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9月18日星期二

《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九章 第二節 短命的維新與朝局三變




  一、變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政,始終以海防為中心。經過長期經營,多以為縱不能抗衡西方大國,要足以與日本相敵,而事實證明大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認為應改進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謂兵為立國之本的李鴻章亦稱道日本各項政治日新月異,中國亦宜於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國人才無教,學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並不能轉移大局。在他當權之日,尚不克大有作為,此時更不待言。翁同龢為光緒的近臣,對於新學西政,所知無多,但不失為有心之士,盡力啟導光緒的政治觀念,光緒十九歲時(一八八九),翁為講說聖賢治績,不必盡同,特進呈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謂為最切時宜,勸他留心洋務。一八九一年,光緒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湯震的《危言》、陳熾的《庸書》進呈,並讀《泰西新史攬要》,翁盛稱他英爽精明。翁接觸過不少維新人物【註:如湯震、陳熾、黃遵憲、汪康年、江標、馬建忠、譚嗣同、楊銳、張謇】,頗賞識他們的才學,承認變法的必要。

  這時疆吏中張之洞已代李鴻章為新派領袖,他雖採中間立場,而主變則一。他說:「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當本通並重,不變法,不能變器;倫紀、聖道、心術不可變,法制、器械、工藝則須變。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西藝非要,西政為要。西政指農工商礦兵學【註:以上見張之洞所著《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張觀念,則由來有漸】。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關新政的詔諭屢頒,包括練新軍,設立地方學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選派遊歷,辦理礦務,廣設紗廠,置經濟特科。見之於實施的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編練的自強新軍,盛宣懷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要。作全面推動的為十年來孜孜不懈的康有為。

  德國奪據膠州灣是馬關條約後對中國朝野的重大刺激。一個月後,康有為再度展開活動,上書痛陳時局之危與變法的迫不可緩。謂三十年來西方專以瓜分中國為說,德國之奪膠州灣為開端,惟有下發奮之詔,明定國是,盡革舊俗,一意維新,以俄國大彼得為法。「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則幅員日割,欲為偏安,無能為計。」

  翁同龢身當對德交涉之任,與康有為有同感。給事中高燮曾奏請召見康有為,翁亦向光緒稱道康的才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緒與軍機大臣論變法之事,意欲面詢康有為,恭親王默而不言,因改命總署大臣先行問話。二十四日,康和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張蔭桓在總署相見。榮祿為慈禧的親信,首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康謂「此地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問以如何變法,康答「法律官制為先」。李問六部是否可以盡撤,則例是否盡棄,康答一時即不能全改,亦當斟酌情形,逐步為之。進而詳述種種應行革改之事,謂日本維新,制度甚備,最易摹行。同日,詔命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以後康如有條陳,即日呈遞,准其具摺上言,亦即給以對皇帝的發言權。翁將康在總署所言入奏,亟陳宜破格用人。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統籌全局疏》,謂世界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變法須先舉三事:一為大集群臣,躬身誓戒,除舊佈新;二為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如所言可採,即召見擢用;三為設制度局,選通才主持,皇上每日親臨商榷施行。制度局為變法之原,應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鐵路、郵政、礦務、造幣、遊歷、社會、武備十二局。各省於每道設民政局選才督辦,每縣設民政分局,官紳會辦,舉行地方自治。以上諸事,均應定入憲法。此外當行者為遣親王大臣遊歷,大譯西書,遊學外國,提高俸祿,變通科舉,設銀行、行紙幣、印花稅,遍立各種學堂,購鐵艦、練民兵,一切取鑑於日本。復策動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陝西的宋伯魯,四川的楊銳,山西的楊深秀等分組學會。此後兩月,各國的壓迫愈緊,愈堅定了光緒的變法決心,向翁索閱《日本國志》,有意以明治天皇為法。康為旅、大問題,倡聯英、日抗俄,梁啟超再合各省舉人上書,可說是第二次的公車上書。康開「保國會」,講保國、保種、保教歸之於變法。各省類似的自保會,繼之成立。一言以蔽之,變法維新的動機是為對外自保。守舊派雖加攻詆,光緒則謂「會能保國,豈不甚善?」

