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專業為公︰「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原本是一個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政治概念。簡單來說,是在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之間闢一條路線,但這條中間路線並非單純地把兩者混合或妥協,而是基於它們各有不足之處,偏向某方都會對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因此主張 把它們的長處糅合起來,互補不足。
香港也曾經掠過一陣有關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左」「右」之爭。那是八十年代初,中國決意於1997年收回香港時,香港究竟是維持資本 主義,還是跟隨中國奉行社會主義。不過,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及1990《基本法》頒布,以「一國兩制」分隔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 義,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左」「右」之爭,在香港便趨於平靜,代之而起的,是政治上的「左」「右」之爭,即建制派與民主派的角力。
香港也曾經掠過一陣有關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左」「右」之爭。那是八十年代初,中國決意於1997年收回香港時,香港究竟是維持資本 主義,還是跟隨中國奉行社會主義。不過,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及1990《基本法》頒布,以「一國兩制」分隔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香港的資本主 義,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左」「右」之爭,在香港便趨於平靜,代之而起的,是政治上的「左」「右」之爭,即建制派與民主派的角力。
建制派與民主派之間的張力,從來都是一種正比例的關係,即當建制力量愈左傾時,民主力量的反彈便愈大。回歸後兩次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2003年的七一大 遊行、2014年的雨傘運動,即是以第23條和八三一人大決定為導火線而引爆出來的。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時任的行政長官,即董建華和梁振英,不論其背 景或思維,都是明顯左傾(兩人關係密切不在話下,董更是梁當上特首的「造王者」);反之在董梁之間、沒紅色背景的前特首曾蔭權,縱然爆出貪腐醜聞,但其任 內卻無觸發可「媲美」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雨傘運動那般大型的群眾運動。
儘管香港的政治光譜分為建制派與民主派,但在中央幾乎絕對操控的力量下,應該無法出現如外國那樣政黨輪流執政的光景。然則,是否必然要讓左傾者執政?筆者 認為未必,更不應該。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本意,不但要避免內地在社會和經濟上的「左」同化香港,更是要在憲制和政治上防止內地的「左」侵蝕香港。設計 「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的一篇講話的其中一句經常被引用:「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 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正是點明這個道理。
無可否認,回歸以來,左傾的執政者劣迹斑斑,民主派亦未能予中央足夠信心讓其執政,因此不管下屆特首是由人大決定的「普選」產生,還是繼續由中央透過選委 會「欽點」出來,中央政府及香港的政治人也應該認真尋索,在左右之間屬中間派的人擔任特首及管治班子。說不定這政治上的「第三條路」,是香港當前困局的一 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