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紐約時報》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對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進行調查，因其涉嫌通過僱用中國高官子女（如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之子和原鐵道部運輸局前局長張曙光之女）從而贏得業務。
人們或許會問：為甚麽是《紐約時報》、摩根大通、光大和鐵道部？新聞研究史上，美國學者Gaye
Tuchman在一本於學界頗具影響力的著作《Making News》（1980）中認為，新聞機構根據一系列官僚組織的程序和幾近無意識的甄選標準（如官僚機構對記者派遣地點的分佈、職業化的選材、報道、編輯手法），把一個隨機事件（occurrence）變成新聞（news）。因此，摩根大通僱用「官二代」這個新聞只是若干「該事件可能成為新聞」可能性中的一種而已。
企業僱用高層關係獲取利益是否妥當？《華爾街日報》中文網8月20日刊登評論指，「僱用高官親屬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做法，不光是發展中國家，在美國也是如此，僱用的原因很多，包括廣泛的經驗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並不一定涉及特定的交換條件。」金融業對於金錢和特權本來就趨之若鶩，因此問題的關鍵就是，高官親屬的到來是否因為訊息、資源的優越而導致不公平的競爭以及藏匿本不該有的利益輸送。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治體制縱容這種情形的發生，多半是兩種可能性：一是該政權享有美國政治學者David
Easton所描述的「政治支持」度。「政治支持」從包括願為國家而戰、認同這個國家的政體準則、乃至對政府機構表現的正面評估；第二種可能性則是一個長久腐敗的政體催生了民眾「政治犬儒」，無商不奸，而自己對改變現狀無能為力。學者Ted Gurr在其專著《Why Men
Rebel》（1970）中認為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人們暴動的根源。人們可能因利益沒有落在自己頭上而大談社會不公，所謂「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但如果現狀持續，有朝一日，這類人自己獲得了不正當的「便利」利益之時，身陷囹圄在所難免。
如今，大陸「紅色」央企欲通過商業擴張以進一步鞏固其所屬集團的既得利益，相當程度上要仰賴這些進入海外跨國集團職場的「官／富／紅二代」。數量上看，目前國務院直屬和管理的部委和機構七十餘個，外加
3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每個機構均有正副「四套班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外加法院和檢察院），每套班子均有「前三把手」，更加上工會、青聯、婦聯這類機構的主要領導，他們的直系和旁系親屬加起來，全國至少有七千餘名這類「高幹」的「紅色後代」。每一個「二代」的蹤迹或難尋覓，然而其家庭背景的資料，在大陸的各級政府網站上均為公開。
最後，至少有兩個辦法來檢視摩根大通是否違法：其一，援引社會科學「控制實驗」法，將兩家企業──行業、規模、選址、組織機構等所有條件完全一樣、而唯一差別就是僱用紅色二代與否──進行比較，看是否「官二代」利益更多；其二是尋找直接證據，如張曙光及其女、摩根大通涉及業務的通話通訊紀錄。答案如何？或許已不再重要了罷。
張昕之 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