  二、百日維新

  維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獲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當支持與光緒的同情,聲勢似乎頗壯,但阻力亦屬不少。榮祿及軍機大臣剛毅,對康有為極為痛惡,飽經事故的恭親王態度消極。翁同龢以頻頻受劾,不敢積極主張。五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卒,康促翁及時而行,翁反希望他離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為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草摺請明定國是,力行維新。光緒下了最後決心,以去就爭。他告訴慶親王奕劻:「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允不過問。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光緒命翁擬變法上諭,十一日正式頒布。略云:「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發奮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便之才。」「百日維新」於是開始。

  國是詔下,維新派為之歡騰。六月十六日,康第一次,亦為最後一次,見到光緒。君臣一致認為非盡變舊法與維新不能自強。康說,近年非不言變法,然只是局部的變,是變事而非變法。變法須先將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對於守舊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關變法之事,可特下詔書,使守舊大臣無從駁議。中國大患在民智不開,八股試士必須廢除,並論到籌款、築路、練兵、興學、譯書諸事。光緒對康本欲重用,為剛毅所抑,僅命在總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動之下,百日之內,變法的奏摺紛上,上諭日或數頒,大致可歸納為四類:

  一為教育學術,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問題。國是詔發布之日,首命舉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設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宗室出洋遊歷,挑選學生赴東洋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試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停止朝考,殿試後即可授職,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派梁啟超辦理。頒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命保薦精專製造、格致人才,印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及張之洞的《勸學篇》。

  二為經濟建設。康曾謂西人「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必須講求富國養民之法,以工商立國。以往的製造企業為官辦,率多偷減,敷衍欺飾,今後應「縱民為之」。本此原則,詔命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分局。廣設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訂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洋農學各書,採中西各法,切實開墾。獨立開闢地利者,給予特賞。頒製器、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就各地物產設立工廠。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弛八旗經商之禁,命習士農工商。訂開屯徙戶,計口授田新章。

  三為軍事。改練洋操,挑留精壯,裁空糧,節餉需,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準備舉辦民兵。定興造槍砲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四為政治。最重要的為變革機構,提高效率,廣開言路。見諸命令的為刪訂各衙門則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與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其餘應裁文武各缺,均分別詳議趕辦。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京師報館,準報紙臚陳利弊,據實昌言,一律呈覽。每年出款入款,分類列表,按月刊報【註:康有為想像中的與計劃中的新政尚多,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定立憲,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不分,皇帝親統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髪易服,遷都上海,以為新京。據他說,軍民合治以下諸事,已得光緒的同意】。

  九十年代,列強在東亞,壁壘分明,何者應防,何者應交,應有所抉擇。英、日對於俄、德、法陣線極端不安,希望與中國結合。德佔膠州灣後,英、日開始分向劉坤一、張之洞遊說,日本更為積極。兩年以來,劉、張對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為英、日與中國利害一致,應與相結。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武官訪張之洞,力言中國聯交英、日的重要。復說譚嗣同、唐才常,謂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從前交戰,願與中國聯結,救中國亦為自救。如中、日聯盟,再引英國相助,定可遏止俄國在東亞的侵略。日人新成立的「興亞會」,邀宴上海名士,謂白人「席捲六合,直注東邦,印度、緬甸、安南依次被滅,至今屹然為狂瀾砥柱,……以為亞洲剝極之復者,舍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欲與日本釋怨修好。

  維新派對於聯好日、英的意見,初不盡相同;旅順事起,漸趨一致。康有為先向翁同龢進言,繼為兩御史草疏,稱「英真救人之邦」,日願相助,亦為真情。復撰《聯英日策》遍告朝野,主開旅順、大連,准各國通商。俄國公使警告李鴻章,如不許其旅、大要求,中俄盟約作廢。康再說翁同龢,謂以英、日抗俄必無害。光緒責恭親王及李:「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年,不獨不能阻人(德)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恭、李答稱:「若以旅、大予之,密約如故。」慈禧亦對光緒施用壓力。維新派之親英、日至為明顯。

