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的經濟成長有賴創意（creativity）和創新（innovation）」已成為港人的共識。問題是政府能否在政策和制度上加以推動。本
文會說明創意和創新作為「思想」（idea）產品有別於傳統商品和服務，政府可作出選擇性的干預；並就一個成功的香港經濟政策作出建議。
香港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已有大半個世紀，不可能一下子便改弦易轍，作出積極的干預；何況創意投資絕少立竿見影，難望民意長期支持。然而，從經濟角度看，一點積極的干預可能是為香港好。
經濟成長 在於「思想」
所 謂「經濟成長」也就是人均收入增加，令生活水準得以與時並進；但人均收入想要「持續」上升，增長「率」須為正數。若此，每個勞動力的平均產出、亦即勞動生
產力必須無止境地上升，令經濟學上慣常的「報酬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失效，而呈現異常的報酬遞增。
令人均收入上升有三種方法：
一、增加人均勞動力的資本投入，用投資和資本累積來帶動經濟成長。只要儲蓄和投資繼續增加，經濟也就可以持續成長；但儲蓄取決於收入和人們願意減少消費的程度。投資一旦停滯，成長率即回歸零，故單靠投資不可能有持續的成長。
二、改善技術以提升勞動生產力。發展中經濟體只要能取得較佳的技術，可從後趕上發達的經濟體。但一次過的技術提升只能帶來一次過的人均收入增長，除非技術能不斷提升，否則正如投資，提升人均收入的作用會逐步減弱，成長率會回歸零。
三、 技術若能不斷改進，人均收入無疑可持續增長。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Paul Romer和Robert Lucas利用內生成長（endogenous growth）模式，發現了技術持續進步的可能；這就是不斷有新的「思想」以改進生產。他們把經濟貢獻分為「思想」（ideas）和「事物」 （things）兩大類。
產出、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屬於「事物」，是匱乏的資源，符合報酬遞減法則。這些生產因素無法獨力帶來持續的經 濟成長，但人類改善方法以成就「事物」的潛能無窮無盡，「思想」的應用不受報酬遞減法則的限制。我們只要投資以積累人力資本，就可以增加發現新「思想」的
機會，新「思想」反過來又帶來更多人力資本，「思想」與人力資本持續的正互動，令報酬得以遞增而非退減。
在經濟上，「思想」可看作純公用商 品（pure public goods），而「事物」是私用商品（private goods）。純公用商品的價值不會因為更多人使用而減少，私用商品則不然，一有人使用，同一時間內，其他人就無法使用。公用的「思想」由於本質上與私用 的「事物」有別，成為報酬遞增的來源。
舉個例，統一度量衡的「思想」是古代提升生產力的重大發明，且受廣泛應用。同理，連鎖咖啡店的紙杯相當於私用商品，甲使用時，其他人就無法使用。但大中小杯口徑一樣，用一種杯蓋就夠，這就是提升生產力的「思想」發明。一種思想不論有多少人同時使用，都無損其價值。
鼓勵「思想」 化為「事物」
傳 統的經濟學認為，在競爭的市場裏，供應者收取的價格不可能高於消費者所願意支付的，這就是積極不干預的出發點。故此，信奉市場的學者認為，政府界定好產權
後就應該放手，讓市場自行決定價格。「事物」通過市場競爭即可得出「單一」價格，決定其種類和數量，以及誰獲得使用權，但這個結論不適用於「思想」。
單靠調配匱乏的「事物」難以達致持續的成長，而要「發現」新「思想」才行，為了提供誘因以鼓勵「發現」，商品須要收費，但往後則要對所有人開放，因為只有免費才能讓「思想」獲得最廣泛的使用，充分利用新「思想」來帶動經濟。
既 要高價鼓勵研究以發現更出色的「思想」，又要低價鼓勵化「思想」為「事物」需要有適當的組織和制度來處理。為了鼓勵企業承擔風險以開發新「思想」、從事研
究，須讓其享有一些壟斷利潤，專利和版權即為此而設；但為了讓這些好處得以廣泛流傳，應同時立法規範企業對新技術的操控權。
政府應制訂條件和制度，讓「思想」得以有效地轉化為「事物」，同時資助研究和教育，鼓勵「思想」的發現。但企業和個人應從事研究和觀摩，不應把一切都推給政府，當私營部門資源不足時，政府還須從旁協助。
「事 物」作為私用商品，以私有制為出發點，基本上對任何人使用名下的資源並無限制，但科學界卻有獨特的管理「發現」的制度。例如科學界不會讓發現DNA（脫氧 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的學者控制這項「思想」。成果要公開發表，免費對全人類開放，讓其得以廣泛流傳。而無論誰首先公告新「思想」，社會都只會對學術表示
崇高的敬意，不涉及物質的回報。
由於企業和個人不可能靠科學發現得到投資回報，一般來說，都是由政府負擔對「發現」的龐大投資。可是這一來，政府的偏好會左右科學發現的方向。以經濟角度看，學術要確保自由，最終視乎其帶動經濟的能力。
透過制度 導入市場
「思想」要化作「事物」為客戶所用，通常要經過精煉和投資開發應用，單靠公帑資助並不足夠，這就需要私有市場制度來補充公用科研制度的不足。當今這方面的典範，非美國矽谷莫屬。
