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明報》刊登了筆者與陳弘毅的訪問。我與陳弘毅從來沒有溝通過，出發點也不全一樣，發出的訊息卻是不約而同：請港大校務委員會回歸到正常的程序運作。港大委任副校長的風波，看來一時的拖延，難以真正平息。
本欄曾經在年初，評論有報章純粹以政治推理， 批判港大教授陳文敏（〈奇怪的政治推理〉，刊2月6日）。隨即有評論認為筆者是「撐」陳文敏。其實，筆者關注的，不是陳文敏是否擔任什麼職位，而是香港素來享有盛譽的高教管治，因為短期的政治考慮而受到損害。
所謂撐陳文敏，是因為論者帶着純粹的政治界線來看問題。在他們看來，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支持陳文敏的，一種是反對陳文敏的。政治立場是大是大非，因此政治立場「不正確」的，就非要排斥不可。持這種觀點的，除了政治上的非黑即白，其他的考慮都是次要的；潛台詞是：「不看政治立場，就是沒有政治覺 悟！」
純看政治 左右為難
筆者經歷過這種文化，但是現在深深知道，除了政治，還有其他的考慮，比政治更重要。就大學的運作來說，維護大學的學術自主，是發展高等教育的首要關鍵。這條界線一旦被衝破，就會在政治棋盤上團團轉，而且由於政治風向的飄忽變幻，往往就陷入政治決策的困境。
港大的校務委員會遲遲無法決策，就是陷入了這種左右為難的困境；就是因為被周圍的政治壓力攻破了，而忘記了，政治立場不是遴選副校長的主要準則。遴 選副校長，應該是理性的、專業的、學術的決策過程，主要考慮候選人是否有能力參與領導大學。沒有了這些考慮，就要在政治劃線的大海中掙扎，無法解脫。
校務委員會的討論是沒有邊界的，因此也絕對不是就不允許考慮政治因素。筆者與陳弘毅的見解一樣，假如委員覺得政治立場也應該考慮，就應該在理性、專 業、學術考慮的基礎之上，討論和考慮候選人的政治取態，看是否會對他未來的職位產生不利於大學的影響。這樣，就既維護了學術決策的自主，又考慮了日益膨脹 的社會政治壓力。考慮之後，無論結論如何，社會都會服氣。
假如純粹從政治立場考慮，不顧人的能力與大學利益，那麼不管委任與不委任，都會受到某一方面政治力量的攻擊，就永遠無法脫出困境。校務委員會，也將難以向大學的仝人與社會交代。
具體來說，這就需要校務委員會的主席，嚴格按照既定的、背後有強烈理由的決策程序，做出決定。而委員們，也須要獨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斷與良心，本着為 了大學的前途、社會的期望，參與討論與決策。社會在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不少是通過不無競爭的過程選舉產生的；這不是一種純粹的榮譽，到了決策的時候， 就要負起責任。
政治輿論 破壞程序
但是目前有點滑稽的是：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負責搜索與篩選）的提名，還沒有交予校務委員會討論。這點值得注意。連校務委員會都沒有收到的提名，為什麼卻流到了傳媒手中，而且可 以大做文章，做出政治攻擊？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是誰破壞了這個程序，在遴選過程的中途，以學校以外的壓力來影響遴選程序？
昨天特首辦發言人的回應說得很對：「不希望任何人士誤導社會，製造輿論壓力，破壞任命制度，以達到政治或其他目的。」（見《明報》）對呀！應該追究：是誰 把物色委員會的未經討論的資料漏給了傳媒？是誰拿着這些內部資料在製造輿論壓力？是誰在破壞任命制度？是誰以政治目的為前提，對於還沒有討論的議題，窮追 猛打？
學術自主 研究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學術自主，不是政治獨立。學術自主，是因為學術的研究，是探索性的，往往是不可測的，是在不斷的假設與嘗試之中才能成功的。否則，大 學就無法完成社會給予的使命。學術自主，爭取的是學術的權利和空間，而不是爭取政治權力。因此，成功的大學都是開放型的，都有自由活潑的氛圍，也就是學術 自主，不然就不是大學。
當然，高等教育不是在真空裏面生存的，每一個社會，都有各自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文化。現在許多社會的政府在努力的，就是在現存的政治文化裏面（而政治 文化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盡量讓大學有更大的自主，而不是相反。這樣的例子遍地都是，不說別的，內地最近提出的大學「去行政化」，也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 之下，希望給予大學更大的學術空間。
