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女的首本戲到底是哪齣說法紛呈，有指是《荔枝頌》，我卻覺得《搜書院》和《昭君出塞》更好，尤以後者最出色。改革開放初期，紅線女曾在廣東電視台自道《昭君出塞》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提升，那時紅線女已是公認的國寶級演員，卻謙稱「從唱法到唱腔，我都有了改進」、「請大家指正」。廣東的粵劇界無人可以超越紅線女，藝術雖云有後天培養因素，但天賦則是決定的主因。紅線女一去，廣東粵劇如何栽培青出於藍的花旦，此是後話。
紅線女的傳奇在於一九五五年一個清晨直奔冷戰下西方眼中的「紅色中國」，擔任廣東粵劇團副團長。五十年代紅線女是天之驕女，大老倌之外更是名演員，導演李翰祥在回憶錄說，五十年代國語片著名女演員白楊片酬約兩萬港元。其後中聯電影公司成立，吳楚帆張瑛等影帝自願減片酬，以兄弟班形式組成公司推廣優秀粵語片，吳楚帆在自傳承認，為中聯拍戲收四千五百元一部，推了外邊幾部片約，收入減少了兩三萬元。以此推測，紅線女以當時最紅粵語片女演員身分，天后級片酬之高可以想像。五十年代彌敦道一幢五層高唐樓約三四萬元，當時影人置業是沿地段「買巴」，一買就買下某號全幢而非某號大廈一個單位，以今日計算，同一條馬路上的一幢樓宇至少上億了。
因此，五十年代香港右派人士一度所謂紅線女因「財務原因」北上大陸云云，顯得完全無說服力之至，這應是冷戰年間國共相爭的貶人話語。因為就在紅線女離港北上前一年的一九五四年，她出資一萬五千元加入中聯，「拮据」之說更難成立。這樣，紅線女盛年回到大陸，最有可能的原因，便是她這六十年間所說的「熱愛祖國」。
紅線女曾接受訪問，談到回大陸是因為對當時港產粵語片粗製濫造看不過眼，她說，某導演喊了一句「開麥拉」，就由得演員自彈自唱，導演去了吃飯，回來大喊一聲cut就了事。香港部分當紅粵語片演員，當年正是由於不滿粵片製作馬虎，揭竿推出「願光榮與粵語片同在，恥辱與粵語片絕緣」，這是一九四八年四月，距離中共建政僅一年半。一九四九年二月，後來成為中聯董事長的吳楚帆在一次聚會上代表粵語片界發言，「它（粵語片）和中國的政治一樣黑暗腐化、巧取豪奪，不能自由，不能好好的幹，是不是這樣胡里胡塗下去？中國的政治是不是也就這樣胡里胡塗下去？不會的，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解放的洪流從北方到南方」。
這些言論實反映國民黨治下的人心思變，這股紅色大潮由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延綿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香港由於殖民地貌似中立的身分，成為國共兩黨延續內地的第二戰場。《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指出，「四十年代後期至五十年代初期，國、粵語影壇有多個共一百多人組成的『讀書會』，組員分組聚在一起，學習進步的文化藝術理論及政治理論」。在《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中的〈舊影話〉，沈鑒治說，由於國民黨在大陸貪污腐敗，早已失去知識分子支持，電影界人士都有一股「愛國熱」，長城電影公司的司馬文森，「在公司中組織了讀書會（其實是學習馬列主義）」。因此，當年的粵語片清潔運動，主觀上是粵語片實在太不像樣，客觀上有中共統戰的結果。
電影公司學習馬列主義
今天回望歷史，從提升電影製作水平以及相關的社教化層次而言，中聯確實立下了不能磨滅的作用。然而，歷史也與人們開了一個天大玩笑，昔年吳楚帆義憤填膺振臂一呼「迎接新時代，鄙棄舊日子」、「中國的政治黑暗腐化、巧取豪奪，不能自由」，放在今天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合用，連中共都說如此下去「亡黨亡國」；吳楚帆等影人純樸期待民族翻身國家茁壯的赤子之心報效新中國，萬萬想不到中共後來落得如此田地。五十年代如紅線女般回到大陸的不少，包括乒乓球好手容國團，這個經濟學者張五常的童年玩伴，離開筲箕灣遠赴北京，終於在一九五九年世界賽奪下男子單打冠軍，為乒乓成為國球寫下豐功偉績的歷史鋪墊。可是文革一來，「香港關係」成為罪名，容國團自戕而亡，張五常在紀念文章說到當年在加拿大得聞容國團自殺，「淚如雨下」。
