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過十多年回歸後的生活，港人今天估量這塊向稱福地的未來，究竟是明天會更好還是日趨墮落、比不上過去的活力和朝氣？以九七回歸時只有二三十歲的年青人來說，到了「五十年不變」之期屆滿時，這批「回歸老人」是活得比他們的前輩更有出息、更富意義，還是不進則退，比起鄰近地區人民的生活大有不如而萎頓失色！
在「八十後」尚在牙牙學語的時候，筆者於「政經短評」已反覆論述民主政制並不是最有利於香港的種種觀點，舊作如〈民選立法局──玩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精英諮詢是最適合香港的政制」（八四年八月的系列短論）等等，適足以反映一人一票的選舉，在筆者心目中，並非位列至尊，更不是唯一可取、無可代替的政治制度。
若干年後，於前途談判大局底定的九十年代初葉，英國人定期歸國，有鑑於殖民者撤走時屢屢留下尾大不掉的民主（姑勿論種族和宗教）「炸彈」的「往績」，筆者心有所危，極不願見一人一票的普選匆匆就道，以草率始，以不可收拾的亂局終。這種考慮使筆者反對直選的態度，一以貫之，絕不含糊。
九七以後，情況再不一樣。繼續以香港為家的人，須奉《基本法》為立「區」之本，而《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指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非常明確。前者是「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立法會的產生，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別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基本法》具法律效用的有關規定，令筆者對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從懷疑變為不得不支持！
扼要地說，不問是否「愛國愛港」，單是守法奉公，香港人已別無選擇、必須以走向雙普選為政治依歸。換言之，無論是否喜歡一人一票的選舉，只要是香港人又無意興革反抗推倒《基本法》的意向，便得遵循《基本法》定下的政改路線，迎接雙普選的來臨。
荒謬的是，一班自視「愛國愛港」人士形成的社會「板塊」，卻千方百計、讒言游說，拖延普選之期，那些爭取按《基本法》指引定期貫徹普選指引的，反而被中央和特區當權在位者「定性」為立心不良、有心搗亂，甚至被冠上「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的大帽子！
港人究竟應當怎樣詮釋「按《基本法》辦事」？比較崇尚理性文明的香港人，究竟是應該追隨《基本法》指引，還是任由一班當朝權貴故意曲解才算數？斷是論非究竟還有沒有客觀和公道？香港何以在短短十數間變得如此顛倒？眼底下，究竟誰在行不由徑？誰是身不由己？誰在欺人騙己、言不由衷？誰被歸邪？誰能允正？〈均衡參與一起糊塗〉，是筆者近十年前（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欄）一篇舊文的題目，當年憂顧，盡呈眼底，如今看來，事態的發展，只有日比日甚的更難堪，不是最難堪。老香港能不痛心！
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商界中人，並不特別在乎行使那張選票的公平權利，因為政治之於一般人，並非理想而是實惠，任何形式產生的政府，只要能夠保障社會有序、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市場自由、私有產權、個人意願、公平競爭、機會開放、沒有集體意志凌駕獨立人格的威脅；加上政權和平交替……。這樣的政治體制，還用斤斤計較其是否由選舉產生？不用投票而有這樣的政體，豈不更為省時省事？
二、港人對民主政治的成效，很少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會幼稚地認為有了選舉的政治，管治便能安然上軌；近三四十年來那些數以萬計湧來香港「打工」的傭工，哪個不是來自擁有民主選舉機制的鄰近國家？這些民主國家，或因貪腐成常態，或因法治不彰，或因宗教種族的爭權鬥法，弄得民不聊生、經濟頹唐、治安不靖、國富流失……。至於民主政治政客為爭取選票傾向大派「免費午餐」，造成福利過度的流弊，港人更是耳熟能詳；然而，何以回歸後，一般港人對普選的要求愈來愈殷切，除了追隨定於一尊的《基本法》，董建華連任（雖然無法終任）行政長官的若干錯誤決定，可說是刺激港人爭取普選訴求更上層樓的主要原因。
二○○二年二月，董先生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連任；第一屆任內的經驗，讓他感到公務員系統的處事方式，令他難展抱負、壯志難酬，這種「積怨」，促使他在連任後隨即宣布會在履新第二屆行政長官的第一天（同年七月一日），實行參照美國部長制的「高官問責制」，將所有原來由公務體系遞升的司長和局長職位，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這等於讓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各問責高官（政策局長）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務司司長統領各局的職能，於彈指間喪失。九月五日本欄〈非關政權惹禍事，只緣管治出蹺蹊〉，對此如何把「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的無窮後患已有論述，於茲不贅。
