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財政預算 KO 施政報告
一份財政預算，一本《施政報告》；一件港英舊電池，一顆閃閃的紅星。正是俗語有謂的：人比人，比死人。
本來，《施政報告》好端端放在10月上旬立會年度之始，便與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河水不犯井水，各 顯神通、各自精采；二者要有什麼內在聯繫，便是放到黑房裏還是有聯繫，一般民眾並無多大興趣知道，媒體要理解，自有政治枱的記者去琢磨印證。這個行之有效 的安排，從殖民時代到曾蔭權政府，幾十年來都
一直如此；至於行政長官事實上能否駕馭手握財經系統大權的財政司司長，要看本事。
肥彭年代，經濟超旺，當奴的財政預算一份比一份靚，肥彭的《施政報告》卻依然是每一立法年度的重頭戲， 並不因為財政預算容易討人好感而相形見絀，直至英殖民時代最後一兩年，不少港英治下吃盡大茶飯的政商人士跳船反水鬧愛國，肥彭雖光環依舊但實力不再，卻也 樂得讓他一手提拔作首位華人財政司的曾蔭權及
一眾財金系統官員在政權過渡之際盡享風流。
到了董建華當政，這位船王雖然坐過幾年1997年之前那艘不列顛尼亞號的駕駛艙（行政局），卻是學師未 夠，也未能深入了解財金官僚系統的特性慣性長短處，以致後來當了特首卻連一些錢銀小事也無從置喙，淪落到要在特首辦搞一個「cookie
jar」盛一些當奴辦給的「零用錢」在施政時候也派點糖；如此光景，遑論駕馭。及至董氏反枱，迫退陳方安生，把在亞洲金融風暴之中鋒芒盡露的曾二副擢升大 副，財金系統於是如日中天，往後的幾份董氏施政報告就更加黯然失色。董氏下台之後，曾氏手拿「印把子」，再加以其科班出身的歷練，縱然在施政方面不思進 取，在他法眼之下撰寫的《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終能表裏如一。
2012年，梁振英偷壘成功，上台當特首，但這位「紅」超乎「專」的行政長官明顯「未夠秤」，組班有困 難，由曾蔭權一手提拔的前任財爺於是留任。然而，這位出身名校受美國高等教育的前港英資深政務官絕非小兒科，三言兩語之間展現出的親和力軟實力，便不是只 懂疾言厲色「警惕」這個「警惕」那個為能事的
梁氏所能及。這個對比更在最新的財政預算發表之後頭一兩個回合的「影子劍擊」中讓市民一覽無遺。任憑梁特把《施政報告》的發表日期延後，讓財政預算跟貼， 以利營造後者配合前者的意象，但不濟就是不濟，才一個月，市民大眾已經記不起那份某商界要人認為「不如讀《通勝》」的東西。星月爭輝，但紅星不敵月華，以 致梁氏需發正式聲明，強調這份《財政預算案》乃「貫徹現屆政府的施政理念」之作【註1】；無奈如此狼狽求正視聽，卻成為上周中環官商巨賈乃至OL們的午膳 談資而廣為天下笑。
二、補償佔中損失有利未來社運
曾俊華在財政預算中提出補償商戶「佔中」損失，筆者不知是哪一個政府部門想出來的一流好主意，非常前衛，值得稱讚，放在財政預算裏，更令財爺攞盡采。
大家知道，「佔中」公民抗命是一種公義，但會引致一些人士的經濟損失，所以社會上會有反對聲音，有時更 甚為激烈。雖然經過理論說明、事實證明，整個歷時3個月的運動，導致的總體經濟損失卻微乎其微，但對個別人士特別是「佔領區」附近的商戶、平常需要通過 「佔領區」的交通營運者而言，消極影響還是有的。這些人當中，很多其實都支持真民主、反對假普選，或者起碼是模稜兩可，但說都要蒙受損失，他們就會猶疑， 甚或反對，這是有目共睹的。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這裏頭有一個公益與私害的矛盾：公益是大家的，雖然自己也有一小份兒，但私利卻是 每個受損商戶自己的；理性人會計算利害損益，結果會影響他們對「佔中」乃至對社運的一己立場。在這個情況底下，理想的香港社會政策，當然就是由政府津貼受 損商戶，從而把他們的損益比推向有利支持「佔
