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先生早前在《明報》觀點版的一篇文章提到剛去世的楊光；他並且提出了一些看法，包括六七暴動的起因。吳康民是香港左派當中輩分極高的一人，曾是全國 人大代表，在一段長時期是培僑中學校長和校監，他對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六七暴動的角度有極為值得參照之處。在香港社會已然撕裂的當下，不以人廢言，吳 康民的文章相當部分內容可以讓人從歷史看到中共左毒盛行下的禍害。
談到六七暴動的源頭，吳康民與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看法相近，即是：一、港英當局高壓管治引發的反彈，二、中共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三、中共在港官員的極左 做法。事隔半世紀回望，當年的客觀情狀即屬如此，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最左，只有更左。一九六七年把「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鬥爭政治移植到香港，吳康民 在文章提及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人一為表功二為自保，攪起一場「反英抗暴」鬥爭。
中共對文化大革命早有定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經過四千幹部反覆討論的文件，雖然對評價 毛澤東功過含混不清留下了一條尾巴，但對文化大革命的論定卻極為清楚，「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 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况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這份決議形成此後多年中共對防左的警惕，到了一九九二年南巡，鄧小平仍然孜孜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反左是十年大亂左毒流竄後中共意識形態戰線所向，此一方針尤為明確。
今天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高速騰飛三十年，成為戰後東亞地區日本與南韓之後第三個擁有這種經濟發展史的國家，際此或許已經沒有誰會想起一九八一年 端正中共防左態度的《決議》。事實上，中共史上多次因為左而出大事，除了死傷無數的文化大革命，還有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領導人的偏執導致下行者效法且競 相更左。無他，這是列寧式政黨的本質使然，黨員若是右傾，那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小可革籍，大足致死；若是出現左傾走向，就會認為是「總的來說沒有 錯，只是執行上有偏差」。如此一來，為了自保，緊跟中央左傾還加多三分，整整一代中國人民因此報銷，禮崩樂壞，禍延至今。
為求自保 執行政策寧左勿右
什麼是左傾，毛澤東一九五五年有一說法，「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况，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議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 鄧小平就把話說得更具體，「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回到歷史，六十年代中共經過三年困難期後又來頭腦發熱，文化大革命便是這樣降臨。香港左派 當年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本地的新華社幹部唯恐不夠左，而港英治下社會貧富懸殊，充滿矛盾壓迫，當局無視民間苦况；另邊廂，左派工人成為欲求自保的新華 社官員的工具，暴力鬥爭終致元氣大傷，香港則由一九四九年後大量內戰難民南逃的海港小城，蛻變成為充滿反共氛圍的都巿，這是一九六七年大搞鬥爭為綱的新華 社外派幹部無法預視的結局。
本來，六七暴動前左派在香港有一定的社會運作空間，這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有直接關係，是為當時鎖國的中共政權瞭望世界的唯一窗口。在 港英殖民地年代，中共認為左派打正旗號一片通紅不利工作亦易惹來打壓，於是粉紅色左派逐漸建立基礎。儘管每年雙十節調景嶺石硤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如海四 處，但中共文宣仍在社會佔有重要地位，六十年代初報章銷量頭三名左報佔其二，分別是《晶報》及《商報》； 這還不計淡粉紅色或甚至不見顏色的如《田豐日報》。事實上，就算是打正名堂的正統左報亦在知識界有角色，尤其是文化藝術範疇，左派傳媒的水平絕對不下於甚 或勝於其他中間派或右派傳媒
港英打壓 左派緊跟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爆發爭取權益工潮，港英出動大批警力強力鎮壓，香港新華社則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極左路線；被喚作「黃皮狗」與「白皮豬」的警察與工 人爆發多次激烈衝突，各有死傷，大批工人被捕。之後真假土製炸彈現於鬧巿，外貼「同胞勿近」字條卻炸死無辜巿民，社會群起譴責，由此失卻民心。與此同時， 大量工人因罷工被解僱失業，不少被捕身陷囹圄，家庭生計陷於崩潰邊緣。此役之後，執行左傾路線的香港左派於一九四九年或更早之前建立的社會網絡一掃而空， 今天親共新發彩也許不知道，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這三年，香港左派是低耷着頭經歷暮日夕陽。一九七一年，中美乒乓外交揭開中共重返國際社會序幕，當年深 秋中共加入聯合國重獲國際人格；大陸上是林彪暴屍蒙古郊野，每見俱手持毛語錄寫進黨章的毛主席接班人好學生落得如此下場。大夢既醒，左傾氛圍收斂，因為再 此下去，毛澤東思想如何吹得震天價響，也無法解決國民經濟瀕於倒塌的局面，更不消說武鬥大量死傷的國不成國，家不成家。上年紀的香港巿民應該記得，那時三 不五時大批五花大綁浮屍隨江水南下后海灣，多是兩廣紅衛兵私刑下的冤魂。
