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成書於六十年代初,今天我還有印象在圖書館讀過一九六一年的《朝日新聞年刊》當年用語專欄,「黑霧」是一九六○年的熱門詞。過了五十年,日本仍然有出版社繼續印行《日本的黑霧》,若是要了解日本政經結構來龍去脈前世今生,《日本的黑霧》是入門之書。日本社會對松本清張的感念是他的作品長售不輟的背景原因,我手頭上有兩套不同出版社的《日本的黑霧》文庫本,一套是角川文庫,一套是文春文庫,都是重印版,五年內就加印了十一刷。
我想起松本清張是因為香港。導演麥當雄一九九七年拍過一部描述台灣政治的電影,名字就叫《黑金》;可是台灣卻不是黑金的發源地,日本才是。松本清張在《日本的黑霧》不少章節都有這種暴斂加暴力的利益組合影子,黑社會糾結右翼政治勢力打擊進步力量,扼殺戰後萌芽的工會和左派人士。松本清張是社會派推理作家,但《日本的黑霧》卻是一部調查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色彩極為濃厚的社會紀實;松本清張一生獲獎無數,純文學的芥川獎和大眾文學的直木獎他都是得主,但唯有《日本的黑霧》與別不同,是日本新聞記者大獎。
有人會說,松本清張在《日本的黑霧》記載的戰後日本政經情狀,與今天的香港完全是兩碼事云云。以時空比對,五十年代的日本仍在戰敗的時光裏自憐自傷,與今天失業率長處低位、又有中國大陸為靠山的香港截然不同,但我從香港現想起《日本的黑霧》的原因,在於現實場景讓人憶起當年的日本。日本政治在一九四五年之後重新出發,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之間的五年裏,新民主主義運動撇去頭上密佈的法西斯陰霾重現驕陽,追求更大程度民主和社會公義的左派工會和組織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成為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降,日本最充滿躁動的激情年代。黑澤明殺青於一九四六年的電影《我對青春無悔》,折射出來便是年輕的新日本人類期許自己在新時代改變社會改變國家的企盼。
當改革日本社會及政治的進步思想朝東京霞關政治中心跨出去之際,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圍堵日本海對岸的中共,日本政治生態因覑美國強力介入東亞出現劇變,一切從穩固美日為核心的反共政權出發。日本左派受到打壓,同一時間,日本的保守力量在美國操控下組成政商巨獸,最明顯是自由黨和民主黨於一九五五年合併成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它與日本最大民間經濟組織經團連,構建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商業保守聯盟。左派工會和組織無法在這大環境下有所作為,而右翼抬頭帶來的不僅是政治空間的擠壓,隨之而來的是殘酷的殺戮。以事實為根據的《日本的黑霧》,第一章〈下山國鐵總裁謀殺論〉是說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離奇遭輾死,當局一再以「自殺論」欲結束調查,但松本清張事後發現,疑點重重的死亡帶出的是,山下定則拒絕美國佔領軍要求大規模裁減鐵路工人,而擁有六十萬鐵路工人的日本鐵路工會,當時正在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一九五五年後的日本經濟開始起飛,城山三郎的《官僚們的夏天》描述的便是這一年通產省官員開發小汽車的故事。在日本經濟騰飛的背後,黑金政治悄然而生,日本選舉是以地方政治為第一步,要當上國會議員,才有機會踏入權力核心;地方政治靠的是人脈,如果以香港的政治架構比喻,只有當上區議員,才有機會走進中環立法會大樓成為尊貴議員。日本的地方政治特色是工商中農控制一切,無論從人脈和金錢捐獻皆然。這構成了有機食物鏈﹕地方選出國會議員——進入國會——影響國家政策包括地方政策——利益回饋地方——以此政績爭取競選連任。這種食物鏈的構成,中間必須有一種微菌助其發酵,這就是黑社會。