我 們現在算是比較了解公私制度協作的條件和形式，但並不全面。很多人模仿矽谷，但絕少成功的案例，仿照者要麼沒有發現有用的「思想」，要麼未能把有用的「思
想」化為有利可圖的「事物」。前蘇聯有些科學領域很強，但未與市場掛鈎，人民得益有限；美國由於科技和市場都很強，「思想」才得以化作「事物」進入市場。
為 了讓「思想」享有「類產權」，我們發明了專利、版權和商業機密這些市場機制，借助市場來提煉思想、付諸應用。「思想」雖然本質上是公用商品，但透過控制手
段來防止他人使用，產生了市場誘因，得以把「思想」化作有價值的「事物」。在現實中，絕少思想未經牟利企業按市場須要進行剪裁、輸送給客戶，就能滿足消費 者的需要。要把紛陳的思想從自由傳播的科學領域帶給市場，這是唯一已知的途徑，沒有更好或更可靠的方法。
要確保「思想」產權，才能激勵誘因 去開發「事物」，令社會得享「發現」的成果，前蘇聯的失敗足以為鑑。蘇聯解體後，猶太裔專家紛紛外移，帶動了以色列的創新和科技產業；反過來，過分保護
「思想」，只有少數人獨享「發現」的好處。處處專利與毫無專利都不足取，須反覆嘗試，才能確定科學與市場適當的磨合點。
所謂「創新」（innovation）包括開發新產品和新工序，以及開發所需的專門技術（know-how）。例如，新型金融產品既可以是資訊和電腦工程等高層次知識，也包括金融計算模式等中游產出，以至衍生證券等終端商品。
此外，新的技術和產品通常還要有例如在促銷和組織上的彼此相連的非技術創新。經濟持續成長依賴多方創新的貢獻，關鍵在於這些不同的創新相輔相成。
「創新」「試新」 相輔相成
創新慣常歸功於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但如Amar Bhide教授所言，消費者大膽試用新產品的「冒險」精神不容忽視，否則發明家和製造商不會冒險推出新產品或新工序。
個人「冒險」的意願和人力資源有正相關。當年帶頭試用節育工具的婦女和試用新雜交種子的農民，教育程度都較高；思想開放的消費者才會試用新技術，年輕人在這方面較熱中。
挪 威不如瑞典般有領先世界的技術，但服務業善用技術，每小時的勞動生產力是全球之冠。服務業在發達經濟體裏佔有很高的比重，若不善用技術，生產力必然墮後。
日本和德國是製造業的技術大國，但服務業落後，未能滿足具「冒險」精神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對於喜歡採用尖端技術產品和享用專門訂做服務要求。
當政策為科學家、發明家和企業家提供較佳的誘因，以發現新思想、鼓勵消費者「試新」時，才能充分發揮「價值創意—創新—技術中樞」（value
creation-innovation-technology nexus）的功能。
這 些政策有時候狹義地當作科技政策，以鼓勵研發、支持發現和創新，但須知它們保障知識產權，讓「思想」得以化作有商業價值「事物」的法規，它們也能促進競
爭，讓新興事物得以進入市場。唯最終必須消費者願意試用，否則也就無法完成價值創意—創新—技術中樞的循環。成功與否，取決於集合以上元素付諸行動的成 效。
香港應如何借鏡128號公路
香港在供應方面擁有必要的制度和基礎，連接賴以持續成長的價值創意—創新—技術中樞。有關的法律制度、競爭性市場、企業及金融架構、大學的研究和培訓能力、中下游應用的研發能力俱備。但弱點在於與市場需求聯繫不足，本地市場太小，無法單靠內銷以收投資於科技和研發的回報。
要與真正的市場需求連接，除了要把握好方向，還需要境外企業有力的參與和支持。與珠三角以至全球市場加強融合和協作，才能深化現有的互惠夥伴關係，完成價值創意—創新—技術中樞的建設，這樣才能解開對思想、人才、事物和資金流動的限制，形成無屏障、無邊界的良性循環。
美 國的128號公路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戰後，波士頓地區經濟停滯不前，Ralph Flanders和幾個有錢的朋友1946年於128公路近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和塔夫斯段開設風險投資公司，準備用四百萬美元來支持小企業。至於可以做些
什麼，這個集團其實並沒有主意，但沒想到，最初上門申請融資的是三個年輕的科學家，看中128號公路沿途租金低廉來開辦高科技企業。
由有生意頭腦的商人揀選的投資項目，較能把「思想」轉化為賺錢的「事物」，128號公路的成功名聞遐邇。
特區政府近年認為十大優勢產業包括：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者服務、檢測和認證、醫療服務、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以及教育產業。目前，我們用公帑資助價值創意—創新—技術中樞供應的一方。
此外，仍須積極與這十大支柱的需求連接；如何令價值中樞的供需兩端銜接起來，應視為創新科技政策的核心任務。為了化「思想」為「事物」，不但要建立必要的機制，還要把機制所有的部分連成一氣。
參考文獻：
Amar
Bhide, The Venturesome Economy: How Innovations Sustain Prosperity in a More
Connecte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