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社會的「撕裂」，不僅是政改問題上那種互不相容，好比追求自由戀愛與奉父母之命或媒酌之言的盲婚啞嫁，那是現代化（文明）與傳統（封建）想法的格格不入；而價值觀念的改弦易轍，又是日趨普及顯眼的隱患。
政改的爭拗，作最樂觀的推想，是北京為了「國際觀瞻」和這個仍具很高實用價值的金融中心（前海若三權合 作，肯定無法取代三權獨立的香港），不會因為社會極不和諧而令北京無法充分利用，最後會作出寸讓以產生「豬欄效應」，讓「顧全大局」者有落台之階，社會重 回表面和諧的境界；至於價值觀的蛻變，筆者真
是憂心忡忡，因為當今不少飽受西方教化之士，在形勢比人強即了解北京鐵板一塊港事難有可為的前提下、計算「機會成本」後，都欲語還休，不肯就推動資本主義 社會進步向前的普通常識，實話實說，以掃除足以拖香港後腿的反智言論。這種情況若不改變，二○四七年回歸母體的香港，將是一個落伍愚昧的硬件殘敗軟件與時 代脫節的山城。
令筆者「有感」而作本文的是退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的「臨別贈言」。前處長任內面對本港數十年未遇的反建 制佔領示威活動，工作之困難，有目共睹；平情而論，他的硬朗作風令社會只有「有限度」的失序，而且表面上總算很快便歸於平靜。在筆者的理念中，對這位負責 執法的公務員作出苛評，有點不公道更不厚道。
曾前處長為他領導下警隊的表現「感到自豪」，不難理解，因為他認為「香港能夠成為一個治安良好的地方， 很多大案都能夠在短時間內破案，是同事靠努力和血汗換來的」，事實亦是如此，對這位老上司的讚賞，警隊受之無愧。不過，這位前處長說「警員的理想不只是為 了數萬元的薪津，而是希望香港人可以享有安居
樂業的環境」，便有漠視現實、言大而誇的虛妄。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說法，觸動了自由世界的核心價值，若不予正視，香港便會在這類並非微言大義的閒言閒語中 產生質變。
在有職業自由的地方，人們工作，有點像蜜蜂螞蟻，營營役役，為「生活」而忙，而換取薪津的是稱職地工 作。以警隊的例子，在獲得「數萬元薪津」（相信中級以上的警官才有的待遇）後，警員便得按時按候、有規有矩地投入工作。筆者一名小輩是很早期在熒幕上當 「大個要做警察」宣傳片的「主角」；然而小時候當
警察的「理想」，長大後如願以償，亦必定先從待遇和工作條件是否合適作考慮，與不問收穫的「理想」相去甚遠。不必援引學者如「公共選擇理論」的看法，現實 顯示政客和古稱公僕的公務官都以追求私利為「理想」。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甫上任便說他「要做好呢（這）份工」，雖無政治人物的胸襟和氣魄，卻平實地說出了不 是滿腦子「理想」的公務員心聲。事實上，很少人沒有「理想」—過好日子是普世的「理想」—只是公務員尤其是執法人員，不應把有別於普世價值的「理想」帶進 工作；有警員為了追求香港社會有「安居樂業」環境的「理想」，對擾亂社會秩序的示威者拳打腳踢，豈不可以辯稱為了達致「理想」的高尚目標而不得不為之（示 威者的行動肯定帶來社會不安寧）……。賦警隊予比薪津更高的「理想」，許多有違法紀的事由是而生！
二、
不久前有議員訓示（或溫馨提醒）港人，要為內地對港供應東江水而（向內地政府）「感恩」！這種看似不關痛癢的說法，卻犯了一項非常嚴重亦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敢輕侮的核心價值。
阿當．史密斯在《原富》揭示的「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y），旨在說明在不違反公平 公正的原則下，每個人都有自由運用自己的勞力和資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私利），這種自由，是任何政府不應立法予以剝奪的天賦人權。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基 於自利心而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人（Economic Man）；引申至買賣活動，在自由市場機制下，賣者認為於己有利而賣、買者認為於己合算而買，結果雙方各牟其利，成交而退，皆大歡喜。《原富》中所舉麵包 師焗麵包、釀酒師釀酒以至屠戶賣肉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不過，筆者仍可作更有「說服力」的譬如，麵包師不是因為顧客肚餓而烤麵包，他是為了免使 自己肚餓才做此「苦役」；同理，屠戶若非為了養兒育女，亦不會因為顧客食無肉營養不足而殺牛宰羊……。顯而易見，在這種受「無形之手」 （Invisible Hand）引導下的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均獲得滿足；交易過程令整體社會受惠，那便是史密斯指陳的追求私利足以增進公益（「私利公益調和論」）。
香港購買東江水，當然不是受「無形之手」驅動，以中國是「有形之手」指揮一切的國家；然而，在淡水買賣 上，雙方都各取所需各得其利，那意味這是一宗公平交易，彼此不必向對方「感恩」；退一步看，提出購買東江水時，香港確有需要（需要程度甚於今日），而當年 內地外滙嚴重不足，可說亟需這筆經常性外滙收
入，因此不惜大事周章，大量投資，做好輸水來港的基礎建設。非常明顯，香港購水的費用，足令內地在輸水工程上的投資有「合理」回報。
這些年來，每次訂定新供水合約，東江水的單位價格均與時俱進，雖然經常有人因此指出內地叫價過高（當中 最積極的是一位已貴為「副局級」的高官！），「魚肉港人」，但筆者認為香港很難甚至根本無法與唯一供應者（內地淡水壟斷者）討價還價，如果向北京求情，令 其向東江水管理當局施壓而減價，便有違史密斯
的教誨。在這種形同「專賣」的情形下，香港只有自求多金，以達輕輕鬆鬆支付水費的目標。
如此這般的買賣淡水交易，有關各方均蒙其利，誰亦不必對誰「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