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的教訓告訴中國，若忽視再分配與社會公平，缺少制度性的監督，就會出現另一個薄熙來。縱容「深紅」、「極左」勢力，拒絕普世價值，很可能導致文革重來。
一切如人們預料的那樣，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被「雙開」。
中共在宣布十八大會期的同一天，宣布了黨內對薄熙來的處理決定：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將薄熙來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對一個中共高官來說，這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徹底終結。
感謝薄熙來，為二零一二年的中國人奉獻了一場「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的系列政治大戲：叛逃領館、律師殺人、跨國緋聞、耳光的故事、與多名女性發生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當這一切都塵埃落定，一個重量級紅二代黯然離場，中國應從中沉澱出怎樣的教訓？
重慶出租車司機眼中的薄熙來和王立軍，與中國官方定性的薄熙來和王立軍，決然不是同樣的形象。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前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以及同樣濫用職權並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薄熙來，在重慶出租車司機的口中，是「大英雄」。直到王立軍被宣判的那天，在重慶，仍有重慶市民用樸素的語言告訴我，薄熙來和王立軍「這麼好的官」下台，不是因為貪腐，「哪個當官的不貪？關鍵是他們沒跟上面搞明白關係」。
重慶治安變壞
司機們說，王立軍下台後，重慶交巡警平台的警察少了很多，搶錢、劫車的人又出現了，似乎重慶離開王立軍，換了任何一任公安局長都好不了。他們說薄熙來之前，重慶市容破舊，薄主政重慶，城市面貌幾年就煥然一新。
如今，薄熙來以及他昔日的手下幹將的貪腐事實正在逐步清查，那些曾對薄熙來抱有幻想的中國人也在慢慢清醒。可是，民泷曾經的擁護是無可否認的。
為何與薄熙來這個貪官相比，其他官員並沒有得到同樣的民意待遇？一位大連市民曾對我這樣說：並不是薄熙來把大連管得有多麼好，而是大連前後幾任市委書記都不怎麼樣，大家想來想去，覺得薄熙來也就不錯了。
所以，並不是薄熙來有多麼好，也許他只是會作「民生秀」。薄熙來與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重慶推廣的經濟政策，在薄下台後曾招致廣泛批評，認為重慶經濟政策為未來留下了財政虧空壓力，但按照學者榮劍的話說﹕「在中國現有體制下，任何地方的財政預算、產業政策和發展模式，都缺少一個有效的審核機制和監督機制，選擇何種發展路徑，不應該也沒法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在中國的廣大範圍內，有重慶模式、廣東模式、浙江模式，肯定比只有一個模式要好。」
重慶的財政隱憂無疑是值得關注的，但曾與薄熙來同朝為官的其他大員們應有所反思：在注重發展的同時，若忽視再分配與社會公平，缺少制度性的監督，就總會有另一個薄熙來站出來，用表面文章、「民生秀」的假像，贏得「民智未開」的不明真相的群泷的支持。
在薄熙來妻子薄谷開來案宣判、薄熙來被「雙開」後，新華網分別發表了《法律的尊嚴不容踐踏》、《任何人踐踏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厲懲處》等文，強調社會主義法治的尊嚴與反腐的決心。然而，真的是所有罪惡都收歸法網了嗎？
內地共識網負責人周志興認為，在現有的制度土壤裏，「薄熙來一定還會再長出來！」他評論道：「為了避免這樣的現象，在目前總的權力結構不能改變的前提下，要對官員管理體制作相應的改造，從任命、監督到罷免，要有切實可行的辦法。例如，官員的財產公布問題，能不能從新提拔的官員開始實施？例如，能不能更加充分利用網絡的監督力量，等等。」
按照官方的說法，薄熙來「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如今，薄熙來已為他的「用人失察」付出了代價。中國著名維權律師劉曉原問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麼，誰來承擔對薄熙來用人失察之責？」
應徹底拋棄極左勢力
薄熙來到重慶，下車伊始就開始了他的重慶論述建設工程，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據新華社、《重慶日報》等官方媒體報道，其後幾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成員，以各種方式肯定和稱讚了重慶「唱讀講傳」活動，有高層領導認為，這是「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有效載體」。
「僅唱紅一項，就支付成百上千億，無論是納稅人繳納的，或是黑打掠奪的，都應該反思。」前律師李莊如是評價「唱紅」﹕「服裝費、差旅費、唱紅獎金、唱紅加班費……，影響的社會生產力以及給民泷洗腦造成的危害更無法用金錢來衡量。」
薄熙來的幸運在於，「唱讀講傳」剛好迎合了黨內就「普世價值」與「核心價值」之爭的討論，並以重慶實踐為「核心價值」派添加砝碼。正是因為有了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才讓「中國這一套」有了唱大戲的空間；正因為拒絕承認普世價值，才有了中國獨特性的所謂執政正當性存在。今天那些仍然舉著紅色旗幟、毛澤東畫像、「薄熙來是人民的」的極左勢力，正是在這樣的論述空間中找到了重生的土壤。
在薄熙來倒台後，那些曾經高唱《東方紅》、對《毛澤東選集》愛不釋手的極左勢力並沒有死心。
在今年九月的全國多城市反日大遊行中，人們驚恐地看到了統一印刷的毛澤東畫像，高喊「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群泷成千上萬地走上街頭。他們以懷念毛澤東的方式抗議現政府對日不強硬，借機洩憤製造社會混亂與恐慌，表達的與其說是反日與崇毛，毋寧說是對如今的當權者的否定。而從幾天的打砸搶燒情況看來，這個國家的最高層似乎並不能有效控制這樣的局面。
而榮劍在他的《回望重慶》系列文章中指出，對薄熙來與重慶來說﹕「紅色成為其最安全的保護色，足以維持其黨內正統地位，不會遭致根本反對。」如此，薄的教訓告訴中國，紅色未必能保護所有人，一味縱容「深紅」、「極左」，以「核心價值」、「獨特性」拒絕普世價值，很有可能引火燒身。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當江澤民離開中共權力核心時，外界曾評價，江為中國政權的正常化交替作出了貢獻，由鄧小平確定的廢除領導人終身制在江時代得到了鞏固。十年後的中國不能止步於此。薄熙來的政治句號為中共執政後第二次權力和平交接拉開了帷幕。
儘管沒有大規模流血衝突，這樣的「和平交替」卻給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傷害：法律被當作政治遊戲的工具，曾經的「謠言」被一件件證實，政府公信力徹底掃地，極左勢力垂死掙扎……「薄熙來案本質上是政治案件」，在網絡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透了這一點，捉摸不透的政局為民間對政治鬥爭的慘烈程度增添了魔幻想像色彩，加重了民泷生活在中國的不安全感。
權力更替亟待制度化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曾指出，目前中共權力交接方式和權力運行越來越不可預期，權力制度更迭的制度化和無序化在今天的中國政治當中相互伴隨。「這樣的制度不是通過選舉制度和立憲制度奠基的，而是通過權力的公平政治博弈來替換的。」
可以預想，若中共再無高層人事的制度化安排，薄熙來一定不會是最後一個被罷黜的中共高官，高層政治「內鬥」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仍將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