從港英政府最後一位布政司過渡到特區政府出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她對「行政長官主導」的複雜性和缺失，看得比誰都清楚，可是，她說服不了董氏打消主意，而掌管香港事務的京官讀不通香港這本書－－「公務員系統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對他們來說，若非不知所云，便是言不及義；向京官條陳利害的陳方安生被以為權威受挑戰的京官「曉以黨義」，結果是，陳方安生在與她的上司董建華不和的傳言中，自動請辭，結束了三十九年的公職生涯！
高官問責出台時，市民不是人人像陳太般看到當中的缺失，料無不良存心的董氏，只是急於求成，怎麼亦想不到雖然因而多了聽命於他的政治問責團隊，卻嚴重削弱了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實力，令管治效果出於董氏意想之外的不濟。在未有問責制前，朱鎔基總理指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落實問責制三二年後，胡錦濤主席着他「查找不足」，董建華下台時到底有多清醒，固然是個謎，作為評論者，筆者卻清楚看到《中庸》的「愚而好自用，災必及其身」在香港政治現實上充分反映。
當初沒有堅持《基本法》的指引，放任董建華在管治統屬上改弦易轍，那些負責香港事務的一眾京官，可曾反躬自省？他們可有為了彰顯京官的權威本色、支持董氏行差踏錯而知所反省？取吸教訓？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迄今為止，筆者看不出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意識到董建華邁出令香港走向難以管治的一步！
縱使港人未能即時覺察董先生實施高官問責制的貽害，但是對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地位不保，怎會無動於衷？行政長官委任政治官員的權力膨脹，市民對官員權力制約不夠健全的疑慮日深！至於中央一力支持表現並不理想、對行政系統可說有破壞無建設的董氏，竟能於毫無對手的情況下連任，那與港人意願落差甚大，港人治港看來已不再實在。一連串的失落、憂慮、不滿，因董政府有意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而激發為五十萬人上街的大型示威遊行，「二十三條」擱置立法，訴諸民意的民主訴求更為具體。
上街示威成為港人最有聲勢表達訴求而效果大小不一的途徑，二○○四年初，董建華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研究原則程序蒐集公眾意見，兩份相關報告，分別於同年三、四月間發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卻於第二份報告發表後不數日便解釋《基本法》條文及附件，否決了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亦不認同二○○八年進行立法會議員普選；二○○七／○八年雙普選，是九十年代民主黨、自由黨和民建聯成立時不約而同、毫無異議的進程，一經人大「解釋」，全盤落空；而在人大常委會表態前不久，民建聯已把其政綱中「爭取二○○七／○八年雙普選」，悄悄地改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其他政黨與不少市民發覺《基本法》的指引，根本沒從香港形勢作考慮，要求及早雙普選的民主訴求，自此滙成洪流。二○○四年七月一日再次有五十萬人上街，要求是清晰的二○○八／○九年雙普選！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之一
林行止:
森瑪思負疚退出聯儲局人選未定
一、誰是下屆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雖然因森瑪思向總統奧巴馬表明無意競逐而大增其他候選人的機會，但情況仍未明朗，現任副主席耶倫（有譯葉倫）女士固屬「熱門」人選，前財長蓋特納、聯儲局前副主席D. Kohn以至以色列央行前行長費沙（Stan
Fischer），各有「擁躉」。未入主題之前，說點題外話。筆者在八十年代後期便以廣東話發音譯Summers為森瑪思，如今印刷媒體多從內地普通話音譯薩默斯，這當然正確無誤，只是不知道原名的本地讀者便可能無法把Summers與薩默斯挂鉤。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上旬，筆者在本報寫〈克魯明獲克拉克獎〉（收《經濟家學》），談的是三位走出象牙塔的年輕經濟學家克魯明、森瑪思和沙斯（J.D. Sachs）的學術生涯兼及一點「私隱」，而對森瑪思著墨最多。森瑪思二十八歲獲哈佛經濟學博士，學位未到手便被母校聘為正教授﹔他真正出身於經濟學世家，經濟學界無人不識的故諾獎得主森穆遜為其伯父、諾獎得主阿羅（K.J. Arrow）為其舅父，他雙親俱曾任賓州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森瑪思與乃兄二十歲左右決定把姓氏Samuelson改為較易上口的Summers。
森瑪思在爭取出任聯儲局主席上打退堂鼓，並非受政治及同行的壓力（如多位重量級議員公開反對而普林斯頓經濟學教授〔曾任聯儲局副主席〕布爾德〔A. Blinder，八十年代末曾在這裡評介其《腦冷心熱》〔Hard heads
soft hearts〕﹔經濟學家並有冷靜理性的腦袋和熱情感性的心腸〕發起有三百多經濟學者聯署的反對書），對森瑪思這類有學養有見識歷任政府高位有行政經驗且深得當道信任的「學而優則仕」的人物，肯定有「迎難而上」的毅力與勇氣，這點「壓力」算得什麼？筆者瀏覽美報所得，認為令森瑪思無心戀戰的是，去周一樁人事任命上，令他心灰意冷，他感到一度公開支持他的奧巴馬，為了不與議會就他的委任另辟「戰場」，有放棄他之意﹔這樁人事任命為國家經濟委員會（NEC）總干事由「政治中立」的真納思（J. Zients）取代與森瑪思關系甚深的史飄零（G.
Sperling）。在此敏感時刻作此安排，聞弦歌知「上」意，森瑪思遂及時退出。
二、在眾多反對森瑪思出掌聯儲局聲中，此間傳媒似無報道而筆者認為其深層意義不容忽視的是，森瑪思的「門生」舒爾化（A.