中」和社運的方向。財爺的預算案中，預留了這一筆社會資金，因此是做對了。收到津貼，受損戶第一個反應就是開心，有些本來反對比較激烈的，更可說是「出了 一口鳥氣」，但常遠一點，就會形成「理性期望」，知道以後若因社運再次蒙受損失，也會同樣得到政府津貼，因此反對未來社運的動力就減弱，甚或消失。
上述是對受損商戶而言。事實上，這種不設審查的補償政策，津貼範圍肯定大大超過了有受損失者（有些行 業，例如旅店業，受損戶是極少數，其餘根本無受損失）。對於這列入補貼範圍卻未受社運絲毫影響的人士、機構而言，得到補償津貼乃是拜社運「佔中」、公民抗 命所致，可謂求之不得。這些人士、商戶也會形成
理性期望，對未來公民抗命的憂慮減少，甚或完全不介意再次發生。
當然，有一個應該津貼多少的問題。從整體社會利益考慮，爭取民主的是有益的，對香港這種已有成熟法治的 政體而言，爭取得到，好處更非常大，光是讓社會以後不必再為民主不民主而不停爭拗撕裂，已經非同小可。因此，筆者主觀猜測，目前區區一兩千元的補償額，很 可能太少。不過，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打鐵
趁熱，全香港無論什麼政治派別的團體，都應該團結一致，促請政府成立一個社運損失賠償基金，長期運作。
看來，政府內部的有心人，很可能是排除了來自以梁特及他的一些智囊為首的當權偏激派的干擾和反對，才能 夠把這個補貼商戶「佔中」損失的安排寫進財政預算裏的。當然，也有可能這個開支提議是一些受損戶通過當權派政黨向梁特提出的，後者為要替那些商戶「出一口 鳥氣」，想都沒想清楚後果便同意了。是那樣的
話，則本地當權派在北大爺眼中真的是蠢得死有餘辜了。
三、社運轉型、陸人仇港
近日中共網管縱容大陸仇港網民上載照片顯示剪毀的港澳通行證、散播對港實施斷水斷電斷食等恫嚇言論。繼梁特會同《文匯報》向本地知識界特襲、京官及 御用學者在《人民網》及《環時》等喉媒發言配合之後，這是又一波政治攻勢，手法雷同去年特府縱容黑惡勢力對付各派泛民群眾，結果卻不僅僅是「撕裂」香港， 而是在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劈出一道深溝，觸及港陸之間的原有歷史文化斷層。
有人說這是「反蝗」行動引起的陸人反應，實情卻是，這一切都是祖國給港人惹的禍，溯其遠因有兩個：其一是2003年大陸沙士惡疫犯港搞垮香港經濟之 後，北京嘗試補鍋以免港人怪責而推出自由行（即後來所謂的「阿爺恩賜」）；其二則是大陸2008年爆出毒奶事件，陸人由上到下對國食產生恐懼，催生了龐大 的水貨業，引來滿街拖喼黨搜刮港貨（即後來吳官說的「國恥」）。
本來，若是一個自己的政府，如果遇到外來因素嚴重干擾民生，必會衡量輕重迅速反應解決問題，怎會像特府那樣一拖再拖，生怕任何壓制水貨客自由行的措 舉會令阿爺不高興？這種管治意識，遇上30年來行之無大效的「民主回歸和理非非」泛民政治路線被公民抗命新思潮和「勇武抗爭」新範式取代，遂生出港人對陸 客大不客氣的「鳩嗚」行動。然而，最值得各方留意的是，歷來抗爭無什實效，這次以新世代當中少數人組織的一系列「光復行動」，儘管因為包含一些不盡和理非 非的勇武元素而未能為社運界普遍接受，卻迫使了中共內部不得不出現檢討自由行的聲音。
由此可總結兩點：（一）凡事要看黨中央臉色、生怕犯龍顏失關愛的小圈子特首，已經患上大陸官僚的「寧左勿右」病，所作所為（或不作不為），並不一定 是黨中央的最佳選擇；（二）社運若能發揮足夠力量（並付出相當代價），跨越色厲內荏的特府而直接震撼北京當局，方才有望得到一些實效；而所謂足夠力量，如 果特府冥頑不靈執迷不悟，就幾乎不可能是和理非非，而是不同程度的「勇武抗爭」。
