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戴耀庭兄提出“佔中”建議，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後，果然有另一批人提出“反佔中”，希望組織更大的聲勢（據說最少以十萬人為單位），蓋過前者。以今日互聯網的普及和方便，相信成功的機會很大。
問題是：“反佔中”的目的何在？
既然“佔中”的目的是要真普選，那麼邏輯上 “反佔中”目的就是不要真普選了。這是否“反佔中”朋友們的真正想法？果如是，則“餘欲無言”。如果不是，則希望他們三思。
或曰，“佔中”的行為是破壞法治這一香港核心價值，“反佔中”的目的就是維護法治。這說法看似有道理，但如果刻板地理解法治，則一切公民抗命的行為
都因為它們挑戰了某一時空的法律而應該受到譴責。那麼我們如何看待一直受到人類歷史所肯定的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聖雄甘地、美國黑人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以及南非廢除種族歧視的英雄曼德拉？更不要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了滿清法統這個大逆不道的行為了。
或曰，“佔中”的行為會破壞社會安寧。他們以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前發生的混亂為例，說明“佔中”一旦發生，必然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誠然！但正如
“佔中”的倡議人所言，他們雖然提出“佔中”，卻最不希望真的要走到“佔中”這一步，因為假如中共履行其承諾，給予香港真普選，那麼“佔中”就不會發生。 所以香港有沒有動亂，端視乎中共的態度。假設若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給予香港真普選，那麼這將無可避免地種下動亂的根。即使沒有“佔中”，人們因政治
不公而積壓在心的怒火也會隨時伺機而爆發。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前發生的事情正好說明現在香港社會已經到了動亂的臨界點，動亂可以一觸即發。所以“反佔中”朋友的看法是把因果倒置。
或曰，“佔中”行動在於迫中央就範，不利於中央特區共同找出一個雙方均可以接受的普選方案，“反佔中”的目的就是要表達沉默大多數的意願，走一條非
對抗性的政改道路。這個觀點似是而非。因為它忽略了中共曾經信誓旦旦地，不止一次地作出給予香港普選的承諾，正因為曾經有過這些承諾，香港人也因此而耐心 地、理性地等待了三十年，到頭來只得到一個“有篩選”的普選即“假普選”。須知道，“佔中”三子中的戴耀庭兄，早在《基本法》草擬期間就不斷就香港的政制
發展有所建言，陳建民兄更催生了中共首肯的2012年政改方案。正是這些溫和、理性的人士都失去耐性，所以他們“佔中”的呼籲，才會受到廣泛的同情和支 持。所以，不是大家不願意走所謂“不對抗”的道路，實在是中共不信守承諾才迫使大家走“對抗”的道路。
“反佔中”的朋友認為“佔中”有破壞、無建設。事實是：“佔中”未發功，先見效。君不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罕有地與全體立法會成員午宴？與泛民議
員（他們都是根據《基本法》合法選出來的議員）同枱午宴，竟然是香港回歸16年來的第一次。為什麼中共忽然開明起來？還不是因為“佔中”的壓力。根據左派
大老級人士說，張曉明本人十分“左”，他曾經親耳聽他說過，要把泛民“往死裏整”。這樣的人會突然對泛民變得可親？皆因“佔中”的潛在壓力實在太大，才不 得不稍為鬆動一下自己的“極左”立場。所以，“佔中”絕非有破壞、無建設。
“反佔中”的朋友或許認為反對派的聲音（即“佔中”派）只是代表極少數“反中亂港”分子或者外國勢力的陰謀。那麼請大家聽聽“愛國愛港”人士、左派大老、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的看法。
吳老持強烈的“反佔中”觀點。他在過去多篇文章中，攻擊“佔中”不遺餘力。但他在8月7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2017年能讓民主派入閘嗎？〉，卻“意外地”道出“佔中”的真諦。他的文章有三個要點：
1. 他指出：「香港如果實行普選，拒絕民主派中人參選，是行不通的」。
2. 他認為，要「大膽地」讓建制派及民主派候選人「一較高低」，否則就要維持目前選舉方式，「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3. 但如果維持目前的選舉方式，則意味政改「原地踏步」，但原地踏步“會造成政治危機”，屆時「選出的新特首比目前更加舉步維艱」。
素來對“佔中”持強烈批判態度的人士，尚且可以用不同的話語道出“佔中”不得不已的苦衷，則“反佔中”人士是否應該思考一下自己的做法，究竟是于香港有利抑或有害。
走筆到此，我想起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她指出，邪惡的根源在於人民不願去思想，甘心情願地與當權者配合。她說：
「許多有地位、有智力的人向專制體制繳械投降，甘願成為專制機器的一個齒輪，成為一個恪盡職守的守法公務員，成為一個為邪惡論證合理性的辯護士。正
因為有成千上萬人的合作，集中營、毒氣室才會高效運作，製造出人間悲劇。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失去了思考，我們放棄了在內心裡自我與本我不斷對 話的機會，不願直面我們的良心，不願傾聽我們內省的聲音。」（引自夏明：《困境中知識份子的燈塔》）
希望“反佔中”的朋友，能善用思考，以免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專制政權賴以維持其專制統治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