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十日前提早發生，筆者趕到現場，警方已經採取「適」度暴力對付民眾，但效果卻「適」得其反，佔中人數和地點都激增，於是只好讓黑惡勢力慣性地出來攪局，聊挽頹勢。此包含兩個「適」的博弈平衡，充分反映統治者的蠻與愚，以及民眾的智仁勇。京港當權派威風凜凜不斷聲稱「人大政改決議有法律效力不可動搖」，說穿了，最後支撐唯警棍、流氓與催淚彈。
跟着的幾天幾夜，筆者和萬千民眾一樣，非法走遍坐遍、累了睡遍銅鑼灣、灣仔、金鐘、中環、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極目所視，滿街上八九成都是八九十後年輕輩；傾談之後，發覺還有很多畢業不久的專業人。港人爭取民主自治處於劣勢，但時間顯然站在「佔中新世代」這一邊。
不開槍則已，一開槍，管你是空心彈橡皮彈還是催淚彈（特府輕巧地稱作催淚「煙」），統治者與被射擊的民眾就結為仇敵，永遠無法開解，除非是民眾死光，或者統治者承擔罪責。這無論是北京的八九六四、韓國的光州事件，還是美國越戰期間發生的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等等，都一樣。彈壓佔中已經發生，受襲那一方的的民眾都年輕，全部死光要幾十年，所以如果北京想好好解決長遠管治問題的話，現在搬掉梁振英、順應港人意願搞政改是唯一辦法。不過，採取這個辦法，可能引起大陸各地發生革命；以中共目前的那種外強中乾，絕對承受不起（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沒有全面深入的關於佔中的新聞報道，黨報上的罵街文章卻真不少）。梁氏政權的催淚彈把香港打進死局了。
佔中成社會分水嶺
無論佔中怎樣收場，運動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個分水嶺，人心已經背向，回歸本土，沒得回頭。這好比1967年港共被港英鎮壓，在左派心中結成的仇恨，並不因為港英管治質素提高、香港成為富裕社會而有所消減。然而，當時的港共是極少數派，絕大多數市民都站在港英那邊，所以少數一方心中的長期敵意，並不影響管治。佔中這一次的大不同處，在於與政府結了怨的民眾是大多數，特別包括年輕一代，而且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是未來社會支柱；而另一方面，政府最高統治者乃「北京催谷出來的689」，即就算在本地當權派之中也只有少數人支持。這就對未來的管治有莫大影響。
當然，北京對港人這種背向並不會覺得怎麼不安，六十五年來在大陸與共產黨背向的人數也不知多少個億，只要武警加解放軍的子彈鎮壓得住，與之對立的人數多寡，根本無所謂。然而，採取這種態度始終不是上上之策，因為難保到哪一天拿槍的不會掉轉槍頭，像當年的阿爾巴尼亞。
半年以來發生的事，讓佔中世代的市民清楚看到一些政治大趨勢：
一、由於北京背棄九七承諾，京人透過中聯辦治港，全面操控政改，特區自治權利已無足稱道。由梁振英以降，特首的角色就是接受京人指令、發揮黨國意志，僅此而已。換言之，香港正在逐步淪為梁愛詩鬼拍後尾枕所說的「直轄市」。
筆者估計，快將壓到港人頭上的香港直轄不會是什麼「高度」直轄，而是完全直轄，先政治，後經濟。香港將來的主要作用，除了配合大陸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是服務大陸統治集團家族的龐大海外利益；兩者都不是過去的「積極不干預」自由經濟模式所能做到的，因此北京要替香港經濟做大手術。然而，植入這些根本變化，並沒有市民的普遍授權。
二、任何特府高層官員及其他決策層中人，包括行會非官守成員等，都已經喪失個人意志，完全不能代表港人政治利益。莫說管治大事，便是偶爾流露的一些情緒，也必須政治正確符合京意；「自我」，剩下的不過是一具政治行屍走肉。
大家看到羅范椒芬上周自己公開「打倒昨日之淚」，就之前在媒體鏡頭之下表現出的悲傷的涵義，作了肉麻的一百八十度扭軚詮釋，便知這批統治階級中人已無普通人性及自己的獨立人格可言。這類人，不少有大量在港在陸帶紅色的家族經濟利益要維護，以後再擺出什麼代表港人的姿態，也不可能取信於年輕一代。
三、特區公務員包括紀律部隊，急速失去以往的技術官僚和專業形象，成為政權能夠隨意指使的政治附庸和鎮壓工具。這個變化有兩個機制。以往，中共只是能夠以極為隱蔽的方式派員滲透政府機構。九七之後，主要的政治障礙去除，往後進一步便是予取予攜，紅色子弟兵進駐政府所有僱員層次。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如此變質，對大多數受高深教育的佔中世代而言，「公務員」將愈來愈成為厭惡性行業，其高質素的來源減弱。
公務員隊伍色彩逐漸染紅，質素下降而庸才漸多，AO文化讓位予黨小組文化，烏煙瘴氣累積，最後成為港人無法認同的「人民政府」，跟大陸地方政府一樣，與絕大多數市民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各種性質的「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
四、港英政府建立的「吸納政治」制度，經歷曾蔭權時代的「親疏有別」做法而走下坡。至梁特上台，市民替政府工作出任公職已經成為不甚光釆的事；吸納對象不僅要有相當勇氣，還得費一番勁向友儕解釋，即出現所謂的「何喜華現象」。八十七顆催淚彈齊發，佔中世代精英的思想感情便與特府完全背向，怠無疑問，學民上周在金紫荊廣場背對升旗禮便是最佳象徵。所以，佔中之後，這個以吸納異見分子進入決策過程、從而達致廣泛管治認受性的制度，將很快壽終正寢。上周「三十會」有成員公開退出社會企業公職，可謂一葉知秋。
