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讓曖昧的內戰歷史，成為團結抗擊外侮，敵我分明的歷史。儘管國共兩黨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它們對中國該怎麼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看法則非常一致：就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訓練及國家統一。
【編者按】2011年，英國作家Julia Lovell（中文名：藍詩玲）出版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藍詩玲是一位年輕的英國學者、作家、譯者，現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任講師，教授中國近代歷史與文學。曾翻譯魯迅、張愛玲、韓少功、閻連科的作 品。
這本書在2011年的香港書展推出時，引發一時熱議。藍詩玲曾在書展演講上，提到自己1997年第一次來中國，看到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時，驚訝於 自己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也第一次為身為英國人感到羞恥。這段發言，在2015年簡體中文版推出後，被許多大陸書評引用。「英國課本對鴉片戰爭隻字不提」 「英國人為何對鴉片戰爭避而不談」「這場戰爭被大多數英國人遺忘」.....成了討論重點。而藍詩玲成了英國年輕學者的良心代表。
但讀者可能不知道的是，原著中第十八章Communist Conspiracies（共產黨的陰謀），在簡體版中被改為「20世紀歷史中的鴉片戰爭」，第十九章Conclusion（結論）也被刪去。其中探討 的，中國不同政治勢力，如何讓鴉片戰爭一步步成為中國百年國恥的序幕；這道「恥辱疤痕」對今天中國的影響，都是這本書的重點。
今年這本書推出繁體中文版，在台北書展上被重點介紹。端傳媒獲八旗出版社授權刊載，藍詩玲對華文讀者的話，以及簡體中文版刪減章節的節選。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出版時間：2011年
出版社：Picador
作者：Julia Lovell
藍詩玲對華文讀者的話無論是在中國和西方，鴉片戰爭都被視為孤立的中華帝國在十九世紀對外「開放」的象徵。在中國的近現代史書寫中，鴉片戰爭被塑造成中國與西方陰謀鬥爭之開端。自此開始對抗西方用鴉片和炮艦外交摧毀中國的陰謀。
這本書旨在描述更複雜的近現代史圖景，探索中國與世界在鴉片戰爭之前的許多關係，並揭開在建立國家神話的過程中，所掩蓋的令人吃驚和矛盾的歷史現實。
本書採用大量中文一手資料（包括紀錄片和文學作品），這些資料在之前西方關於這場戰爭的著述中幾乎沒有被用到。我嘗試探討十九世紀中華帝國在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不穩定，它絕對不是一個團結起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國家；晚清中國在許多方面，同時與自己和與英國作戰。
《鴉片戰爭》一書通過檢視迄今以來關於此戰爭衝突的歷史著作，分析它在中國和西方獲得重大象徵意義的過程，並審視鴉片戰爭在當代中國的持續影響力。在中國討論鴉片戰爭仍然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民族議題。
《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出版時間：2016年2月
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社
作者： 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潘勛
（節選）第十八章1928年，來自鴉片的歲收讓中國的軍隊屹立不倒（總數有220萬人，全球規模最大，一年耗費8億元）。1931年，一則標題是<上海生意>的漫畫勾勒出三個人：左右兩邊是名為「工業」的侏儒，抬頭仰望中間聳立的巨人「鴉片」。
1933年，中國的鴉片貿易規模估計達到一年20億元（佔國內生產毛額的5.2％）。在很多地區及情況下，鴉片就算沒更好用，也跟錢一樣好用，而且是經 商、社交的潤滑劑——「點上煙燈」是「我們談生意了」的標準中式說法；婚禮上，送上煙槍就如敬酒一樣平常。熬鴉片的大鍋大搖大擺地放在城鎮街道兩旁，全中 國到處都是這玩意兒的氣味。
到了1930年代，中國鴉片煙民可能多達5000萬人（約總人口的9％）。1920年代，憂心的公民自發組成「中華國民拒毒會」，發起「拒毒日」、「拒毒 周」，發行「禁毒月刊」；在刊物封面上，正直、強健的中國人痛毆焦黑的怪獸——鴉片。（單是在1924年，拒毒會的請願書便有450萬人簽名。）