社運走到今天，經歷了不同階段；有些階段，事後總結，不少人認為拖得太長。到了2012年，由中學生組織的反國教反洗腦運動，在「收集簽名、八日站 街」之後升級為「佔領政總、十日圍城」，迫使特府撤回含洗腦內容的國教課程，取得了很好的階段性成果，其實就是社運向「公民抗命」、「勇武抗爭」方向過渡 的首次大型突破性預演。
社會的動態平衡當中，最優的是政府從來不失時機充分回應民眾的訴求，但這在非民主社會裏幾乎沒有可能；次好的平衡，是民眾強烈的和理非非要求最後得 到滿意而徹底的回應，例如香港70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及其後廉政公署的設立和有效運作；再等而下之，是政府根本不能回應社會的和理非非訴求，迫使民眾採取其 他更激烈的抗爭方式，結果如何，難以預料，但兩敗俱傷、玉石俱焚的可能性相當高，罪魁禍首當然是政府。
四、我所敬重的陳景祥先生
90年代初，得朋友推介，我回到香港任職高等教育，希望為這裏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盡一分力。象牙塔是我那時自選的安身立命之所，除了偶爾留意世界大 事，其他少管，所以初時根本不知道有《信報》；稍後，一些朋友找我合寫一個專欄，題材是經濟政策，我才開始和《信報》有了一點很間接的接觸（通過傳真 機）。意想不到的是，幾年之後，我離開了大學校園，到《信報》當總編輯。很快，就認識了陳景祥（「警長」）。這位冷靜沉默、經驗豐富、努力而又非常可靠的 媒體人，從一開始便給我很好的印象；在往後10多20年的日子裏，包括我離開《信報》之後，一直如此覺得；最近《壹週刊》訪問他，我看罷就更加佩服。
我說陳景祥非常可靠，並非空洞的美言。大家知道，我並非新聞從業出身，蒙林行止伉儷委我為香港重要歷史關鍵時期的《信報》總編輯，既是我的榮幸，也 令我十分憂慮，擔心因為經驗嚴重不足，不能把撰寫社評和日常編務都做好。上任之後，發覺我獨力撰寫社評從選題到找料構思行文到起碼三次的自己校對，已經花 掉我至少每天12個小時和絕大部分精力，其餘只能主持兩個每天的新聞會，以及最後看幾個重要版面的「大樣」，負起總編輯的把關職責。如此，報館日常的所有 其他繁重工作，我根本鞭長莫及。幸好有陳景祥的幫助，《信報》不僅日常運作有條不紊，在獨家報道方面尤其出色。此期間，《信報》的主要功臣實際上是陳景 祥，他盡責而出色地負起了總編輯的絕大部分工作，而我的第一實際角色是主筆（那也是我後來第二次參加《信報》工作時的正式頭銜）。
《壹週刊》這次訪問陳景祥，文章十分值得看。就我知道的事實而言，他說的都是實話，只有兩點詳情我或可稍作補充。
一、我並非林行止伉儷的「老友」或「自己夥計」。如上所述，我在象牙塔裏寡陋孤聞，1992年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信報》。第一次見到林氏夫婦，是 1995年年末，他倆邀請科技大學商學院的幾個專欄作者見面吃晚飯，我是其中之一。翌年初夏某天，林氏千金林在山小姐向我轉達了林生林太邀我替《信報》工 作的意思；之前，我亦只在一個科大作東道的晚宴上第一次見過林小姐。我答應接受邀請之時，身在外國，回港後林太找我商談聘用條件時才第二次見到林家任何 人。
二、發生於2013年2月的「梁振英對《信報》發法律師信事件」裏，我的確同意《信報》發布委託律師起草的公開道歉信；不過，《信報》的道歉和我自 己的態度不同，《信報》只是向因事件而感到不安的讀者大眾道歉，其實並無不妥。我的態度，刊在《壹週刊》隨即訪問我的那期；有關的段落轉載如下（全文連結 在【註2】）：
今次《信報》為平息律師信風波刊出的聲明最後一句為：「若因文章而引起讀者對梁先生產生不公的結論或引來不便，我們謹此致歉。」引發網民認為是《信報》跪低，有《信報》員工甚至覺得是「出賣練總」。