Shleifer，七月二十五日本欄曾引述其著作）一九九六年卷入一宗與他間接有關的丑聞。當年哈佛組織顧問團赴俄羅斯協助金融改革，團長舒爾化起貪念，設計為其當對沖基金經理的妻子取得第一張在莫斯科開基金公司的執照。此事引起軒然大波，鬧上法庭，由於証據確鑿，哈佛固撤銷顧問團，二○○四年經陪審團裁決哈佛最終被罰款三千四百萬美元。舒爾化為森瑪思的「入室弟子」兼「隨從」，事發時森瑪思為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財長（後升財長），監管不力甚至有包庇之嫌，是為他後來突然失去哈佛大學校長寶座的成因之一。此役之後，舒爾化僅被褫奪私人講座而保留哈佛教席，據說全靠時任校長的森瑪思護航之功。
有一小點「間接」的道德瑕疵，本來不應對出任高位構成致命打擊，無奈七月底八月初，突然鬧出經濟學界名宿佛蘭克爾（Jacob
Frenkel）因申請書上漏報二○○六年曾在香港機場免稅店「偷一件衣服」的丑聞，當事人馬上主動退出當以色列央行行長的申請。佛蘭克爾為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講座國際經濟學教授多年，一九八八年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一九九一至二○○○年兩任以色列央行行長，退任後任美林國際主席、AIG（全球最大保險公司）副主席、二○○九年至今為JP摩根主席﹔今年他想重回以色列央行，且為以色列總理屬意人選，哪知向遴選委員會漏報這宗「小事」，傳媒一寫，成為「大事」，他馬上表示無意再任公職。按 「偷衣」事件發生於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香港機場，佛蘭克爾被「扣留」（他自認並未「被捕」），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定案判「無罪」（他辯稱以為隨行人員已付款），佛蘭克爾說香港政府曾向他道歉，但律政司發言人陳女士說並無此事……。這宗「醜聞」經《以色列時報》及《耶路撒冷郵報》廣事報道（均為「頭條」），佛蘭克爾知難而退。佛蘭克爾因這件扑朔迷離的偷竊案而不出任公職，森瑪思的「道德勇氣」何在?!特區政府的一些政治任命官員更無論矣。
道德（或被公眾認為）有虧是公眾人物的「死穴」，任內稍有差池，很易成為千夫所指的過街老鼠。《經濟學人》網上短論指森瑪思「誠實地」（honourable）退出競逐，含蓄地認同他的做法。
三、如今聯儲局主席的熱門人選為「耶魯人」耶倫，知名的宏觀經濟學家，二○一○年起任聯儲局副主席，負責「量化寬鬆」的實際工作。耶倫在九十年代後期出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二○○四至二○一○年為聯儲局舊金山分局局長，美國論者認為她「缺乏伏爾克開山劈石的魄力，亦無格林斯平如玩魔術的手段」，但她對貨幣理論與實踐俱屬一流，其能在一個實際上不重視（歧視？）女性的工作環境下「扶搖直上」，反証了這位像「慈祥祖母」的經濟學家有過人的工作能量。
森瑪思服膺凱恩斯政府要不斷「微調」經濟的學說（策略），因此相信當局應以「援助之手」（helping
hands）指導市場，他之受知於當政者，其來有自。森瑪思的進取（甚且過分進取），令他在白宮任顧問及副財長與財長任內，主催並通過了多項市場自由化政策（如期貨交易現代化法案、衍生工具合法化、取消規範銀行業務范圍的Glass
Steagall法案等），這些還「大鱷」（銀行家投機者）以自由的措施，是為二○○八年「金融海嘯」導致全球經濟衰敗的內因。耶倫的作風比較保守，做事不冒進，予人以「有一雙可靠之手」（very safe
pair of hands）的信心。不過，處事作風與政策厘定是兩回事，急進與謹慎只是「觀感」而已。換句話說，「量化寬鬆」收放的速度，視經濟現況為依歸，並非由「長官意志」決定。阿蘭大聯儲局分局局長洛歇（D.
Lockhart）最近多次強調「聯儲局不是世界央行」（not the
Central Bank to the World），但事實它的確有「世界央行」的功能。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產能已佔全球之半，而她們都以美元為結算單位，在這種情形下，聯儲局少印鈔票（少購回各類債券），便可能促成新興市場尤其是金磚四國陷經濟困境。經濟環球化已令聯儲局陷入進退（量化寬緊）維谷之境，聯儲局任何足以扯緊國際銀根的策略，都會引起全球經濟震動，而最終會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面沖擊。以目前的經濟條件看，筆者認為無論由誰掌舵，「量化寬鬆」的變化都不會大！昨天世界金融市場變動甚劇，論者多說是「森瑪思效應」，筆者則認為這不過是借口，因為無論誰主美國貨幣政策，都不可能有翻天覆地之變。
事實上，森瑪思去後，剩下的幾位冷熱候選人，不論學養經驗，均為一時之選﹔但作為當權者，白宮當然希望委任一名能合作無間的貨幣政策主管。從此角度看，貨幣政策所知無多的財政專家前財長蓋特納，雖然他私底下對友人說無意出任此職，但「爆冷」跑出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