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峻嶸
論人口數目之多和領土面積之大，巴西在世界上都是位列第五位。但立國近二百年，巴西在經濟、科學、文化等的地位都不算一個「大國」。唯有足球才令到巴西揚威國際，讓世人尊敬。此外，足球也是僅有能將這個世界上其中一個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的人民連繫起來的工具。因此，當國際足協在二○○七年正式宣布巴西會主辦二○一四年世界盃時，大概沒有人想到巴西會出現連串反世界盃的抗爭。
反世界盃的大型群眾示威在去年洲際國家盃開幕前夕爆發。即使近月的抗爭規模不如去年，但罷工和街頭抗議在巴西仍然此起彼落。六年前，民意調查顯示只得約一成巴西人反對主辦世界盃。但最近的民調卻證明了巴西出現了民意大逆轉：過半數巴西國民認為主辦世界盃對巴西而言是壞事。要了解為何反對世界盃竟然成為了足球王國的主流民意，我們要由新自由主義說起。
新自由主義下的巴西
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是限制政府權力，將分配資源的決定交予市場。而實踐起來，新自由主義往往是劫貧濟富的。藉小政府的名義，政府要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令低下層的生活質素難以提升。同樣藉小政府的名義，政府將國營企業以至公共服務私有／私營化，予大資本得到更多開拓利潤的機會。
自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開始，新自由主義取代傾向國家干預和提升社會福利的凱恩斯主義，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統治精英之間的共識。不論是西方大國還是拉丁美洲國家，大部分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在巴西，二十多年的軍人統治終在八十年代末結束。然而，民主化並沒有改善巴西人民的生活條件。由一九八九年到二○○二年，巴西都由民選的右翼總統執政，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這段期間，巴西經濟不但沒有起色，甚至要兩度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手解決債務危機。IMF借款予巴西和其他國家都是有附帶條件，就是要借貸國緊縮限支和減少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換言之，巴西要更徹底地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左翼上台未扭轉新自由主義
嘗到新自由主義惡果的不只有巴西人，也包括拉丁美洲的各國人民。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造就了拉美左翼的冒起。本世紀初，拉美人民紛紛在普選中將選票投予左翼總統候選人。其中一個受惠於拉美左翼抬頭的就是巴西工人黨的盧拉（Lula）。這位前工運領袖在二○○二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成為軍人統治結束後巴西首名左翼總統。
不過，盧拉上台後並沒有揚棄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委內瑞拉的查維斯（Chavez）和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Morales）不同，盧拉沒有推動國有化政策或者是大搞土地改革。事實上，盧拉在上台之前已向IMF示好，在上台後則積極吸引外國資金流入，又跟不少原本支持工人黨的工會和左翼社運組織漸行漸遠。
盧拉就任總統時，世界經濟開始走出一九九○年代末的低谷。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亦為巴西提供大量出口機會，現在中國已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再加上盧拉在職時發現了新的油田，致令盧拉治下的巴西，其經濟表現遠比一九九○年代好。在財富增長的同時，盧拉也推動一些溫和的均富政策。除了大幅提升最低工資案，盧拉亦推行了有名的家庭津貼計劃（Bolsa
Familia）。該計劃為貧窮家庭提供現金津貼。經濟急速發展加上這些均富措施，巴西的貧窮率由二○○四年的約34%下跌至二○○九年約22%。換言之，不論是什麼階層，大部分巴西國民在盧拉的任期內都嘗到生活質素改善的滋味。這也解釋了為何盧拉在做完八年兩屆任期卸任時，他的支持率高達九成。受惠於盧拉的支持率，他在工人黨內的繼任人羅塞夫（Dilma
Rousseff）也順利贏得二○一○年的總統大選。
但這種討好各階層並且掩蓋階級矛盾的發展方向只在經濟高速增長時能爭得民意支持。羅塞夫上任後不久，巴西的經濟發展就開始放緩，同時通脹回升。羅塞夫政府的應對方法就是繼續執行新自由主義：控制公共開支增長和推行更多的私營化項目。這些措施對改善民生當然是沒有幫助。此外，由於盧拉任內只有溫和的財富再分配政策，政府投放在教育和醫療的資源根本追不上中下層民眾愈來愈高的期望。終於，在去年六月，幾個大城市宣布增加公共交通費就成為了抗爭出現的爆發點。
誰的世界盃？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世界各地的抗爭者都會思考如何利用大型運動會作為爭取媒體報道以至是累積更多談判籌碼的契機。但在過去一年巴西的抗爭中，世界盃，以至是二○一六年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本身也是激發示威的因素。事實上，當代的世界盃和奧運都體現着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以今屆世界盃為例，巴西一共要興建或在原址重建六個場館，另外要翻新六個舊場館。再加上相關的基建工程，世界盃和奧運為巴西政壇中的最大金主——建築商——提供了不少商機。但這些往往要由公帑埋單的場館是否當地人民需要的呢？單是十二個世界盃場館，其中有四個幾乎肯定會是徹頭徹尾的大白象工程。值「盛事」之名締造商機，犧牲普羅民眾的權益（不少工程都牽涉到逼遷）和耗用公帑造就大資本家的利潤，就是這些大型運動會在巴西和世界各地與新自由主義結合的方法。
與此同時，在巴西享有免稅優惠的國際足協（這是國際足協要主辦國給予它的地位）要求世界盃場館都有世界的一流水平。在世界盃期間，這些已令建築商賺得盤滿鉢滿的球場就是國際足協累積利潤和跨國品牌宣傳自己的平台。當巴西人民看見自己的資源被用來成就企業和國際足協，卻沒有被用在提升巴西國內的醫療和教育服務時，又怎能叫他們服氣？不少示威者強調教育和醫療都要國際足協標準（FIFA
Standard），就是要突出這一點。
出路在何方？
近一年巴西的反世界盃抗爭，其實象徵了只為富人服務的新自由主義，即使是由左翼實踐且稍經微調的溫和新自由主義路線，根本就不可能持續下去。因此，巴西人對世界盃態度的逆轉其實與近年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反對金融霸權、反對政府緊縮開支、反對強徵土地、反對大白象工程等一脈相承。這些抗爭都是人民對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反彈。
然而，縱使新自由主義是抗爭出現的結構性原因，卻不代表大規模的抗爭能促使既得利益者向中下層妥協。在倫敦大學任教的巴西籍左翼經濟學者Alfredo
Saad Filho曾提醒大家，去年在巴西的抗爭也有右翼反撲的元素。對巴西的傳統精英來說，工人黨始終不是他們的政黨。即使工人黨繼續搞新自由主義，巴西的精英對工人黨那些溫和的均富政策也看不過眼。於是，當警察一如既往地用過分的武力對待示威者以至是記者時，資本家把持的主流媒體即乘勢狙擊，將社會問題的矛頭指向工人黨和羅塞夫。
今年十月，巴西將舉行總統大選。雖然現時羅塞夫在民調中依然領先，但她已無四年前那樣的穩勝把握。如果年底的總統出現的是右翼回朝，那麼收割抗爭果實的將會是大資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