  三、新舊派的明爭暗鬥

  康有為憑他一片熱忱與動人言論,一躍而起,以為只要獲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獨斷,即可暢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緒缺少真正權力,但畢竟是一國之主,慈禧或不致毫無顧憚。其實慈禧與光緒之間的嫌隙已深,一八九五年光緒革退接近慈禧的軍機兼總署大臣孫毓汶、徐用儀,慈禧亦革退擁護光緒的總署大臣汪鳴鑾、長麟,第二年又將翁同龢罷毓慶宮【註:光緒的讀書處】,使他們君臣不能經常相見。慈禧說不上有何政見,惟知攬權。有人說如果奉戴她來變法,她將不會反對,似屬可能,此可於同治朝及光緒前期的推行新政見之。現在光緒要爭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內心益憤。國是詔頒發後四天,翁同龢革職,派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第二天以刑部尚書崇禮兼署步軍統領,分別掌握京師駐軍,控制首都。不久又命禮部尚書懷塔布、軍機大臣剛毅分管京營,對光緒均極不利。

  新舊觀念的衝突為歷史的必然,實際的利害更為彼此的水火的主因。康有為本想透過他的學說來推動變法,絲毫不曾生效。衛道之士指《新學偽經考》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就是傾向維新的翁同龢亦斥為說經家的野狐,孫家鼐責他學術不端,心術可疑。《孔子改制考》亦遭到相同攻訐。湖南舉辦新政早於百日維新一年,地方士紳,詆南學會提倡一切平等為「禽獸之行」,時務學堂為製造無父無君之亂黨所在。北京方面有人說康想藉保國會做民主教皇,又有人說他聚眾滋事,圖謀不軌,還有人說各省自保,國家將從此分裂。國是詔發布九天,新派的御史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騤阻撓新政。許痛詆康有為居心不可測。舊派的御史謂變法勢將召亂,保國會徒保中國,不保清朝。這是新、舊派的公開鬥爭。

  廢八股為變法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對亦最激烈。如果八股廢除「勢必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等於斷送了他們和現職官吏子弟的前程。次為興學堂,舊派雖不便逕行反對,但是此事連帶涉及改書院、廢淫祠【註:不在祀典之祠】,而把持書院及依淫祠為生者,固然痛恨,迷信多神的男婦,亦為之嘩然。至於裁綠營,及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使身無一技之長的百餘萬人陷於絕境。

  開制度局關係變法的根本,六七月間,流言紛起,說是將盡廢軍機處、內閣、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卿、寺、督、撫、藩、臬、司、道,內外震撼,奕劻、孫家鼐力阻。中央各衙門及疆吏對於新政上諭敷衍搪塞,甚或不加理會。光緒屢頒嚴旨,飭令於交議事件,迅速議覆,應辦諸事,限期執行,否則懲治不貸。復申誡各省督撫不得掩飾支吾,指名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直隸總督榮祿。

  康以變法的進行不如理想,八月二十八日,再上一長達數千言的奏摺,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光緒決採猛進政策,八月三十日,裁撤詹事府六衙門,鄂、粵、滇三巡撫及所有冗官,不少人因之失官,紛請慈禧保全。九月四日,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及四侍郎阻撓該部主事王照上書,悉予革職,王照則不次擢升,舉朝為之錯愕。五日,加新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卿銜,派為軍機處章京,參與新政事宜,掌握政治實權。又二日,撤李鴻章、敬信總署大臣差,舊黨益惴惴不安。

  康有為力主早日開設議院,九月九日,詔置三四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以期集思廣益。十三日,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以議制度。但情勢的發展,對新黨日益不利。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說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變