練乙錚卻不同意：「聲明出街前我已看過，我認為內容中肯、有力、與人為善。如果梁先生看完我的文章不高興，我完全可以道歉，道歉是因為篇文令人唔開心，不是為文章的論點而道歉，這符合我與人為善的做人態度。
但道歉之餘，我會話，我的說話一定要講，我的分析一定要做，因為當中有公眾利益，也有我的原則。
《氣短集》之五十三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此聲明詳見2月25日文匯網題為「梁振英發聲明指預算案貫徹施政理念」的報道：http://news.wenweipo.com/2015/02/25/IN1502250050.htm。
【註2】2013年2月14日《壹週刊》於梁振英發律師信給《信報》之後訪問我，訪問全紀錄可在這裏看到：http://realforum.zkiz.com/thread.php?tid=56386。
近日中共網管縱容大陸仇港網民上載照片顯示剪毀的港澳通行證、散播對港實施斷水斷電斷食等恫嚇言論。繼梁特會同《文匯報》向本地知識界特襲、京官及 御用學者在《人民網》及《環時》等喉媒發言配合之後，這是又一波政治攻勢，手法雷同去年特府縱容黑惡勢力對付各派泛民群眾，結果卻不僅僅是「撕裂」香港， 而是在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劈出一道深溝，觸及港陸之間的原有歷史文化斷層。
有人說這是「反蝗」行動引起的陸人反應，實情卻是，這一切都是祖國給港人惹的禍，溯其遠因有兩個：其一是2003年大陸沙士惡疫犯港搞垮香港經濟之 後，北京嘗試補鍋以免港人怪責而推出自由行（即後來所謂的「阿爺恩賜」）；其二則是大陸2008年爆出毒奶事件，陸人由上到下對國食產生恐懼，催生了龐大 的水貨業，引來滿街拖喼黨搜刮港貨（即後來吳官說的「國恥」）。
本來，若是一個自己的政府，如果遇到外來因素嚴重干擾民生，必會衡量輕重迅速反應解決問題，怎會像特府那樣一拖再拖，生怕任何壓制水貨客自由行的措 舉會令阿爺不高興？這種管治意識，遇上30年來行之無大效的「民主回歸和理非非」泛民政治路線被公民抗命新思潮和「勇武抗爭」新範式取代，遂生出港人對陸 客大不客氣的「鳩嗚」行動。然而，最值得各方留意的是，歷來抗爭無什實效，這次以新世代當中少數人組織的一系列「光復行動」，儘管因為包含一些不盡和理非 非的勇武元素而未能為社運界普遍接受，卻迫使了中共內部不得不出現檢討自由行的聲音。
由此可總結兩點：（一）凡事要看黨中央臉色、生怕犯龍顏失關愛的小圈子特首，已經患上大陸官僚的「寧左勿右」病，所作所為（或不作不為），並不一定 是黨中央的最佳選擇；（二）社運若能發揮足夠力量（並付出相當代價），跨越色厲內荏的特府而直接震撼北京當局，方才有望得到一些實效；而所謂足夠力量，如 果特府冥頑不靈執迷不悟，就幾乎不可能是和理非非，而是不同程度的「勇武抗爭」。
社運走到今天，經歷了不同階段；有些階段，事後總結，不少人認為拖得太長。到了2012年，由中學生組織的反國教反洗腦運動，在「收集簽名、八日站 街」之後升級為「佔領政總、十日圍城」，迫使特府撤回含洗腦內容的國教課程，取得了很好的階段性成果，其實就是社運向「公民抗命」、「勇武抗爭」方向過渡 的首次大型突破性預演。
社會的動態平衡當中，最優的是政府從來不失時機充分回應民眾的訴求，但這在非民主社會裏幾乎沒有可能；次好的平衡，是民眾強烈的和理非非要求最後得 到滿意而徹底的回應，例如香港70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及其後廉政公署的設立和有效運作；再等而下之，是政府根本不能回應社會的和理非非訴求，迫使民眾採取其 他更激烈的抗爭方式，結果如何，難以預料，但兩敗俱傷、玉石俱焚的可能性相當高，罪魁禍首當然是政府。
四、我所敬重的陳景祥先生
