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界快樂報告2015》與雷鼎鳴教授及大眾討論
幾位著名的經濟 學家近期發表了《世界快樂報告2015》（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以下簡稱「報告」）。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或地區中，香港的快樂分數排在第72位，遠遠落後於許多發達經濟體（參見圖一）。報告通過建立迴歸模 型（regression model），發現用6個因素（人均GDP、社會支援、健康期望壽命、社會的慷慨程度、生活自由程度，以及政府或企業的廉潔程度）可以解釋大約四分之三的
全球快樂差異 (variance)。
報告發表後引起廣泛報道。近日，雷鼎鳴教授引用此報告，在《晴報》刊文討論緣何「港人不快樂」。雷教授指出，
「若從6個客觀因素的數值看來，香港絕不應排得這麼低。港人所表現出的快樂程度，與其客觀環境不甚相匹配。……這正好顯示有某些很負面的情緒影響着港 人。……從報告中的圖表可估算出，港人客觀因素以外的負能量，足足把快樂程度拉低了約1.45分（排名拉低了50名左右）。……港人是應該檢討一下如何使
自己開心一點了。」雷教授的結論在不同的媒體廣傳，令筆者感到不安。當然各人都有解讀報告的自由和權利。我們擔心的是若雷教授的解讀在未經論證的前提下被 公眾或政策制定者採納為權威解讀，恐帶來各種誤會。因此，我們希望嚴謹地討論雷教授對報告的解讀是否合理。
首先，我們從報告中的全球快樂得
分圖中選取了排名第一的國家瑞士以及美國、英國、新加坡和香港做對比，製成圖一。圖中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對應一個彩色的條，其總長度是這一國家或地區的快樂 得分，由全球受訪者直接給出評分。而每個彩色條由7部分組成，由左至右的6塊彩條，對應原作者提出的模型中6個要素分別對快樂得分的貢獻。在原始的模型 中，不同要素的貢獻值有正有負，但在條形圖中，負數值較難清楚顯示。於是原作者對每個國家或地區6個因素的貢獻值做了統一調整，使其不至於出現負值。他們 首先用2012年至2014年間各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在6項因素上各取最低分估算出一個快樂得分2.1，並將該得分命名為來自「反烏托邦國家」 （Dystopia），因為這是一個想像出的最不理想最不快樂的國家。然後用每個國家或地區的6項因素原始分值分別減去反烏托邦國家在各個因素上的分值， 再用調整後的差值代入迴歸模型，便可生成圖一中左邊的6個彩條對應的數值。圖一中的灰色條減去2.1即可得到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殘差（residual）， 可見有時為正數，有時會為負數。例如排名第一的瑞士，將灰色條長度減去2.1出現正數，說明該模型低估了瑞士的快樂得分。而香港的灰色條長度減去2.1出 現負值，說明該模型高估了香港的快樂得分。
對報告作者來說，快樂分數的實際測量值是「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迴歸模型的用途是去探索哪些因素可以用來準確地估測到這個「黃金標準」，殘差的存在說明模型的估算值與「黃金標準」之間存在多大未能
解釋的差異。科學研究應該致力於找出還有哪些因素被遺漏，令模型估測值更貼近實際測量值。而雷教授的解讀似乎將模型的估測值當作「黃金標準」，批評港人的 負能量「拉低」了實際值，鼓勵民眾反省，令自己快樂感去貼近模型的預測，有削足適履之嫌。
貧富不均拉闊快樂差異？
另外，是否 模型的殘差部分就一定是「主觀因素」？是否模型的6要素涵蓋了所有「客觀因素」？細看6要素的內容，其中廉潔程度和自由程度的衡量都是問受訪者的感受，屬 於主觀感知。可見主、客觀並非這6要素與其他要素的區別所在。除了這6項之外，是否有其他能夠影響居民快樂程度的重要因素呢？例如，社會不平等程度、居住
環境等。雖然香港擁有較高的人均GDP，但是其收入和財富分配卻非常不均勻，按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高達0.537，位列發達經濟體前茅。此外，根據「第 11屆國際住房負擔能力調查」顯示，用港人居民收入衡量的房屋購買力在全球378個大都市中是最低的。貧富不均、「上樓難」、「捱貴租」會否拉闊了香港與 歐美國家的快樂差異呢？當然我們列舉這些因素也只是提出假說，是否合理、正確還需要進一步的檢驗。但至少，我們不必一錘定音地將這個殘差解讀為「身在福中
不知福」，堵塞了進一步的探討空間。
該報告的作者提出，製作此報告的宗旨是希望居民是否快樂成為各地政府衡量公共政策優劣的新標準。近年歐
美國家已逐漸將幸福、快樂等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納入設計和改善政府政策的參考指標。本港政府也應順應趨勢，正視民眾的主觀感受。政策好不好，不應只反映在能為本港帶來多少財富，
而更注重能否改善本地民眾的身心健康，並確保此種改善獲得民眾的有效感知和認同。如果報告反被用作譴責民眾，呼籲民眾修改自己的感知去順應「客觀因素」， 恐非作者原意。
作者張一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程綺瑾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郭志良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