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西方的一篇文章提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標誌自1498年達嘉馬（Vasco da Gama）航海抵達印度後，西方對亞洲的五百年支配的終結。但奇怪的是，親歷這歷史轉捩點的香港人，卻反而對此缺乏自覺，以致幾乎在毫無思想準備之下迎接這個歷史時刻，為回歸後的混亂埋下伏線。
由此看來，香港在回歸後之所以出現急劇且前所未見的變化，不能只歸因於陸港關係的改變，而更應着眼於西方—香港—中國的三方互動，特別是中西勢力的消長。港人就是對外圍大環境的轉變缺乏了解，在沒有找到新的歷史定位之餘，還依循港英時代的定位，因而製造出更大的矛盾，令自己進退失據。
儘管不少人認為香港的歷史角色是為中國帶來民主政治，實際上這角色早已由台灣取代，所以假使台灣之於中華民族的歷史角色在於教曉華人民主政治的話，那麼香港自開埠以來的定位和角色，就在於促進中華民族西化和中西融合。
不過，香港西化的過程並未因回歸和西方支配終結而減慢，反而更因為大陸的刺激，出現類似全盤西化的主張；只不過全盤西化在亞洲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是極難成功的，要麼外來思想中國化，要麼在文化心理層面出現阻滯，所以就連從明治維新開始主張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的日本也未能成功。
如果我們根據華人接受西方思想的過程，須從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心理層面這個假設，港人之所以會有香港能夠全盤西化的錯覺，是由於物質層面的西化是不難達成的，而在其後的制度層面，香港又得到西方制度從英國直接「輸入」，得來全不費工夫。
可是一到了文化心理層面，在之前的層面缺乏整固的問題就出現了，暴露出港人一直以來只是選擇性地、工具性地，甚至放任地西化，在西化一事上幾乎從沒下過苦功，以致大體上還沒擺脫港（中）體西用這框框。
此外，二十一世紀的世局發展，亦令香港的西化模式受到極大衝擊，甚至與大陸西化或向西方學習的模式產生直接矛盾。
須知道，長久以來，香港的西化模式的目標是從西方的成功中學習，期望最終能夠複製西方。這模式在自身落後，西方如日中天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問題，甚至可以不加思索地向西方學習；只不過到了西方文明和制度出現重大問題或缺陷的時候，問題就無所遁形了——由於這模式假設西方比較優越，對西方的事物照單全收，所以結論已產生在先頭，不在調查與研究之後，是先驗的，因而在新環境中已不能從實際出發。
另一方面，亦由於這模式只是緊盯着西方，因此一開始已沒有創新，在西方制度落後於形勢的時候，更有滯後的可能。顯然，這模式當初假設西方制度有自我修復和完善的能力，但經過金融海嘯等危機後，我們知道這無非是個神話，就像相信人能夠不死不老一樣，缺乏根據。
相反，中國西化或向西方學習的模式在早期也是從西方的成功中學習，但到了近年亦同時從西方的失敗中學習。不過，更重要的是，與香港的西化模式不同，中國的模式的目標是與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超越西方，因此她不會全盤西化，也不會對西方已滯後和失靈的事物照單全收—─從這角度來看，中國的西化模式比香港的更為先進；但亦因為如此，兩種模式顯得格格不入—─香港在程度上比較先進，模式上比較落後；大陸在程度上比較落後，在模式上比較先進—─因為難以直接比較而產生直接矛盾，繼而在香港爆發。
地緣政治學泰斗麥金德（Mackinder）早於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便預言中國將與美國並駕齊驅，最終引導世界，為人類的四分一人口建設一種既非純粹東方，也不是全盤西化的新文明—─這是中國的歷史道路和任務，不是港人能夠改變得了的。所以時移世易，今天香港的歷史角色已由當初單純的西化，轉為讓世界和中國了解華人社會西化的極限了。
西方當然也知道中國崛起是大勢所趨，同時也了解目前香港對華人社會西化的指標性作用，令一場針對香港西化程度的角力，變得在所難免。當西方知道自己將無可避免走向衰落之後，便連忙加速輸出其制度、文化和軟實力這些「剩餘價值」，希望日後在世界裏也能保有一定影響力，而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國，故此西方愈能加深中國的西化程度，便愈能預先為日後減少障礙，而香港始終是最便捷的路徑。
由此可見，香港的西化進程，對於中西雙方來說均是「寸土必爭」，因為這對未來世界秩序，特別是西方在未來世界秩序裏的角色有着巨大意義；加上香港新一代大都接受西方價值觀，給予西方一個以小博大的機會，如不加強影響，便真是西方的歷史罪人了，但無奈港人又再一次捲進這個歷史漩渦當中。
如上文所言，華人社會的西化程度有其極限。筆者認為在制度層面上，香港的西化還可以有所作為，至少徹底進化成西方政體，總比現在不上不下的好；但完成這個過程之後，香港終須要進行「換軌」─—由原本西方之路，轉回中國和亞洲之路。至於換軌後是幫助還是跟隨，港人還是有選擇的，可是如果港人把換軌這一步推得太遲的話，便將有淪為亞洲「孤島」的危機。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研究員、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