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衝着「佔領中環」（下稱「佔中」）而來的「幫幫香港出聲行動」（下稱「出聲」），召集人周融強調他們既非論政團體，亦不是政治組織，登高疾呼號召十萬人對抗「佔中」，目的純粹在「不想香港亂」，希望得到沉默大多數的認同和響應，遏制「佔中」。
弔詭的是，「佔中」成員的最大心願，同樣是不希望「佔中」成為事實；如果他們爭取「真普選」（筆者對普選冠上「真」字，不敢茍同，見八月八日本欄）的工夫沒有白費，心事達成，「佔中」便無疾而終—誰願無端冒搗亂香港社會秩序的惡名去「佔中」？作為法律學者，戴耀廷準備在他們的訴求不獲正面回應之後，不惜以身試法，有如「死士」的最後一擊，非到別無選擇，不會無謂「犧牲」！
「出聲」而不論政，意味其言文攻勢光是為了破壞「佔中」爭取普選目的不達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那是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相反，堂正對壘，攤開組織的明確立場，拿出服人的知識觀點，那樣的動員意義會高明、高尚得多。
陣容看來比「佔中」一方老成的「出聲」，一句語不驚人死不休（sound bite）的「人邪我正」，果然贏得傳媒和大眾的高度注意；顯而易見，亂是邪、穩是正，此語一出，大煞「理性」風景，虛浮得令人反感。以對方的行動可能影響「市面」甚至令樓價下挫便屬邪，循此路進，豈不等於說托高樓價帶動業主資本增值的炒家便可歸類為正氣英雄？
其實，「出聲」隊伍中，即使僅僅是站到台前的幾位，大都是有識之士，像政治學上見識廣、研究深的鄭赤琰教授，以他思想學養和經歷三次英國殖民者撤出殖民地歷史事件的經驗，與對手論政、辯論甚至教育大眾，都是綽綽有餘；有充實的知識為後盾，以理服人，讓一般市民對香港政改問題的考慮更全面，進而多方思索，得出符合港人利益的結論，才是功德。可惜，這一回，何以鄭教授要站到不是論政團體組織的最前線，卻猶抱琵琶，甘當「打手」般的急先鋒？鄭赤琰博士是本報的長期作者，從教授寫到退休教授，依然健筆如飛（惟亦覺察到他退休前後思路的「微調」），筆者是他的「長期忠實讀者」（「老式」編輯從看稿、校稿到讀報，一篇約稿起碼拜讀三遍），對他加入不是以理服人的「平台」，頗為不解。
筆者並不完全同意「佔中」團隊在「真」普選方面的見解，然而，這類「思想執拗」，不會打亂筆者對其發起人力爭良好選舉制度的摯誠立意，硬說他們存心搞亂香港，是邪惡力量，那明顯是污衊。「出聲」一方有若干學者對政改的看法，筆者認為有見地，值得思考、因應，甚至吸納；可是，他們如此聯合起來以「正方」自居攻擊「邪方」，那是有失公道亦予人以不講理的印象。
爭取符合港情而不致乖悖國家意旨
（《基本法》）的選舉制度，根本與「正」、「邪」無涉，而是理性的推敲。鼓動蛙噪、挑撥鬥爭、不容理性共事共商社會（政治）問題，強詞奪理，只求己方意志加於他人，那些潛隱背後的魔魅，才是邪惡的源頭。當年文革之可怕正在有理說不清和是非難分，希望香港不用經歷那種自作孽、代價沉重的洗練。不要分正邪、保
持是非心，才能鋪出造福香港的坦途！
二、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及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涉嫌詐騙租津案，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判監禁及緩刑；如果他們不上訴的話，這宗官司便算完結。
筆者並不認識兩位當事人，然而，從媒體報道、友朋閑聊得出的印象，二人平素敦品正行，尤其是麥氏為人，不僅被形容為「四個柑咁正」的溫溫君子，且是熱衷教化、樂於公益的好好先生，風評之高，聲譽之好，非比尋常。可是在法律上，他們違反了當年公務員租津規定，被法官裁定不合法而被判刑！雖然當年規定早已過時，麥、曾二人其後做同樣的置業安排，絕對不算過錯，可是，在規例生效期內逾規越軌，無論是刻意隱瞞或是無心之失，都得依法懲處，除非當局正式通過特赦豁免，否則日後還會有類似的官非；而法官秉公辦案，必然會作出「法律並不近乎人情」的裁決。
基督教信徒會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在非宗教世界，品格再好的人亦該明白，自己可能會於無意間觸犯法紀，只因沒給發現和追究，不可因此以為沒有前科案底便一定清白；麥、曾案的判決公布後，雖有不少人為他們喊冤叫屈、大呼不值，可是沒人會對判處生疑，說半句不公，那正是司法獨立仍受港人尊重亦是已深入民心的法治精神可貴之處！
麥齊光說，要不是退休後答應復出當局長，便不會有這場官非，當屬實情；惟麥、曾案彰顯了政壇人事多變複雜，香港過時法規若不及時修正補弊，便會令政壇處處陷阱。當局宜及時修補舊例，否則參政從公的人，會有太多本屬不必的顧慮，承受太多本屬多餘的滋擾。釐清舊例也許是鼓勵更多有才有識的經驗之士從政奉公的一項良法。
三、
要求官民奉公守法，合理配套的準繩不容忽視；逾時失效的規管應當正式刪除或豁免，否則便有過猶不及並成為故布陷阱的威脅把柄。同理，防止貪腐、不避公眾監
察的問責官員利益申報，本來是用意良好的制度，以其提供了一套為官者知所因應的準則，可是，矯枉過正，卻是令人對從政卻步的重大因素。行政長官辦公室上周
公布問責官員申報利益新指引，行政長官落區時表示是規範最嚴謹的一套指引，所言不虛，可是不以為然的，大有人在。
行政長官的政治任命官員涉及潛在利益衝突的指引，要求官員申報的「私人」利益，涵蓋個人、家人、親屬和私交好友，還有所屬會所和協會的經濟及其他利益，亦包括與該官員有私人或社交
聯繫的任何群體。那是過分介入官員私隱的指引，且其中不少「關係」難以界定、易惹是非。由於未有說明行政長官如何處理潛在利益的申報資料，更無指明如何處
理行政長官本人的「潛在利益」。這樣的指引，有矯情不切實際的流弊。
以梁振英上台這年多來的作風看，既不像董建華的議而不決，亦不似曾蔭權
的只說不做；他為針對時弊而推出的種種行政措施，往往有不惜代價但求立竿見影短期效用的「無畏無懼」，以牛刀殺雞是梁氏一道重要板斧，另一「絕招」是敵我
分明，任何層次與其主張有異的個人及群體，自有交鋒對壘的烽火台與之對着幹。梁氏走進民間是走進擁護者中間，聽取意見，也只聽表態支持者的訴求。形成當前
水火不容、群眾撕裂的形勢，當初激進泛民議員和衝動群眾的張狂不是全無責任，可是，令整個社會變得暴戾、正邪難辨、是非不分的亂象，卻肯定是梁振英政府一
上任便定下對「敵方」採取反擊手法有以致之！香港這年多來的變化，不僅令人吃驚，更令人極為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