溫和抬頭 埋頭重建社會網絡
香港這城巿的本色在於其累積反共特質，四十年代末避秦南下，五十年代末反右運動家鄉捎來親友毒打致死的家書，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的餓殍遍野，梧桐山人流傾瀉 而來，香港本質已然由此而定。主觀意志辦事的左傾做法徒然引起埋於心底的反共情結，當時社會反共情緒高漲，對左派歧見極深，開口「左仔」閉口「左口魚」， 傳統左派暴動後難以馬上回到主流社會，只得在自己人小圈子默默生活。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後，溫和派抬頭，「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文化大革命稍見偃 旗息鼓之象，香港左派藉此重拾舊山河，一步一足印重建社會網絡。有資深左派人士稱，此一過程極為艱巨，做法是大年初一賀歲波開鑼之前，在政府大球場外向各 界朋友伸出友誼之手祝賀新春，一寸一寸把失去的人心扳回來。
然而左毒未曾因此全消，隨着中共內部鬥爭白熱化，再度揚起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不過此時香港左派正在休養生息，僅能在內部跟隨中共路線，對外則已兵疲 馬乏，無以為繼。有左派工會老人憶述，一九七六年工會間中仍有學習時段，當年四月天安門發生紀念周恩來去世的「四五事件」，中共定性為反革命，大舉拘捕參 加者，香港工會跟着中共「狠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同年十月「四人幫」被捕，學習內容不旋踵變成「狠批四人幫禍國殃民」，一變之間，前後不過六個月。中共 其後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定論，香港「反英抗暴」因此作結，左派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然後鄧小平三度上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揚棄政治鬥爭全力發展經濟，時光荏 苒，香港社會逐漸放下種種心結，北上當時滿目稻田的深圳設廠，為此後三十年的經濟奇蹟打下第一根樁柱。
總結文革 防左成為金科玉律
吳康民與劉銳紹二位先生評論六七暴動，關於左傾的論述允稱中肯，他們都是深切明瞭中共一路走來的歷史。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後對港澳人士的幾次講話極其值得細 味，僑辦主任廖承志於一九七八年三月會見港區全國人大及政協代表的講話，「做好港澳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於團結人」，「不論哪一行業，都要徹底打 破紅白界線」；「每次運動差不多都嚇走一些電影界朋友，要爭取他們全部回來……還要看到，他們離開我們的機構，我們要負一定責任」。儘管說這些話時，距離 打倒「四人幫」不到兩年，中共內部對文化大革命仍未有最後定論，然而防左反左的意味在廖承志的言談躍然而出。由此結聯鄧小平多次反左之言，中共第一代領導 人對左傾有切膚之痛，雖是三十多年前的講話，如今重閱，時空對照，確是大氣候下的小氣候，尤其是左傾的頑固性與欺騙性這兩重特質，更是精闢。
談到六七暴動的源頭，吳康民與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看法相近，即是：一、港英當局高壓管治引發的反彈，二、中共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三、中共在港官員的極左 做法。事隔半世紀回望，當年的客觀情狀即屬如此，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最左，只有更左。一九六七年把「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鬥爭政治移植到香港，吳康民 在文章提及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人一為表功二為自保，攪起一場「反英抗暴」鬥爭。
中共對文化大革命早有定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經過四千幹部反覆討論的文件，雖然對評價 毛澤東功過含混不清留下了一條尾巴，但對文化大革命的論定卻極為清楚，「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 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况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這份決議形成此後多年中共對防左的警惕，到了一九九二年南巡，鄧小平仍然孜孜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反左是十年大亂左毒流竄後中共意識形態戰線所向，此一方針尤為明確。
今天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高速騰飛三十年，成為戰後東亞地區日本與南韓之後第三個擁有這種經濟發展史的國家，際此或許已經沒有誰會想起一九八一年 端正中共防左態度的《決議》。事實上，中共史上多次因為左而出大事，除了死傷無數的文化大革命，還有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領導人的偏執導致下行者效法且競 相更左。無他，這是列寧式政黨的本質使然，黨員若是右傾，那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小可革籍，大足致死；若是出現左傾走向，就會認為是「總的來說沒有 錯，只是執行上有偏差」。如此一來，為了自保，緊跟中央左傾還加多三分，整整一代中國人民因此報銷，禮崩樂壞，禍延至今。
為求自保 執行政策寧左勿右