從紅線女到容國團，如此盛名都無法在階級鬥爭年代獨善其身，紅線女能夠挺過中共建政最黑暗時代，得享天年，最為大喜；容國團不幸去世，類似悲劇文革期間天天上演，只是港人無法全面得悉。然而話得說回來，五十年代著名人物回到大陸，除了當時大陸生活水平與香港相差不遠，不少更是信膺「祖國發展天天向上」，更有是中共在港尤其文化界統戰工作做得出色，把演藝界統得不僅認同中共政權而且更組成讀書會，絕不簡單。中共在戰爭及和平年代，視統戰為法寶，最厲害的是爭取得被統戰一方的「推心置腹」的認同和自感「受到重視」，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被蔣介石父子軟禁超過半世紀，獲釋後接受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訪問時透露，周恩來曾與他談話，似是倚重甚力，周對張說「我希望你能領導我們」。周恩來當時是中共二號人物，竟對張學良說出如此話語，張豈不直墮網中，仆心仆命。
「推心置腹」到「受到重視」
台灣專門研究中共統戰的學者楊開煌在《中共「統戰會議」之分析——兼論兩岸學界對統戰之研究》指出，中共運用統戰，在戰爭年代令一己實力由弱而變強，一九四九年後，中共為鞏固政權仍然頻繁地運用統戰策略。成形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理論，在中共多個年代都起重要作用，建政之後的一九五○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當時中共內要重整國民經濟，外有朝鮮戰場戰火，毛澤東於是提出「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方面有所緩和，有所讓步」，除了要使工人農民等擁護中共，「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一大氣候之下，統戰工作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在主觀建構的和緩氛圍中，中共逐漸掌握主要的社會力量，包括知識分子，相信這一指示也由北京南下嶺南以及香港。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就提到五十年代初學友社組織組員學習，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社友對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滿有憧憬。
循此歷史折線追尋，五十年代初期，在文藝界有司馬文森的讀書會，在學界有學友社的學習小組，儘管中聯始終不是左派團體或外圍組織，但主要成員一路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對呱呱墮地中共的認同，在文化界擰結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亦為長時期處於反共恐共的香港社會帶動親近北京氛圍。這種愛國氣氛加上中共在韓戰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短兵相接互有勝負而不致一面倒，在知識分子圈子起了無可比擬的統戰作用，在冷戰的大環境之下，英國哪會容下這些統戰高手，司馬文森於一九五二年被遞解出境，回到北京後，先後擔任駐印尼及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
文化統戰的功利價值
然而，統戰的作用在歷史長河當中畢竟是短暫並且是功利性，文化大革命把些當年費心勞力構建的上層建築全數摧，紅線女、容國團、姜永寧在文革之中吃盡苦頭甚至不堪侮辱自盡，儘管個別「衣不漸寬終不悔」，但目睹好友陸續出事，司馬文森遭迫害至死，當年的認同感一掃而去。李翰祥在《銀海千秋》有兩個章節講到吳楚帆的思想巨變，頗能說明統戰經不起時間考驗，更說明中共在有求於人下的虛與委蛇，以及一旦主權在握之後翻臉不認人，對於在「推心置腹」之下迷糊的一些人，也許此時此刻會起驚醒之用，毋須因為幾句統戰美言而「為伊消得人憔悴」。
李翰祥找吳楚帆是因為別的事，吳楚帆見到李翰祥，問李知道他是「左仔」嗎，李答「知道」，還說中聯是「前進」的公司，很不錯。吳楚帆告訴李為何退出影壇，原因是文革狂席捲大陸香港，文革期間認為對的，事後全都證明是錯，自己雖是左派，但自覺對朋友對國家熱忱熱愛，不明白怎樣變了成巿民眼中的「左仔」，其後閉門思量，恍然大悟被騙，就像北方拐帶小孩那樣，孩子被人一弄，就像「催了眠，跟人在海裏瞎撲騰」。一問一答之間，吳楚帆對中共的失望溢於言表，但是相對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紅線女，其後移居加拿大的吳楚帆是幸運的，他失去的只是幾幢房子的戲金以及盛年時候對中共曾經甚殷甚切的愛國心，得到的是自由，即是像《昭君出塞》首句「盡把哀音訴」的言論自由、用腳對中共投不信任票的自由。如斯經歷，影帝半世紀水銀燈的日子從未見過，想必亦從未想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