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從來都是波浪式地前進的，故去年9月發生的長時間「佔領運動」告一段落之後，進步陣營相對沉寂，身體在回氣，腦筋在反思、總結，部分人士還要積極應付特府的「依法打壓」；同時，各民主派都在按運動邏輯作各自的政治調校與力量重組。
泛民老大哥民主黨的近建制翼繼續塌方，甚至出現了年來的第二份有名者的投名狀，而少壯翼則或進一步剝 離；兩翼甩脫，重心大概便保持不動。公民黨的情況恐怕也差不多，不過由於社會上出現了大批撐民主的專業中產發聲團體，提供了該黨重心朝激進方面微調的誘 因。原來的社運激進翼則繼續壯大、分裂、重組、擴譜，出現了勇武派和堅實的本土派左右翼，路線矛盾伸展到年輕人、進步學生團體當中，出現了「退聯」和「反 退聯」的分歧。
觀乎國際經驗，上述變化，基本上合乎一般社運發展規律，筆者因此認為無可無不可；而總的來說，變化帶來 了強大的思想衝擊，對多年來處於悶局裏的民主力量而言，可說是求之不得。然而，面對複雜的社運現況和不確定的前景，市民大眾包括涉社運人士也會感到困惑， 不知何去何從。為此，筆者今天和下周都會介紹
一些社會學、政治學關於社運與社運組織的經典研究結果給讀者參考，或有稗益。
研究社會運動而把焦點放到社運組織上的學術鼻祖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此公是公認的社會學三大始創人之一；其他兩位，一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一是馬克思。思考香港的社運問題搬出韋 伯來說事，未免有小題大做之嫌，不過韋伯理論的優點之一是用途可大可小，因此筆者大龍鳳一番之後再來一個縮龍成寸，乃是可行而且有用的。
馬克思是個革命家，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學者，他在社會學裏的地位，主要是因為他提出的兩個社會理 論的影響實在深遠，影響了其後的每一代學者。這兩個理論，一是「人性剝離論」（theory
of alienation），一是「階級論」；這兩個理論是有關連的，社會分裂成利益對立、力量懸殊的階級之後，每個階級裏的成員都因此而喪失了一部分人性， 特別是受壓迫階級裏的成員為甚。這種階級壓迫，在資本主義階段裏孕育出帶有高度自覺性與自為力的工業無產階級，後者組成政黨領導階級革命，推翻、埋葬資本 主義之後，社會上的所有成員包括之前的壓迫階級成員才得以「解放」，向完整的人性復歸。
馬克思的缺失
然而，儘管馬克思深入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特點和可行性，卻沒有多費心思去了解 領導運動的組織及其一般性質和演化規律。這個缺失是嚴重的，導致無法阻止更無法解釋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的政權腐化變質。為什麼由至為純潔、特殊材 料造成的革命人組成的布黨領導的俄國革命，勝利不出20年便出現 了吉拉斯說的「新階級」？同樣，為什麼中國革命成功不出20年，便出現了毛澤東說的「黨內修正主義復辟」，以至他老人家要自毀親手締造的黨、要再來一次革 命、「重上井岡山」，以至最終搞出慘絕人寰的文革？可見組織不是區區一個工具那麼簡單，而是在宏觀層次搞不好可以埋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命運的東西。馬克思 忽視了對組織的研究，只是出於他的遠見所未及；後來的列、史、毛、鄧、江、胡、習共，都把對組織特別是對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的學術研究封作絕對禁區（老虎 屁股摸不得），乃是有自保/維穩原因的。
韋伯的先見，在於他把組織看得非常重要，研究社會革命運動，不可以把運動的載體──組織──抽象掉或者 疏忽了，而必須把對組織的分析看作社會運動理
論的一個重要有機部分。韋伯認為，社會運動往往由魅力領袖藉非理性力量帶動組織而勃興，但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之後，組織便開始「常態化」，出現「層級 化」、「官僚化」、「規章理性化」；早期魅力領袖的非理性道德感召作用逐漸消失，組織就蛻變為一部理性機器。
這裏所謂的理性，完全是中性的，例如在某種建制之下，可以是廉潔的，在另一種建制底下，也可以是貪污 的，因為貪污的利益計算也非常理性（韋伯更有名的一個理論，便是他用基督新教﹝加爾文派﹞的倫理精神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別於馬克思那套基於生產力發展 理論的解釋；但那不是本文的重點）。
韋伯的一整套社會革命運動理論，由他的學生米歇爾（Robert Michels）等學者應用到規模較小 的、局部的、個別議題帶動的社會運動的分析上。米歇爾等人的創新之處，在於給韋伯的「社運組織出現規章理性化」論述作了更進一步的詮釋：社運取得一定的成 就之後，組織的領導人（很可能是第二代、非魅力領袖，也可能是第一代領袖漸漸失去魅力之後），為了保有既取得的成 就，會願意和社會的現存秩序即運動本來要改變的對象作某程度的妥協。這時，運動的領導會把精力部分轉移到三方面：
一、目的調校
放棄一些終極的、難以實現的目的（所謂的「理想」），轉而追求一些比較實際的成果；調校之後，這個組織幾乎必然變得保守。
二、降風險守成
這其實是目的調校的一部分，但漸漸變成這個組織的首要工作內容。具體如保住會員人數、財政收支盈餘、議席數目、社會聲望等的低風險「維修性」工作，花去領導層的大部分精力。
三、決策權力集中化（出現「大老文化」）
社運因為是自發的，成員自由參與，故在起始階段一般是很民主的；伴隨權力的大老化，組織結構也逐漸層級化，上下溝通日益困難。
因此，我們可以說，從社運理想的角度看，這個「韋伯-米歇爾」規章理性化模型，對社運和社運組織的前瞻看法是十分悲觀的：所有社運組織，終歸要走上與現存秩序妥協、相安無事和平共存的「和諧」結局。有道理嗎？有事實根據嗎？
如果以本地民主社運30年的歷史比照這個理論，它的預測的確不太離譜。以泛民政黨為例，爭取民主普選的 目的從90年代以來一向高舉，但近年特別是最 近，起碼在一部分領導人當中，給社會的印象是和政權「有得傾」、「有交易」，願意在有條件之下接受不是真正民主的政改安排。這便是上述「韋伯-米歇爾」模 型所推論的第一點：目的調校。
此外，泛民政黨似乎在沿用的辦法爭取民主普選證實無效之後，對嘗試新的或更激進的辦法有這樣那樣的保留，恐怕因而會失掉一些既已取得的支持票、失去各級議會裏的席位、失去會員、失去經常性收入等。這便是上述「韋伯-米歇爾」模型所推論的第二點：降風險守成。
這兩個關於泛民政黨的現象，都是在一般稱作「大老文化」出現、黨內新生代難以冒頭同時發生的。
然而，難道這就是泛民政黨的宿命了嗎？這又未必。「韋伯-米歇爾」模型的悲觀結論，並不是客觀世界現實的全部。60年代以後的新「韋伯-米歇爾」理論給出的圖像，就不那麼灰暗。篇幅所限，容筆者另文論述。
按：有興趣深入討究有關理論的讀者不妨閱讀以下到兩份材料：①M.Zald & R. Ash的1966年經典文章SocialMovement
Organizations: Growth, Decay, and Change；②Zald及Ash二人在2012年回顧上述經典文章時的對話，在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91/1/3.full#xref-f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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