1927年，拒毒會不禁問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軍閥的走狗，和國民的蟊賊……都是一般奸商，只顧貪利不顧公德，上而取媚帝國主義與軍閥，下而誘引男女 同胞吸用的惡結果。」與其同時，國民政府則把徵收鴉片稅的機構命名為「禁煙局」，而鴉片商聯合會則委婉地稱為「藥商聯誼會」。
國際反鴉片協會於1928年評論說：「幾百萬人已經戒煙，國民政府的專賣單位壟斷各大城市的鴉片，組織得如此有效，正收到巨額稅收。雖然在每次國民黨演講及無產階級示威之中，都會提到所謂『鴉片戰爭』的邪惡，但是國民政府絕不放過鴉片種植和吸食稅的每一分錢。」廣東人有句諺語可不是無的放矢：「鴉片癮易戒，鴉片稅癮難戒。」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出版時間：2006年
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作者：Julia Lovell
禁煙人士指責國民政府使用鴉片稅收在有益的建國上面。「環顧境內，遍地煙毒，詎不痛哉！詎不痛哉！深望當局諸公……切實禁煙，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國譽，而永奠鞏固之國基。」
國民政府向大眾保證，它「絕對不從鴉片得一文錢。如有此種嫌疑……我們就認為這個政府是破產的，就不信任它。」
蔣介石又說：「要救中國，必自禁煙始，欲實行禁煙，必自中央人員始……禁絕煙禍，救國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孫，胥於是賴。」
他在另一個場合解釋：「外侮是外來的侵略和壓迫，鴉片是本身的墮落與自殺，所以從事態的性質上講，鴉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險若干倍；而且外侮之來，本由於我們本身的紛亂腐敗和衰弱。」
私底下，政府竭盡所能地讓礙手礙腳的反對者噤聲，或是恐嚇他們的贊助者，指控他們走私毒品以抹黑他們，或是發出死亡威脅，不然乾脆在他們家中安放炸彈。
1931年，國民政府遇到掌權以來最大一件毒品醜聞之一：一隊國民黨士兵正忙著從船上卸下鴉片，卻被一群上海警探攔截。那些執法者突然被抓起來坐牢，直到價值不菲的毒品安然送到黑幫的目的地。
《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出版時間：2015年7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 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劉悅斌
儘管中國國共兩黨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它們對中國該怎麼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看法則非常一致：就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訓練及國家統一。
誠如宣傳部毛部長在1925年說：「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萬萬沒有第三條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動者……都被我們視為敵人。」
儘管有左右之爭，它們基本上都對中華民族抱持類似的貶抑看法，還有人民必須接受一黨制民族主義。國民黨第一任宣傳部長1925年認為，中國是「一張白紙。上綠色，它就是綠的；塗黃色，它就是黃的。」
他的繼任人毛澤東同意其意見；毛相信，中國人「一窮二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雖然1949年中國共產黨勝利之後，花了很大力氣在指责老敵人國民黨的「反動理想主義、機械物質主義、封建、買辦、法西斯意識形態」，但是，兩黨對中國現代史抱持的看法幾乎一模一樣。妖魔化鴉片戰爭是由共產黨完成的，但基礎則是由先前的國民黨官方歷史學者所打造的。
共產黨剽竊很多國民黨範本的元素，把那場戰爭描繪成外國帝國主義（「中國人民終極和最兇惡的敵人」）陰謀之始，想「凋蔽……抑止……且毒害中國人的心靈」，讓他們「挨餓受凍」。
可是，一等毛完成這件事（在至少十五篇不同散文提到它），鴉片戰爭不再只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變成起始事件，是中國革命的「第一課」，還是一個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現代史變得相當簡單，是「中國人民不屈的奮鬥史，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原本是奇怪、曖昧的通敵和內戰的歷史，鴉片戰爭成為「人民不懈英勇的鬥爭」、「全國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