什麼是左傾，毛澤東一九五五年有一說法，「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况，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議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 鄧小平就把話說得更具體，「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回到歷史，六十年代中共經過三年困難期後又來頭腦發熱，文化大革命便是這樣降臨。香港左派 當年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本地的新華社幹部唯恐不夠左，而港英治下社會貧富懸殊，充滿矛盾壓迫，當局無視民間苦况；另邊廂，左派工人成為欲求自保的新華 社官員的工具，暴力鬥爭終致元氣大傷，香港則由一九四九年後大量內戰難民南逃的海港小城，蛻變成為充滿反共氛圍的都巿，這是一九六七年大搞鬥爭為綱的新華 社外派幹部無法預視的結局。
本來，六七暴動前左派在香港有一定的社會運作空間，這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有直接關係，是為當時鎖國的中共政權瞭望世界的唯一窗口。在 港英殖民地年代，中共認為左派打正旗號一片通紅不利工作亦易惹來打壓，於是粉紅色左派逐漸建立基礎。儘管每年雙十節調景嶺石硤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如海四 處，但中共文宣仍在社會佔有重要地位，六十年代初報章銷量頭三名左報佔其二，分別是《晶報》及《商報》； 這還不計淡粉紅色或甚至不見顏色的如《田豐日報》。事實上，就算是打正名堂的正統左報亦在知識界有角色，尤其是文化藝術範疇，左派傳媒的水平絕對不下於甚 或勝於其他中間派或右派傳媒
港英打壓 左派緊跟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爆發爭取權益工潮，港英出動大批警力強力鎮壓，香港新華社則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極左路線；被喚作「黃皮狗」與「白皮豬」的警察與工 人爆發多次激烈衝突，各有死傷，大批工人被捕。之後真假土製炸彈現於鬧巿，外貼「同胞勿近」字條卻炸死無辜巿民，社會群起譴責，由此失卻民心。與此同時， 大量工人因罷工被解僱失業，不少被捕身陷囹圄，家庭生計陷於崩潰邊緣。此役之後，執行左傾路線的香港左派於一九四九年或更早之前建立的社會網絡一掃而空， 今天親共新發彩也許不知道，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這三年，香港左派是低耷着頭經歷暮日夕陽。一九七一年，中美乒乓外交揭開中共重返國際社會序幕，當年深 秋中共加入聯合國重獲國際人格；大陸上是林彪暴屍蒙古郊野，每見俱手持毛語錄寫進黨章的毛主席接班人好學生落得如此下場。大夢既醒，左傾氛圍收斂，因為再 此下去，毛澤東思想如何吹得震天價響，也無法解決國民經濟瀕於倒塌的局面，更不消說武鬥大量死傷的國不成國，家不成家。上年紀的香港巿民應該記得，那時三 不五時大批五花大綁浮屍隨江水南下后海灣，多是兩廣紅衛兵私刑下的冤魂。
溫和抬頭 埋頭重建社會網絡
香港這城巿的本色在於其累積反共特質，四十年代末避秦南下，五十年代末反右運動家鄉捎來親友毒打致死的家書，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的餓殍遍野，梧桐山人流傾瀉 而來，香港本質已然由此而定。主觀意志辦事的左傾做法徒然引起埋於心底的反共情結，當時社會反共情緒高漲，對左派歧見極深，開口「左仔」閉口「左口魚」， 傳統左派暴動後難以馬上回到主流社會，只得在自己人小圈子默默生活。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後，溫和派抬頭，「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文化大革命稍見偃 旗息鼓之象，香港左派藉此重拾舊山河，一步一足印重建社會網絡。有資深左派人士稱，此一過程極為艱巨，做法是大年初一賀歲波開鑼之前，在政府大球場外向各 界朋友伸出友誼之手祝賀新春，一寸一寸把失去的人心扳回來。
然而左毒未曾因此全消，隨着中共內部鬥爭白熱化，再度揚起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不過此時香港左派正在休養生息，僅能在內部跟隨中共路線，對外則已兵疲 馬乏，無以為繼。有左派工會老人憶述，一九七六年工會間中仍有學習時段，當年四月天安門發生紀念周恩來去世的「四五事件」，中共定性為反革命，大舉拘捕參 加者，香港工會跟着中共「狠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同年十月「四人幫」被捕，學習內容不旋踵變成「狠批四人幫禍國殃民」，一變之間，前後不過六個月。中共 其後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定論，香港「反英抗暴」因此作結，左派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然後鄧小平三度上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揚棄政治鬥爭全力發展經濟，時光荏 苒，香港社會逐漸放下種種心結，北上當時滿目稻田的深圳設廠，為此後三十年的經濟奇蹟打下第一根樁柱。
總結文革 防左成為金科玉律
吳康民與劉銳紹二位先生評論六七暴動，關於左傾的論述允稱中肯，他們都是深切明瞭中共一路走來的歷史。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後對港澳人士的幾次講話極其值得細 味，僑辦主任廖承志於一九七八年三月會見港區全國人大及政協代表的講話，「做好港澳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於團結人」，「不論哪一行業，都要徹底打 破紅白界線」；「每次運動差不多都嚇走一些電影界朋友，要爭取他們全部回來……還要看到，他們離開我們的機構，我們要負一定責任」。儘管說這些話時，距離 打倒「四人幫」不到兩年，中共內部對文化大革命仍未有最後定論，然而防左反左的意味在廖承志的言談躍然而出。由此結聯鄧小平多次反左之言，中共第一代領導 人對左傾有切膚之痛，雖是三十多年前的講話，如今重閱，時空對照，確是大氣候下的小氣候，尤其是左傾的頑固性與欺騙性這兩重特質，更是精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