特區政府變外來政權
此後，年輕人當中，還願意無償服務於一個壓彈和平示威者的政府的人，即可能被視為政治蠱惑仔╱女；任憑京港統治階級力量如何龐大、管治資源如何豐富，也不能扭轉這個民意趨勢。吸納精英的渠道滅絕，特府愈來愈成為一個缺乏認受的「自己人」圈子，求仁得仁。
四個因素相加，不待假民主上場，在佔中新世代心目中，特區政權已無異於一個外來政權。
激化民情、令更多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固然是那八十七顆催淚彈，但面對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梁振英的極端對應策略卻是最大的彈壓原動力。不過，為何這個特首採取如此極端激進的對策，竟部分應驗了對手唐英年兩年前的一個指控？我們來做一簡短分析。
特府當然可以把彈壓的責任推給警方中層的臨場決策者，但如果沒有一個來自最高層的政治指導原則（所謂的playbook），哪個警方中層領導有權有膽量在運動一開始、在條件非常不充分的情況底下下令彈壓的呢？誰寫了梁特的那本鎮壓playbook？
梁特享有的政治支持，來源有五個：中聯辦、傳統港共、特區政府公務員、部分商界、新界勢力、灰色團體、部分流氓無產者、智囊團（特別指政府內部的中央政策組及其背後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哪方成員最會傾向於向特首提議彈壓佔中群眾的呢？
中聯辦的官員，說得好聽點，都是官僚，而官僚的通性就是講實際；陸官派到香港是「執到寶」，誰也不想工作上出亂子，下半世呆在香港平平安安逢年過節勉為其難收點中央最近不贊成收的「果籃」便很好，愛國不過是嘴巴上的事業，一點不難。你道這批官僚提議用催淚彈？萬一（果然！）反彈，北京檢討工作，說你極左，調回大陸去，那就金盆洗手，划算嗎？絕對不。所以中聯辦在這種問題上的指導，只會是模棱兩可，不會比梁振英極端，也明顯不及早已不幸調回去的陳佐洱那麼口出狂言。
傳統港共，搞鬥爭出身，不少還是搞左派學生造反起家的，懂策略，深知群眾不可侮、學生運動不可壓，愈壓愈糟糕（毛理論如是說）。所以當學生群眾起來了，當權派中第一個喊「保護學生安全是第一任務」者，是老左派曾鈺成，調子與梁振英不斷以暴力恐嚇佔中群眾完全不一樣。論動機，傳統港共的這個調子有多少是出於愛護學生很難說，但起碼會認為用催淚彈鎮壓不划算（事後證明那也是對的）。所以，鎮壓令不會來自港共老左派，這些人只會公開輕聲附和，少數或會在私底下提醒當局不能過分，但影響力有限。
至於特區公務員，筆者從親身經驗、在近距離觀察體會到，乃是可以用「到底還有一點道德人性的官僚」來描述的一群；平常做事，有利升職的唯恐不及，無則拖拖沓沓，但若要為北京在這裏殺人放火，卻絕對不會幹，敢說包括事後替政府緩頰的葉劉氏等。況且，彈壓對象大部份是香港學生，說不定倒在血泊中的是自己親戚朋友的兒女。
誰撰寫鎮壓playbook
商界出於商人圖利本性反佔中，自然不過，但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全城陷入全面恐慌，外面的觀感變壞，資金就要逃跑，經濟可能衰退，對他們的損害，會比因為佔中和平繼續因而少做幾天生意嚴重得多，絕對不划算；這個分析對在港紅色資本而言，一樣成立。所以，大家見到，現在大力支持警方使用「適當暴力」的商界，都不是大財團，而是一些須作某種程度政治表態、可以被北京輕易壓服的小商會；其他的，連金融界在內，不少都認為佔中有影響，但不大。
新界勢力，從來都是十足機會主義，有利鄉紳的就支持，否則免問；中環或其他地區遠處有少數商戶受影響，對他們來說，長期短期都是身外事，反而一旦流血出亂子地價跌，對他們中間大量的大小地主都無好處。此輩口頭反對佔中一定會，但出謀獻策打壓卻無很強動機。
灰色團體的確唯恐天下不亂，出來幫港搗蛋者，更像是些亡命之徒，不過，梁特再蠢，也只會以這些團體為工具，不會以其意見為依歸（岔開一點說，大家可留意，法輪功網站最近以大量圖片證明、揭發了一個頗為有趣的事實：有一次穿上冒充法輪功黃色制服衝擊該團體某「真相點」的人，正正就是去年打着龍獅旗衝擊解放軍總部的那兩個。這些就是政治工具人，充當打手、執行毒計者）。
那麼就剩下梁府的智囊了。這部分梁派人馬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早在政府內外廣為人知，最近更增聘了一批大陸來的黨國主義者當研究員。上述梁特的五大政治支柱當中，為他撰寫鎮壓playbook的，捨此其誰。
綜上所述，兩點十分清楚：梁特把持之下，特區政府愈來愈自我孤立，而在佔中運動過程中企圖彈壓清場的暴力手段，更是來自一小批比港陸正牌左派更極端的梁粉智囊。香港七百多萬市民的命運，眼看就要被梁特加這麼幾個極端人騎劫。
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個情況不會很快改變，卻造就了它的對立面。極少數派在一邊，另外一邊當然就是市民的絕大多數。而對着後者，少數極端派使出暴力，卻把萬千學生群眾從沉默中打出來了，遍地開花，佔中三老連睡夢中也不會出現的圖像竟應聲浮現。
你看這「佔中新世代」，額角帶着血絲從容微笑華麗登場！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