2013年港大辦的高等教育夏令學苑（Summer Institute），印尼來了15個學員，世界銀行資助，裏面有教育部、財政部、規劃部的人員，他們的結業成果之一（稱為 Knowledge Product），就是回國設立一個UGC；同時為每一所大學建立劃一規格的校務委員會。
今年的夏令學苑，來自緬甸與蒙古的學員，就介紹了今年兩國不約而同立法改革高等教育管治，其中一個主要項目，就是設立類似香港UGC的機制，獨立於政府，負責高等教育的規劃、撥款與管理。同時為每所大學建立一個類似香港的校務委員會。
許多人不知道，香港的大學，不屬於任何政府機構的管轄。香港大學的立校、辦學與發展，以內地的說法，都是「依法辦事」，以《香港大學條例》為唯一依據。《條例》之下，又有《規程》（Statutes），可以說是《條例》的細化。
根據《條例》，港大的法定管治體制，包括三層組織：校董會（Court，一年只開一次會，只是負責與法例有關的事宜。此處不贅）、校務委員會 （Council）與教務委員會（Senate）。Council與Senate是世界上一般大學都有的，或者正在建立之中（如上述的蒙古與柬埔寨），或 者是改革的關鍵（如泰國、馬來西亞，因為常常由不懂教育的權貴、將領把持）。
校務委員會是依照《條例》設立的法定機構，學校的總體發展，校務委員會是唯一的法定決策機構（香港其他院校，稱為校董會）。
校監之權 擁而不用
校務委員會也是大學與社會的介面，裏面有大學的成員，也有社會的代表。香港大學的《規程》，細列了校務委員會與教務委員會的組成、職務與權限。大致來說，凡是屬於學術範圍的（教學與研究），都是由教務委員會決策；其他規劃、人事、財務等，由校務委員會決策。
值得提一下大學的校監（Chancellor）。校監名義上是主管（Chief Officer），也就是元首。但是他的職務散見於《條例》的十一處，除了批准榮譽博士以外，其他都是禮儀性質。校務委員會的決定若有上訴，由校監處理，這是最具實質性的職務。
校監的職位，原來是英國的傳統，擔任的都是皇室人員（近年已不拘），是皇帝的延伸。因此在香港，以往是港督，現在是特首。其意義，恰好旨在保護大學不受政黨的利益與政府波動的影響。有點像英皇與國會的關係。
與一般的認識剛好相反，以為特首擔任校監，就是大學的太上皇。因此，雖然同一個人，特首與校監是不同的角色，不容混淆。特首帶上校監的帽子，非不得已，其權力「擁而不用」是常規；弄不好，「擁而濫用」，就會自毀長城。
本欄曾經在年初，評論有報章純粹以政治推理， 批判港大教授陳文敏（〈奇怪的政治推理〉，刊2月6日）。隨即有評論認為筆者是「撐」陳文敏。其實，筆者關注的，不是陳文敏是否擔任什麼職位，而是香港素來享有盛譽的高教管治，因為短期的政治考慮而受到損害。
所謂撐陳文敏，是因為論者帶着純粹的政治界線來看問題。在他們看來，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支持陳文敏的，一種是反對陳文敏的。政治立場是大是大非，因此政治立場「不正確」的，就非要排斥不可。持這種觀點的，除了政治上的非黑即白，其他的考慮都是次要的；潛台詞是：「不看政治立場，就是沒有政治覺 悟！」
純看政治 左右為難
筆者經歷過這種文化，但是現在深深知道，除了政治，還有其他的考慮，比政治更重要。就大學的運作來說，維護大學的學術自主，是發展高等教育的首要關鍵。這條界線一旦被衝破，就會在政治棋盤上團團轉，而且由於政治風向的飄忽變幻，往往就陷入政治決策的困境。
港大的校務委員會遲遲無法決策，就是陷入了這種左右為難的困境；就是因為被周圍的政治壓力攻破了，而忘記了，政治立場不是遴選副校長的主要準則。遴 選副校長，應該是理性的、專業的、學術的決策過程，主要考慮候選人是否有能力參與領導大學。沒有了這些考慮，就要在政治劃線的大海中掙扎，無法解脫。
校務委員會的討論是沒有邊界的，因此也絕對不是就不允許考慮政治因素。筆者與陳弘毅的見解一樣，假如委員覺得政治立場也應該考慮，就應該在理性、專 業、學術考慮的基礎之上，討論和考慮候選人的政治取態，看是否會對他未來的職位產生不利於大學的影響。這樣，就既維護了學術決策的自主，又考慮了日益膨脹 的社會政治壓力。考慮之後，無論結論如何，社會都會服氣。
假如純粹從政治立場考慮，不顧人的能力與大學利益，那麼不管委任與不委任，都會受到某一方面政治力量的攻擊，就永遠無法脫出困境。校務委員會，也將難以向大學的仝人與社會交代。
具體來說，這就需要校務委員會的主席，嚴格按照既定的、背後有強烈理由的決策程序，做出決定。而委員們，也須要獨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斷與良心，本着為 了大學的前途、社會的期望，參與討論與決策。社會在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不少是通過不無競爭的過程選舉產生的；這不是一種純粹的榮譽，到了決策的時候， 就要負起責任。