90年代初，得朋友推介，我回到香港任職高等教育，希望為這裏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盡一分力。象牙塔是我那時自選的安身立命之所，除了偶爾留意世界大 事，其他少管，所以初時根本不知道有《信報》；稍後，一些朋友找我合寫一個專欄，題材是經濟政策，我才開始和《信報》有了一點很間接的接觸（通過傳真 機）。意想不到的是，幾年之後，我離開了大學校園，到《信報》當總編輯。很快，就認識了陳景祥（「警長」）。這位冷靜沉默、經驗豐富、努力而又非常可靠的 媒體人，從一開始便給我很好的印象；在往後10多20年的日子裏，包括我離開《信報》之後，一直如此覺得；最近《壹週刊》訪問他，我看罷就更加佩服。
我說陳景祥非常可靠，並非空洞的美言。大家知道，我並非新聞從業出身，蒙林行止伉儷委我為香港重要歷史關鍵時期的《信報》總編輯，既是我的榮幸，也 令我十分憂慮，擔心因為經驗嚴重不足，不能把撰寫社評和日常編務都做好。上任之後，發覺我獨力撰寫社評從選題到找料構思行文到起碼三次的自己校對，已經花 掉我至少每天12個小時和絕大部分精力，其餘只能主持兩個每天的新聞會，以及最後看幾個重要版面的「大樣」，負起總編輯的把關職責。如此，報館日常的所有 其他繁重工作，我根本鞭長莫及。幸好有陳景祥的幫助，《信報》不僅日常運作有條不紊，在獨家報道方面尤其出色。此期間，《信報》的主要功臣實際上是陳景 祥，他盡責而出色地負起了總編輯的絕大部分工作，而我的第一實際角色是主筆（那也是我後來第二次參加《信報》工作時的正式頭銜）。
《壹週刊》這次訪問陳景祥，文章十分值得看。就我知道的事實而言，他說的都是實話，只有兩點詳情我或可稍作補充。
一、我並非林行止伉儷的「老友」或「自己夥計」。如上所述，我在象牙塔裏寡陋孤聞，1992年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信報》。第一次見到林氏夫婦，是 1995年年末，他倆邀請科技大學商學院的幾個專欄作者見面吃晚飯，我是其中之一。翌年初夏某天，林氏千金林在山小姐向我轉達了林生林太邀我替《信報》工 作的意思；之前，我亦只在一個科大作東道的晚宴上第一次見過林小姐。我答應接受邀請之時，身在外國，回港後林太找我商談聘用條件時才第二次見到林家任何 人。
二、發生於2013年2月的「梁振英對《信報》發法律師信事件」裏，我的確同意《信報》發布委託律師起草的公開道歉信；不過，《信報》的道歉和我自 己的態度不同，《信報》只是向因事件而感到不安的讀者大眾道歉，其實並無不妥。我的態度，刊在《壹週刊》隨即訪問我的那期；有關的段落轉載如下（全文連結 在【註2】）：
今次《信報》為平息律師信風波刊出的聲明最後一句為：「若因文章而引起讀者對梁先生產生不公的結論或引來不便，我們謹此致歉。」引發網民認為是《信報》跪低，有《信報》員工甚至覺得是「出賣練總」。
練乙錚卻不同意：「聲明出街前我已看過，我認為內容中肯、有力、與人為善。如果梁先生看完我的文章不高興，我完全可以道歉，道歉是因為篇文令人唔開心，不是為文章的論點而道歉，這符合我與人為善的做人態度。
但道歉之餘，我會話，我的說話一定要講，我的分析一定要做，因為當中有公眾利益，也有我的原則。
《氣短集》之五十三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此聲明詳見2月25日文匯網題為「梁振英發聲明指預算案貫徹施政理念」的報道：http://news.wenweipo.com/2015/02/25/IN1502250050.htm。
【註2】2013年2月14日《壹週刊》於梁振英發律師信給《信報》之後訪問我，訪問全紀錄可在這裏看到：http://realforum.zkiz.com/thread.php?tid=56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