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麟常常善意提醒我寫點六七十年代日本學運歷史，我通常唯唯諾諾之後總是沒有下文；年初鐵了心託朋友捎回一些史料，但因着這樣那樣原因丟在一角。前陣子清理書目，準備從六十年代初社會黨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當眾刺殺入手，再按反安保運動思路推展到京都大學西部講堂門楣上留傳至今的「獵戶座三顆星」赤軍標誌的時候，想不到香港這裏一場活生生的學運來到面前。
按既定安排，明天開始是大學生罷課，初步是一星期，其間各院校學生罷課，支持行動的老師將主持公開授課活動。對於罷課，社會上這一兩個星期的討論和爭論都很多，不一而足。這是好事，真理愈辯愈明；個別事件當中，部分人的說話不無輕薄之意，甫聽第一遍是莞爾一笑，再接下來卻有點不明所以，莫非他們從來沒有年輕過？
香港今天處身歷史交叉點，前頭是極地寒天抑或溫暖如春，以如今的政治氣候來看，前者機率高於後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香港政改框架決定，連特區前朝官員馬時亨也直呼保守，未來發展可以由此觀之。然而社會在人大決定公布後冒現一股不服之氣，馬頭直指北京，罷課活動是其一，「十一」之後潛而未發的佔領中環是其二。香港這千把平方公里的土地當下是「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的外弛內張，一場秋決，就在眼前。
香港有關大學生罷課的論爭，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罷課一方勝出，連毛澤東周恩來的學運講話都給搬了出來，建制一方很難反駁。事實上今天的中共天下就是毛澤東這湖南教書先生打出來，如果把在法國留學大搞學運的周恩來鄧小平也算進去，學運其實便是中共發源地；辯無可辯，幾個照面這場爭論偃旗息鼓。至於所謂「學生不要學紅衛兵」之說也難讓人明白，中共今天仍然未敢全盤否定毛澤東，而且駸駸然有着替毛翻盤的政治氛圍隱現，北京來客這些話還是少說為妙，免得又觸着政治地雷。
感謝六十年代學生運動
今天一些論調認為學生運動或罷課是「搞事」，這是數典忘本的具體反映。必須指出，今天全球社會的多元開放，要感謝六十年代席捲世界的四場大型學運——影響最深遠的美國反越戰學運、法國的反教育制度學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學運、日本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學運。這些運動都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客觀而言，這些國家雖然制度不同，當時俱面臨戰後新生代的身分危機，在如何從靈魂深處評價自己及周遭社會的反省當中踟躕不前。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兵器入庫馬放南山，美蘇兩大陣營衝突隱而不發，遂而建構成虛幻的和平景象。美元所到之處眾皆低頭，西歐在馬歇爾計劃蔭護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也因為韓戰經濟起飛，個別年份的經濟增長達到超過百分之十一，比起前兩年的中國經濟還要勇猛。生產技術提升，產能大幅飈增，資本主義世界進入消費主義時代，美國戰後最好的日子便是來自五十年代。然而在此一過程，進入高等院校的戰後嬰兒潮在優渥的生活環境沒有失去自己，他們以新的人生態度及價值觀看待世界，他們為失去公義的族群及社會現象抱打不平；他們兼具廣闊世界觀，看到越南戰場的侵略，也看到非洲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追求獨立的鬥爭；在國內，他們省察民權人權的不公，貧富懸殊的對立，以及如今成為社會最關切的環境污染惡化。
統治階層無力自我提升
建制階層對於學生運動的迅速發展措手不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反徵兵活動演變成萬人罷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在黑人區建體育館引發與警察激烈衝突；法國第五共和面對學生工人踏着沉重步伐走上街頭完全嚇呆；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學生戴着頭盔與警察機動部隊扭打更是匪夷所思；捷克學生隻身在布拉格街頭阻擋蘇軍坦克的影像長留人們胸臆。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無法明瞭像密西根大學學生海登（Tom Hayden）率領的學生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a Democratic Society）發表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動機是關切美國南部的民權及冷戰軍備競賽，而是認為學生是受到「共黨分子」挑撥慫恿，大棒子迎頭擊下。
