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昨天「兩會」記者會上表示，未來十年，中國面對內外環境中的有利與不利因素交織變局，機遇大於挑戰，中國會積極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好為人師」，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戰略作了一個新註腳。
談到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時，他更以「喇叭論」回應—「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沒有喇叭」，但「數字比喇叭重要」。這番喇叭論實在「可圈可點」。
如 果把「喇叭」解讀為國家的話語傳聲，一國於國際間的「話語權」的確是一種具影響力的「軟實力」；把「數字」解讀為經貿關係的利益，照政治學者對「商務外
交」的定義，亦即為了實現本國的國際利益而與世界其他國家擴大或減少商務合作的任何行動，楊氏強調「數字」的重要性，也可理解為中國積極推動經貿合作，來 穩定與周邊鄰國關係的戰略效用。
楊潔篪昨天談到日本發展中日關係要「以史為鑑」，但同時強調，中方願意與日本、韓國加強協調合作，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以深化三國面向未來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數字外交」的戰略影子可謂呼之欲出。
然而，「數字比喇叭重要」其實突顯了當前中國外交戰略上的窘困。到目前為止，中國追求和平崛起，努力在國際社會的現存制度中作出適應，從體系外國家變成體系
內的重要新興大國。英國政治學者布贊（B. Buzan）認為，中國崛起面臨最大的制約，在於如何處理在國際社會的身份問題，以及如何面對周邊鄰國的衝突和爭議。
作為人口龐大、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崛起必然改變既有國際秩序與國際力量的對比。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顯然是針對中國在亞洲崛起的直接回應。迄今為止，中國如何處理崛起後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塑造變動中的東亞新秩序，成敗足以影響強國之路的前途。
很明顯，其他國家對中國變身為一個全球性新力量如何反應，也必然對中國內部的發展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在當前金融危機導致國際經濟摩擦更趨劇烈之際，今
屆「人大」會議確定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內消費，減少對出口和外部投資的依賴，多少反映中國設法紓緩國際間經貿壓力的意圖，而內部經濟結構的 轉換也必然影響到外交上的行為和戰略調整。
若以「數字」或商務外交作為重構東亞秩序的主要工具，甚至以「讓利」方式換取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認同和信任，戰略局限性很大，因為政策的可持續性和成效完全取決於周邊國家作出積極和善意的回應。
如今胡溫政府最後一份工作報告決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進一步融入和促進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的身份與角色，無疑也為未來十年的外交提供新的戰略彈性
和轉變基礎。中國由「韜光養晦」到楊潔篪強調「不妄自菲薄」是一變，但商務「數字」外交顯然不足以取得周邊國家的信任，穩定關係。
手持「大喇叭」，在國際間取得話語權的國家，這種「軟實力」不能靠「數字」堆砌，其形成的影響力主要源於社會而非政府。
近年，中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參與國際間合作，逐步營構自身的國際身份與角色。很明顯，只有不斷清晰化和優化自身的國際形象，與國際間分享善治、廉潔、民主和
尊重法制的普遍共同價值，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在這個大戰略框架下，中國的國家利益更可以得到持續和寬廣的發展空間；走向強國之路也更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