1951年，歷史書重新採用毛的觀點：「整整一百年，帝國主義把我們中國人踐踏在腳底下。1842年後，中國淪落到奴役的可悲狀態，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是這一百年最光榮的成就；我們的意志是痛苦的傷口形塑的。」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出版時間：2016年
出版社：Grove/Atlantic Inc
作者：Julia Lovell
銘記過往傷痛是要提醒人民好好珍惜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即使政府引起人為的飢荒、肅清反革命分子，還有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內戰，讓幾千萬人喪生。1950年的教科書在鴉片戰爭章節的前言解釋：
「新中國的青年必須對近現代史有基本了解……還有革命的特殊原則……我們必須了解，先烈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受過多大的苦，如此我們會更愛祖國，願意貢獻我們所有的一切給祖國未來……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勝利的道路。」
藉著堅稱中國的外敵很邪惡，毛的共產黨就可以就名正言順地使用暴力，對抗帝國主義者及其所謂的中國同路人（國民黨、資本家、地主，還有任何同情他們的人）。毛斷言說：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
但是，儘管在形式上自1939年起，他便禁止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產製鴉片，聲稱它「讓國家生病，傷害人民」，毛還是跟別的軍閥一樣，想由鴉片獲利。他們自 1935年落腳西北的陝西以來，因為毛想擴展武力到全省，共產黨的財政很吃緊；但是在禁煙的兩年前，即1937年，曾短暫穩定下來。那一年，蔣介石提出第 二次「統一戰線」，這次是為了對付日本。接下來四年，共產黨的經濟是靠著國民黨與蘇聯每年給錢、給東西，而支撐下來。
然而，1941年以後，兩黨的關係又惡化到實質上內戰的狀態，國民黨便切斷金援，封鎖與蘇區交界地帶，阻止重要的進口物資進入當地。那一年年底，蘇區的財政赤字依法幣算來是1500萬元。
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宣傳他們是藉著刻苦及民主受到歡迎（實施減租、農業合作化），並渡過危機的。直到1980年代末期，歷史學者陳永發注意到，當時的帳 冊多處提到有種「特產」拯救了共產黨，讓他們由1940年代初期的貿易赤字脫身，而且靠著它，該政權在1945年的收入比預算多出40％以上。
再深入一點，就發現「特產」就是鴉片。鴉片經「特殊工廠」處理後，運往南部及西部，因而創造出共產黨軍隊的收入。（1941年，一篇共產黨社論說，「自從 鴉片進入中國，已變成傷害中國人民最大的來源，與帝國主義侵略密不可分，讓中國變成次殖民地。帝國主義者用鴉片奴役、壓迫中國人民。隨著中國人民愈來愈弱 愈窮，鴉片扮演最可惡、惡毒的角色。」）
但是在1945年，一支美國特使團觀看毛的王國，看到的是一望無垠的田野裡全是高粱及大麥。罌粟已被及時鏟除，以維持（至少接下來四十年）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像。
（節選）第十九章170年以來，鴉片戰爭及其後續影響，在中西關係投下陰影。十九世紀，影響力大的英國人努力地掩飾貿易赤字是根本的問題，反而將開戰理由變成是文明的衝突，起因是中國人「不自然地」不跟人來往。
二十世紀中國國族建構者加入這場歸罪遊戲，順勢把鴉片戰爭變成自己國家一切麻煩的起因，是帝國主義者陰謀計算，想奴役一個團結、英勇抵抗強敵的中國。
相形下，戰爭的實情闡明了英國人極其偽善，還有多族裔的清帝國斷層線既多又深；中國統治者煞費苦心，糾合其官員、士兵及臣民對抗外國敵人，卻告失敗。
西方替戰爭找藉口的公開立場，還摻雜著道德的罪惡感，進一步煽動對中國政府及人民的恐懼、緊張。鴉片變成西方違法亂紀的象徵，又是邪惡中國污染的象徵，引起不理性的黃禍疑雲，或許至今還影響著我們媒體的報導。
與此同時，鴉片、戰敗及帝國主義製造出憤怒、自棄及務實地崇拜西方，一直不安服地並存於中國愛國人士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