今天回看，這些都是正當公民社會的訴求與目標，是合理不已的期許，如今《休倫港宣言》更成為揭櫫現代學運的歷史文獻。然而，六十年代的統治階層沒有提升自己來了解學生運動，倒過來以扣帽子打棍子形式打擊擠壓。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例，美國海軍到校園徵兵，大學生群起反對，校方出動校警拘人，保守之極的加州州長列根認為須派出安全部門人員清查全校，保守派報章San Francisco Examiner更稱「該校已受紅色匪徒滲透」。換言之，五十年代麥卡錫的手法復活，一貫保守的傳媒無法在新時代置換新觀點，只得跟隨着建制的指揮棒共同起舞，成為打擊學生運動的另一支別動隊。同一時間，美國當局對學生領袖強力打壓，聯邦調查局長時期跟蹤海登，若干年後，海登以〈資訊自由法〉要求聯邦調查局交出當年的跟監紀錄，詳細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跟監人員及線人某程度等於海登自己的一層皮膚。在自傳《重逢》（Reunion），海登列出多份文件，線人名字雖然塗黑，但跟監手法及緊貼程度，已達破壞人身自由的粗暴。
西方社會的無休止「內戰」
西方學運初發時符號滿天，從嬉皮到反越戰，從民權到女性解放，表面上眼花繚亂，幾經沉澱，學運其實帶出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南北戰爭以降最全面的「內戰」。我在這裏用引號括着「內戰」一詞，是因為這是一場無形不見血的戰爭，年輕一代挑戰固有的價值標準及社會制約，於當時保守派的形容詞來說，學生是「朝時鐘的反方向擺動」。學運力量聚沙成塔，一九六八年，時任美國總統詹森放棄角逐連任，便是由於眼看社會的巨大壓力，無以為繼，只得黯然退下。學運力足動搖美國統治階層的權力架構及嬗變，但亦可以從側面看到，建制階層對學生施加的壓力，因此若是說今天香港學生在罷課前夕面對的壓力是讀數「三」，六十年代統治階層施予美法日捷學生身上的至少是「六」、「七」，甚至「八」、「九」。學生沛然莫之能禦的氣魄，來自其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及大眾鼓勵，尤其是著名知識分子的發聲，令改造社會的精神日益遠颺，其中包括耶魯大學校長布韋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在一次演說中擲地有聲：假若年輕一代失去對正直及公義的信心，「我們勢必失去他們」。
回望歷史，學運沒有馬上改變世界，但長遠而言卻從根本上扭轉世界的軌迹——美國學運由此衍生出更為強大的社會認知，跨性別、跨族裔、跨階層的《平權法案》因此而生；法國學運改造了工薪階層的結構，終致出現打正社會主義旗號的國體；捷克儘管仍然被蘇聯坦克踐踏，卻由此演變成獨樹一幟的東歐反抗聲音，《七七憲章》觸動包括中國人民心靈；日本學運雖無法改變《日美安保條約》的本質，但催生出來的社會運動，從水銀中毒到成田機場修建的民權利益，縈繞至今，生生不息。
學生運動的長期策略
學生運動的強大生命力帶來改革社會動力，六十年代美國學運領袖吉特林（Todd Gitlin），在他被視為總結學運的著作《六十年代》（The Sixties）對學運發展有着至今仍振聾發瞶的總結。他指出，學運的本質是顛覆既有全部或部分秩序，進一步而改變世界，職是之故，學運毋庸置疑是艱辛的挑戰，而唯有這種挑戰才會帶來打壓。至此，這位出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者，總結學運永不言朽的核心：壓制不能作為學運失敗的藉口，學運其實是創造（creation）——勇氣與智慧的結晶。
吉特林鞭闢入裏的分析，到了佔領華爾街事件更見真章，他在二○一二年出版的《佔領國家﹕根源、精神，及佔領華爾街的承諾》（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指出，三星期的佔領華爾街抵得上六十年代的三年學運，佔領運動改變了美國政治面貌，連極右派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也用「掠奪型資本家」一詞批評政敵，惟關鍵是如何在已然吸納廣大社會階層的基礎上，延續運動，改變建制。吉特林十幾年前由加大柏克萊分校轉到哥倫比亞大學，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學界對他不乏風言風語，如今看來，這位耄耋的社會學系教授依然心懷學運，壯心不已，準備另一場社會巨變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