵的刀劍、槍炮更可怕，像殖民 地醫官Dr. Harland在港服役時病故。除了熱帶病，性病是另一種威脅。從香港墳場埋葬了一批日本妓女，到鄭宏泰、黃紹倫發現一份份財政獨立的妓女留下的遺囑，都側寫了早期男女比例失衡造成妓寨處處。伴隨娼妓的各種性病則嚴重打擊了英軍的士氣。
剛經歷公共衛生運動的英國 官員來到這個危險之城，自然留意這裏的衛生情。見到病重的士兵、官員和不敢來港貿易的商人，他們發覺傳染病已經直接威脅這個為英國全球貿易而立的殖民地存 亡。因此，港督軒尼詩曾經說﹕「香港的衛生情一直是他們重要的考量。」平日的管治更反映他們重視英國軍民的健康。新界六日戰爭後，港英政府設立大埔警署以 監視新界鄉民。朱凱迪指出，為了令警署內的機關槍手有更廣闊的視野，所以警署設在今天的差館山之上。但這個戰略要地鄰近瘧蚊繁殖的農地，大批警員因而染 病。於是港英政府不但填平附近農地，並在今天的大埔滘興建公務員宿舍。同時，為了對付性病，港英政府決定讓妓寨合法經營，並向其徵稅以建立一所性病醫院。 根據英國國會紀錄，他們認為這些措施行之有效——「妓寨裏所有妓女都經過登記，並且殖民地醫官定期監查她們身體狀。一旦有病，她們會被送去性病醫院隔離，直到病癒方可出院……」由於倫敦的反對，港英政府在1847年撤回上述措施。但10年後，得到駐港英軍支持，港英政府再次推行這種針對染病妓女，卻對帶病的男性顧客視而不見的政策。同一時間，華人一旦生病，就只能自求多福。若自知命不久矣，他們通常前住位於上環的廣福義祠等死。直到英文媒體報道義祠門外有大量病人，而且衛生情況惡劣，才迫使港英政府在1870年撥地予華人精英創辦東華醫院，讓華人社會解決自己的衛生問題。由此可見，重英國軍民健康、輕視當地居民需要的衛生系統開始成型。
不得不面對華人健康問題
直到1894年，香港經歷另一場疫症，衛生系統終於伸展至華人社區。源自雲南的鼠疫在港橫行了30年，共奪去2萬人的性命，其中第一年已有2000人 病故。即使居住環境通常較佳，大批歐洲人同樣染病身亡。儘管當時尚未清楚疫症的病原和傳播方式，港英政府卻矛頭直指太平山區的華人社區，認為他們人畜同處 一室的不潔生活方式是疫症的源頭。為了防疫，港英政府打破一直以來的間接管治政策，強行在華人社區推動衛生改革。首先，他們出動英軍搜查並遣送7000個患者到隔離醫院。其後，他們立法收回太平山區、放火燒區內384間民房，並在遺址興建細菌學檢驗所和卜公花園。最後，他們開展一系列公眾衛生的立法程序。早在1882年，港英政府邀請Edwin Chadwick之子Osbert Chadwick來港撰寫一份改革報告。由於面對何啟為首的華人精英反對，所以一直沒有實施報告內的建議。但鼠疫爆發後的7年內，定例局通過了10條公共衛生的法例。1902年，Osbert Chadwick再獲邀來港，並提交了另一份改革報告。1年後，公眾衛生及屋宇條例正式通過。自此，港英政府正式規管屋宇建築、供水、排污以預防疫症。由於這些規管減少了樓宇租值，因而華人精英再次反對規管。但是，這條法例一直生效直到香港淪陷。自從實施上述衛生措施，歐洲人在香港的死亡率由1860年的6.5%跌至1930年的不足1%，而同期英國的死亡率大約是1.2%。對歐洲人而言，香港再不是有去無回的墳場。終於，經歷超過半世紀的殖民管治，香港發展了一套強調疾病預防以保障英國軍民的衛生系統。
誰能繼續書寫香港故事？
簡而言之，公共衛生不能簡 化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而是不同政治、經濟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即使它不是自有永有，不代表我們全盤否定公共衛生，反之深思背後的歷史，方可理直氣壯與別人 辯論衛生的重要。香港故事同樣是如此。即使呂大樂寫過「香港故事不易講」，但是香港故事不應該停留麥太口中「從前有個小朋友講大話，有一日佢死」的水平。 不單受制於香港意識的淺薄，書寫香港故事現實上同樣困難。不少人打從心裏認為香港研究不登大雅之堂，並將目光投向地大物博的中國。正如過去幾星期的再思香 港系列，蔡俊威指出重構香港主體性的前提是香港研究必須遠離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神話」。為了抖擻上路，我們應該更純粹地重構香港過去的發展。 可是，除了也許已是最後一代的香港年輕學子，誰還有興趣繼續書寫未完的香港故事？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