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學研究近年的寵兒是混雜型政體（hybrid regimes）和專制政體。成熟西方民主政體的研究已做了很多，發展空間有限，很多人反而有興趣研究各類的混雜政體可不可以長治久安？一些專制政體可以多年維持統治（例如中國）的原因又是什麼？
在民主已成普世價值下，全 球各地的專制政體和假民主政體，如果自由民主法治的水平和西方有相當距離，都會面對一定的壓力，其認受性會受挑戰。不少學者都相信政權很難長期靠高壓武力 長治久安，一來這樣社會成本很大，二來在全球化下會備受國際壓力，很少國家願意像北韓般遺世獨立。
經濟紅利難保長治久安
以良好經濟表現賺取認受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是常用方法，但長期維持經濟狀况良好談何容易（誰不想呢？），而且經濟起伏總有周期，單靠經濟紅利也是難確保長治久安的。
早期有人相信專制政體有利發展經濟，即所謂專制優勢（authoritarian advantage） 理論，根據之一是專制政體可以少受選舉、政黨或利益團體影響，而作出較超然理性的經濟決定。後來不少研究均反映這論據無論在理論或實證上都站不住腳。專制 政權背後有利益集團支撐，決策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哲王」。專制政體有具權勢者的支持，支持者可以是軍人、地主、資本家、官僚精英或以上的組合，於是經 濟政策便要迎合這些集團的利益，往往造成資源上的傾斜或甚至扭曲經濟結構，並不一定能作出最有利經濟發展的決定。
私財和公共財的矛盾
有關專制和半專制政權的研究反映，部分成功持續掌權多年的政權，成功要訣 之一是建立了比較堅實的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然後利用分配經濟利益（即「派餅仔」），令聯盟的不同成員在現體制中獲益，繼續支持現政權。這策略必然帶來的問 題是：只有選定的團體可以受益，執政者必須在政策層面提供某些私財（private goods），才可維繫其對體制之忠誠。如果是這樣，那沒有獲益的非精英階層（通常是低下階層、工人或更多其他各類群體）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
當權者一個對策當然是改善各類福利，提供不少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以改善低下層生活，有時配之以高壓政策，令人民不敢反抗。但社會資源有限，縱使是中國般持續快速增長二三十年，也出現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麼政權如何可以同時提供利益給特權階級，又大派福利令普通人滿意不反抗呢？
Dimitrov 等學者的新作《為什麼共產主義沒崩潰》（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指出專制政權的一項挑戰，便是這個私財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專制政權維繫權力的方法之一是吸納精英進其權力架構中（inclusion），但要吸納他們便要提供利益，而掌握了權力的精英可能不斷尋租（rent-seeking），令其利益不斷擴大。政權沒有可能長期維持這個平衡：支持政權的集團享有特殊利益，而在集團以外的又享有不少公共福利。這必然出現資源矛盾和分配衝突，帶來不穩定，繼而衝擊政府的認受性。
香港的十字路口
香港也許正在這種十字路口上。近年來，很多人都認為商界主導和政制不民主 帶來官商勾結，令資源向工商界傾斜。更深入的分析，是功能界別及類似邏輯的選舉委員會和委任制度，令不同界別的工商專業精英階層可以有更大政治影響力，包 括要求委任更多其界別人士進入各委員會、法定團體、諮詢委員會等，以至擴大至地方層面，在各層面組成愈來愈大的恩從網絡（patron-client network）。
梁振英上台後，這問題更嚴重。各種的政治酬庸，論功行賞將不同人士安插在掌控公共資源的委員會上；各種利益衝突俯拾皆是。於是我們會看到愈來愈多立法會議員和各類委員，在申報利益後繼續討論、投票甚至主持會議，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可以有成員的親屬有近30塊大嶼山地皮，愈來愈多的龍獅節，還會陸續有來。
梁振英上任之初，可能真的想大灑金錢改善（部分）貧窮問題，或者是收買人心提升民望，但當我們大量的公共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在這機制下已經分發出去，如何還有錢搞全民退休保障、改善教育和醫療等等大致是非排拒性（non-exclusive）的公共財呢？當高鐵可能要過千億埋單時，當大量的行政資源在「築福香港」和龍獅節之類東西，在製造一些不存在的就業機會過程中花光時，如何還有錢考慮全民退休保障，改善公共醫療系統，以至各種大多數人可以受益的措施？
不信這一套或沒有同類政治考慮的政務官官僚系統，不想將錢花光的自保方法 是把錢鎖起，另外搞一個不知怎樣用的「未來基金」（總之是不讓你花掉）。這結果是令能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身上的資源進一步減少，「不夠水平」的文化界， 不好意思，你們來遲了，擠不進場，沒有你們份了。
把資源和認受性一同倒掉
顧汝德2005年所著的《官商同謀》，主要論據是殖民政府由於自知認受性不足，於是刻意減少干預，或者不作特定產業的干預（sectoral intervention），例如不會補貼個別企業和產業，令香港人認為殖民政府可以在私利（private profits）與公益（public interest）之間有清楚界線，以維繫政府的認受性。相關原則在回歸後已被破壞淨盡，陪葬的當然還有特區政府的認受性。
不少學者都相信，選舉威權政體基本上充滿張力，並不穩定，要持續維持半專制的狀態，成本很高。而這個政體及其邏輯造成的資源、政策和經濟結構上的扭曲，在民主化後亦非容易撥亂反正。十多年累積下來，受苦的人無數，寃枉錢相信以百億計，如大江東去，追之不及矣。
◆延伸閱讀
Martin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