寫到這裏,對華人社會政治有些許認識的必然會心微笑,是的,我們和日本人都是吃米飯長大的,連出來的點子都萬變不離其宗。黑社會在日本以香港巿民較難理解的形態出現,很多是建造業。在政經食物鏈之中,日本黑社會扮演承包商或是發展商角色,只要他們同路人的議員在國會推動地方建設,承造的黑社會株式會社就有可能從國家工務開支撈一筆。這種共生關係帶來的是事無大小都有工務計劃,雖然日本精明強悍的公務員官僚體系有力從中阻止,但得明白,日本政府部門領導層是三及第式結合——大臣即部長級官員本是國會議員,當上大臣是因為他隸屬的政黨勝出大選或在執政黨內部排眾而出,當中央政府的政策下達時,大臣的意向極為關鍵。大臣之下是兩個次官,即政務次官和事務次官,兩者同級,但政務次官亦是政治委任,只有事務次官才是公務員。這種工作關係,任誰都知事務次官其實無大作為。
小泉斷政商結合為相六年不倒
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時,外交政策緊隨美國,在靖國神社參拜一事上多次冒犯中國,但他在日本卻長時間民望高企,日本近二十年來,首相上落台像搭巴士那樣出入頻繁,但小泉一當就當了近六年,有一種說法是他敢於向中國說「不」,但事實是小泉甫上台就斷了這種政商結合的米路。小泉任首相時全力阻止再建造一條由關東到關西的高速公路。先不說這條高速公路本來已有一條,那是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前夕開通的東京到名古屋「東名高速」,而新公路的推動者,則是希望這條新公路能夠開到自己家鄉,無視列車可解決大量人口高速運輸。這麼一來,由於每段路由不同開發商承包,一人一段,地方黑幫操縱的建造承包商便能名正言順搞到生意,肥了腰包。
黑社會因為工務工程掙了錢,倒過來又要孝敬國會議員,因為這樣才能撈到第二次工務合約。國會議員要這些錢幹嗎?答案是用來競選。日本九十年代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術語,「七下八上」。這詞的意思是說,要當上國會議員,競選開支要至少八億日圓,只有七億日圓的下場是出局。日本政客籌到的捐獻是歸入黨庫,由黨幹事長統籌所有獻金。幹事長是財權和人力大總管,辦公桌的抽屜都是剛從銀行提取出來的每十萬日圓一札的現鈔,自民黨最風光年代,幹事長的辦公桌抽屜由上到下,三格都是錢,最上是十萬日圓一札,中間的是五十萬日圓,最低一格是百萬日圓。議員到幹事長辦公室要錢時,從幹事長彎腰取錢的角度,便知道自己錢途若何,總是陪笑對幹事長說,再下一點吧。
日本黑社會和自民黨關係密切,這種關係建築在戰後的遣返老兵身上,這也可以解釋了,為什麼日本黑幫總是立場右翼、總是對中共持敵視態度;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日建交前,日本舉行的中國產品展铩會被人破壞和扯破國旗。戰後日本黑幫不少是退役軍人,這些人因為蔣介石的以德報怨而對國民黨心存感激,也由於軍隊的傳統,就算離開部隊之後,亦是長期跟覑當年的老上級。戰後當上首相的岸信介,於一九四五年的東京審判是一級戰犯,後來免於判死還當上首相,身邊的一大幫前部隊兄弟、現黑幫大佬自然風生水起,黑幫在自民黨是有其歷史因素。
因此,當自民黨成為美國的同伙,黑幫自然而然也成為了美國的打手。五六十年代,理覑小平頭的黑社會分子毆打左派人士和工會活躍分子,並不是社會因素之致,而是政治。有心人不妨翻些舊日報道,這些黑道涵蓋範圍之廣,從足球到棒球,從傳媒到大型企業,通通俱全。日本的黑霧是黑社會/金權政治/右翼分子的綜合體,這一刻香港尚幸還未有,但誰能保證永遠沒有?
PS
上星期提到的美國水門案兩個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有人問如今去向何在。伍德沃德因為一宗記者難造新聞醜聞,作為主管的他只得從第一線退下,專心寫書。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成績一般,五年前寫過一部希拉里傳記《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平平無奇。
伍德沃德專門寫政治傳記或非小說而成了知名作家,前後寫了十八部書。這十年伍德沃德風評很差,幾部書都為當權者塗脂抹粉而遭詬病,包括《Bus hat War》。美國政界盛傳,伍德沃德很親疏有別,接受訪問的往往美言不少,至於拒訪的「恰巧」都在書中以灰頭土臉收場。
人總會變的,此之謂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