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_何雪瑩
當本周整個香港 為了一條啟晴邨的鉛水出現恐慌，其後化驗發現更多屋邨的食水含鉛甚至其他致癌物時，偶爾間看到了一則遠在天邊看似無甚關連的新聞。在巴爾幹半島上號稱歐洲
最年輕的國家科索沃拘捕五名與伊斯蘭國有關的疑犯，因為懷疑他們在為首都Pristina供水的水塘中落毒，政府決定暫停首都一半人口的食水供應。選擇在 食水下毒的原因十分簡單，確保食水供應穩定安全，明顯是政權正當性的其中一項重要指標，往往也是現代城市活動和發展的命脈所在。
鉛水爆發一星期直至周五下午，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才現身說法交代如何處理，也許是一開始以為這只是非常個別的事
件，而且飲鉛水「拉勻一世計算」的副作用不大；也有可能是他不知道食水問題的政治性。中東和非洲近半個世紀的一些戰爭和衝突都跟水源有關，有安全顧問認為 伊斯蘭國和敘利亞政府早已打「水戰」，得水塘和水壩得天下。如果梁振英不明白的話，他的老闆共產黨剛把水的政治性玩得出神入化。如何以供水的生靈政治
（biopolitics） 手段將香港「錮身鎖命」，這點樹仁大學張少強教授的著作說得清楚明白。
一切文明起源自水
把這些 外國例子來對比香港似乎說得誇張了點，畢竟目前的鉛水恐慌不是因為出現水荒，或者水的源頭受到污染（我們的食水淨化系統還是可信的吧？）。
但現代城市得以擴張，水源穩定正是先決條件。曾經在歐洲旅行相信都總會見過羅馬人建的水道，部分水道使用超過一千五百年。人類文明都是起源於河流（黃河、 尼羅河、恆河、底格拉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等）這是初中學生甚至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但正因水對基本生存、農業、畜牧和經商都如此重要，人類文明遠離水源便幾
乎成不了事；而來自天然水源的供應並不穩定，限制了人類聚居的人口數目和活動類型 。人工建造的水道將水由河流、地下水等天然水源引至遠方，配合儲水庫其他水利建設，加上其他羅馬人遠近馳名的基建如高速公路網，城市的大小、功能和地理分
佈才慢慢鬆綁。後來直到工業革命，大量用水成了工業不可或缺的一環，至於工業之於近兩三個世紀對城市的重要性，自然不用我細述了。
如果要形 象化地說明，城市的發展和歷史是不曾停止地馴服自然。人類學的其中一個重要討論關乎自然和文化哪個更對人類行為影響更大，這種二元對立的想像可以不費吹灰
之力地延伸至城市作為自然的相反。 城市化是關於填海、斬樹、鋪路、開山。「摘去鮮花，然後種出大廈」，我們要建石屎森林，必先砍伐樹林；我們要食雞，但不要在街市內殺雞，因為雞有病；我們
要食菜，但在寸金尺土的城市種菜不合成本效益。
城市自然互為共生
然而這種城市和自然的二分顯然是有着眾多漏洞，更細緻的看就
發現城市化並非將城市人口和自然隔離，否則我們不會在市中心建公園和人工湖，也不會嚮往漫步巴黎塞納河；城市化之中，社會和自然並非對立和隔離，而是不斷 地互為改變令關係變得更複雜（特別是近年可持續城市的討論大行其道，城市和自然的對立更愈來愈顯得過時）。無論如何努力以如各種手段如綠化帶、禁止開發的
法令、或者在城市範圍外設立家禽中央屠宰來將城市的人類活動和自然隔離，這幾乎註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城市和生態系統的活動就是以各種難以隔離的物理流動 構成，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人類活動如汽車、工業活動和能源生產的碳排放，無可避免地進入大氣、森林、水循環，兩者就是互為共生。相反，水壩、農田灌溉系統等
可視為人類塑造環境的標誌，經過人類社會和權力的介入，城市就是建於天然資源之上。所以大衛哈維大膽（或許不無誇張）地宣稱「There
is nothing unnatural about New York city」，無論是多麼發達、繁榮和複雜的城市，本質上都是貫徹人類活動和自然從未停止過的互為作用。
為了維持生理需要，人有新陳代謝，需
要食飯、飲水、呼吸、排泄，他們把自然融入體內（食物、水、氧氣），並將廢物回歸自然（大小便、二氧化碳），有了這些一進一出，生命才得以維持。而城市作 為人類活動的總和，也有屬於城市的新陳代謝，所以城市的發展歷史有着其生態面向，而城市的歷史就是一場從未止息的嘗試，把自然馴服以確保城市的新陳代謝暢
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理解食物的來源、生產和消費過程，不理解廢物處理，不理解食水和空氣的污染和循環，我們無法全面地理解當時當地的城市如何得以順暢 地運作。人體的新陳代謝關於進和出，關於無止境的流動，研究都市政治生態學（urban
political ecology）的曼徹斯特大學地理系教授Erik
Swyngedouw就將城市化理解成馴服和掌握循環和流動。
當水循環變成水和社會的循環
而在眾多滋養着城市活動的順利進行的流動之中，水的角色尤其關鍵，也許沒有什麼比水的流動更好地說明自然和人類活動如何結合而滋養着城市了。水的循環系統很
多時候都深入地底，或者大廈的角落，隱藏於肉眼可見的城市肌理之中，但卻令城市中的生命得以維繫。從自然的角度而言，水循環本來是天上降下來的雨，落到河 流和大海中，再蒸發變成雲，水點重了便再下雨；在城市裏水作為一種資源，經過錯綜複雜的水管、水表、泳池、噴水池、水質監控、濾水廠、私人或政府的供水系
統、關於水的法例等各種配套，水循環（hydrologic cycle）便變成水和社會的循環（hydro-social cycle）。本來水循環是關於H2O這個自然成分轉變成氣體、固體或液體等不同形態，在城市中它卻是一個自然和社會結合的產物，它的循環不只是一場自然 過程，當中因為要確保這場流動和代謝順暢，有了人的介入而包含了各種權力關係（例如中國建築何解得以包攬大量工程）。弔詭的是，受惠於完善的城市基建網
絡，當城市的新陳代謝良好時，我們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正如小孩子以為錢是從牆上嘔出來的，我們以為打開水喉就有源源不絕、合乎健康標準的水，可以毫不 猶豫地拿來煮食和飲用是理所當然的事；只有當新陳代謝出了問題，一般人才會醒覺原來這些城市內的自然流動，原來其實並不那麼自然，原來水管是要經過焊接，
而這些焊接物是可能含鉛的。
雖然目前仍未找出食水的「鉛頭」是什麼，但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們以為買東江水／建水塘儲水，建濾水廠，鋪設的水
管和供水系統深入城市每個角落，以各種人工方法和技術確保有安全的食水供應，結果打斷這個供應的並非我們以為難以馴服的自然，並非因為水中發現什麼變種的 細菌和寄生蟲，而是人類技術本身，甚至可能是源於想偷工減料的人性。所以，社會和自然的關係，怎可能是簡單的對立或互相威脅便說明得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