  慈禧成竹在胸,著著部署,待機而動,翁同龢的開缺與榮祿的出任直隸總督為顯而易見之事。軍機處實際歸剛毅領導,總署仍是慶親王奕劻主持,接近維新派的張蔭桓遭受參劾。八月二十四日,上諭宣布慈禧、光緒定於十月十九日往天津閱兵。盛傳屆時將行廢立。舊派承慈禧之意,與榮祿密商。新派日夜憂懼,但缺乏武力。康請仿日本之制,立參謀本部,選勇士與不二心之臣,由皇帝自行統馭,但為情況所不許可。

  袁世凱自朝鮮歸來,李鴻章派他會辦遼東前敵糧台。戰後他向督辦軍務處提出練兵計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得到李鴻藻、榮祿的支持,奉命督練天津小站的新軍。第二年為人所參,賴榮祿之力,方獲無事,可見他們的關係不同泛泛。袁亦不時奔走於翁同龢之門,百日維新行將開始之時,與翁深談時局,慷慨自誓,儼然是位愛國志士,這時他已升任直隸按察使。康有為以袁頗知外事,參加過強學會,使人和他聯結,袁表示對康極為欽佩,於榮祿則有不滿之詞。康信以為真,說光緒召袁來京,收備不測。

  皇帝與近臣在懋勤殿議政並非創舉,光緒以為應無困難。九月十四日,向慈禧請示,竟未獲准,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事。楊銳勸他對慈禧將順,不可固執,變法宜有次第。光緒賜以密詔,說是太后堅持不肯變法,自己權力不足,如操之過急,「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朕今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而又不致有拂聖(慈禧)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候朕熟思審慮,再行辦理」。看來態度漸轉緩和。十六日召見袁世凱,擢授侍郎,專辦練兵。十七日,二次召見,命與榮祿各辦各事,暗示他可不受榮祿節制。同日,派康有為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以去反對者的目標,密諭以此舉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十八日康與林旭、譚嗣同、梁啟超等共商,決定勸袁舉行政變。是晚譚嗣同訪袁,說以誅榮祿、圍頤和圓、保護皇上,以袁為直隸總督。袁答應將來光緒來天津閱兵時,即先於軍中殺榮祿。譚滿意而去。

  李提摩太曾建議康有為延伊藤博文為政府顧問。八月初,有人奏請「借才」、「聯邦」,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內政實權,特別指名伊藤。如與日本聯合,可長保太平之局,「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九月中旬,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接踵到京,又有人請光緒召見,宣示中、日和睦之誼,甚至用為中國宰相,因之盛傳伊藤將任軍機大臣或顧問大臣,舊黨益為惶悚【註:伊藤過天津時,自言光緒對他等待已久,榮祿在宴會上神色慘沮不歡,未遑終席,借事辭去。奕劻接見伊藤時亦表示冷淡,惟有張蔭桓熱誠招待】。

  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同一天,康有為乞助於李提摩太,李再提出他的聯邦主張,中、日、美、英合而為一。接著楊深秀奏請趁伊藤在京,早定大計,團結英、美、日,實行合邦。御史宋伯魯奏請派李鴻章、康有為與李提摩太、伊藤商酌辦法。

  新黨的武裝政變,尚需時日,合邦計劃尚待商議之時,舊黨已斷然行動。九月十八日御史楊崇伊請太后訓政。十九日慈禧自頤和園還宮,榮祿節制的董福祥軍入京,聶士成軍向天津集中。二十日上午,光緒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下午伊藤博文覲見,光緒謂中、日同在一洲,最為接近,當同心合力,親密國交,並問以對中國改革意見。伊藤答稱,日本天皇意亦相同,願與王大臣相商,均為慈禧在簾內聞見。二十一日慈禧宣布訓政,幽禁光緒,完成了她第三次政變。