政治輿論 破壞程序
但是目前有點滑稽的是：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負責搜索與篩選）的提名，還沒有交予校務委員會討論。這點值得注意。連校務委員會都沒有收到的提名，為什麼卻流到了傳媒手中，而且可 以大做文章，做出政治攻擊？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是誰破壞了這個程序，在遴選過程的中途，以學校以外的壓力來影響遴選程序？
昨天特首辦發言人的回應說得很對：「不希望任何人士誤導社會，製造輿論壓力，破壞任命制度，以達到政治或其他目的。」（見《明報》）對呀！應該追究：是誰 把物色委員會的未經討論的資料漏給了傳媒？是誰拿着這些內部資料在製造輿論壓力？是誰在破壞任命制度？是誰以政治目的為前提，對於還沒有討論的議題，窮追 猛打？
學術自主 研究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學術自主，不是政治獨立。學術自主，是因為學術的研究，是探索性的，往往是不可測的，是在不斷的假設與嘗試之中才能成功的。否則，大 學就無法完成社會給予的使命。學術自主，爭取的是學術的權利和空間，而不是爭取政治權力。因此，成功的大學都是開放型的，都有自由活潑的氛圍，也就是學術 自主，不然就不是大學。
當然，高等教育不是在真空裏面生存的，每一個社會，都有各自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文化。現在許多社會的政府在努力的，就是在現存的政治文化裏面（而政治 文化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盡量讓大學有更大的自主，而不是相反。這樣的例子遍地都是，不說別的，內地最近提出的大學「去行政化」，也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 之下，希望給予大學更大的學術空間。
2013年港大辦的高等教育夏令學苑（Summer Institute），印尼來了15個學員，世界銀行資助，裏面有教育部、財政部、規劃部的人員，他們的結業成果之一（稱為 Knowledge Product），就是回國設立一個UGC；同時為每一所大學建立劃一規格的校務委員會。
今年的夏令學苑，來自緬甸與蒙古的學員，就介紹了今年兩國不約而同立法改革高等教育管治，其中一個主要項目，就是設立類似香港UGC的機制，獨立於政府，負責高等教育的規劃、撥款與管理。同時為每所大學建立一個類似香港的校務委員會。
許多人不知道，香港的大學，不屬於任何政府機構的管轄。香港大學的立校、辦學與發展，以內地的說法，都是「依法辦事」，以《香港大學條例》為唯一依據。《條例》之下，又有《規程》（Statutes），可以說是《條例》的細化。
根據《條例》，港大的法定管治體制，包括三層組織：校董會（Court，一年只開一次會，只是負責與法例有關的事宜。此處不贅）、校務委員會 （Council）與教務委員會（Senate）。Council與Senate是世界上一般大學都有的，或者正在建立之中（如上述的蒙古與柬埔寨），或 者是改革的關鍵（如泰國、馬來西亞，因為常常由不懂教育的權貴、將領把持）。
校務委員會是依照《條例》設立的法定機構，學校的總體發展，校務委員會是唯一的法定決策機構（香港其他院校，稱為校董會）。
校監之權 擁而不用
校務委員會也是大學與社會的介面，裏面有大學的成員，也有社會的代表。香港大學的《規程》，細列了校務委員會與教務委員會的組成、職務與權限。大致來說，凡是屬於學術範圍的（教學與研究），都是由教務委員會決策；其他規劃、人事、財務等，由校務委員會決策。
值得提一下大學的校監（Chancellor）。校監名義上是主管（Chief Officer），也就是元首。但是他的職務散見於《條例》的十一處，除了批准榮譽博士以外，其他都是禮儀性質。校務委員會的決定若有上訴，由校監處理，這是最具實質性的職務。
校監的職位，原來是英國的傳統，擔任的都是皇室人員（近年已不拘），是皇帝的延伸。因此在香港，以往是港督，現在是特首。其意義，恰好旨在保護大學不受政黨的利益與政府波動的影響。有點像英皇與國會的關係。
與一般的認識剛好相反，以為特首擔任校監，就是大學的太上皇。因此，雖然同一個人，特首與校監是不同的角色，不容混淆。特首帶上校監的帽子，非不得已，其權力「擁而不用」是常規；弄不好，「擁而濫用」，就會自毀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