  政變的導火線多謂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據袁自言,他於九月二十日下午返抵天津,僅向榮祿略述內情,並說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第二天即政變之日,始對榮祿備述詳細情形。」即使如此。二十日下午所談,已足令榮祿明白一切。京津相去一百四十里,當晚榮祿定必將消息報告慈禧。政變如箭在弦,絕不能免,以袁的機警,自知何去何從。袁的兵力不過七千人,京津一帶駐軍不下數萬人,北京、天津皆榮祿掌握,不要說袁部難以開往北京,縱使於天津閱兵之時,採取行動,亦無懾服他的勝算。何況慈禧的威嚴猶在,中樞及地方要津幾盡為舊黨所據,毫無權力的光緒與僅放言高論的康有為輩,如何能和他們對抗。袁為自身利害,不僅不聽從新黨之議,冒此大險,且欲向對方建功。慈禧之所以於光緒第三次見袁及會晤伊藤後的次日實行政變,可能是顧慮萬一袁果有舉動,日、英果有表示,將不易應付,遂當機立斷。

  政變之後,慈禧除將光緒幽囚外,一為懲治他的政敵,二為推翻新政。她所欲得之而甘心的康有為,已於政變前一天出京,因李提摩太及上海英領事之助,南走香港。梁啟超、王照得日本公使林權助及伊藤之助東渡日本。譚嗣同自願為主張犧牲,與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張蔭桓被逮。張以日、英使營救,與禮部尚書李端棻遣戍新疆,餘俱於二十八日被殺,是為「戊戌六君子」,其他新黨人物獲罪者尚多【註:徐致靖(禮部侍郎)父子下獄,陳寶箴父子、宋伯魯、張元濟、黃遵憲、熊希齡、江標、王錫蕃(禮部侍郎)、文廷式拿問,張百熙(廣東學政)革職留任】。

  策劃政變的榮祿內調為軍機大臣,仍節制北洋各軍,操軍政大權。被光緒革罷的懷塔布等,一一起用,被裁撤的職官,照常設置。復八股舊制,停經濟特科,禁士民上書、結會,撤農工商總局。百日維新期間所宣布的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概推翻,一切恢復舊觀。

  百日維新期間,英、日與俄對立,政變後俄國為勝利者。九月二十七日,各國公使在俄使館會議,英、日公使不至。自英東來的英國議員貝思福曾晤康有為於香港,十月四日到上海,三次與伊藤博文商談英、日、美、德同盟。北上後,訪奕劻、榮祿、李鴻章,願派將弁代練陸軍,他們同意先由張之洞在南省辦起,以免與俄國在華北衝突。貝思福旋去天津,晤袁世凱。最後致書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主英、美在華合作。伊藤亦曾訪張之洞、劉坤一,諒不外為防俄。

  政變後圖謀廢立愈急,先製播康有為毒殺光緒的消息,繼改說光緒久病,中外盛傳他已不在人世。劉坤一勸奕劻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這是內在的有力警告。英公使竇納樂亦謂如果光緒於此時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後果異常嚴重,這是外來的有力警告。奕劻極力解釋,允由法國使館醫生入診,事後醫云光緒僅是身體虛弱,無大病症,但是廢立的陰謀絕不因此中止。十二月將駐紮近畿的聶士成、董福祥、宋慶、袁世凱四軍及添募的一軍合編為「武衛軍」,仍歸榮祿統轄。舊曆新年前後,一再宣佈光緒尚未痊癒,並由榮祿再試探劉坤一的態度。劉稱「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請榮祿考慮,慈禧不得不暫為從緩。

  梁啟超到日本後,發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康有為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在加拿大組織成「保皇會」【註:全名為「保救大清皇帝會」,一稱「中國維新會」(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頌揚光緒,慈禧恨入骨髓,必去光緒而後已。十二月,召劉坤一來京,使不能再行阻撓。李鴻章亦不以廢立為然,謂光緒的罪不明,倘貿然從事,各國必先抗議,各督且將仗義聲討,不妨先立太子,徐俟機會,慈禧採納了他的意見。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同治之子,滿語曰「大阿哥」,是為「己亥建儲」,傳說將於庚子年(一九〇〇)即位改元。詔發後一日,上海紳商經元善、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等一千二百餘人通電反對,海內外紛起力爭。各國雖無何表示,但英人對於拿辦經元善之事則多方阻撓,慈禧無如之何,緝捕康、梁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