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七一遊行後，一班以學生為主幹的市民預演了「佔中」，最終事件拖拉到其目標時間早上八時才完結。警方共拘捕511人，其中不少是學生。
很自然，這個社會有一群人會批評這群學生，例如指他們搞事，或直斥他們「廢青」、失敗者。由於涉及理解能力問題，這類人是難以勸服的，但其他人會否也人云亦云呢？下判斷前，出口大罵前，可否先深入了解事情，聽聽另一個角度的意見呢？
這批學生在搞事嗎？
首先探討一下，這班學生是搞事嗎？首先，學生人數之多，當中更有很多大學生，這樣一大群願意以身試法、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學生，如果我們略過背後動機，簡單定性為「搞事」，說服力便很低。第二，絕大部分搞事的人都不欲承擔法律責任，例如一群頑劣學生燒垃圾筒，不會在犯案中或後「佔領」垃圾筒，等警察來拉，早走逃走了，因為他們只會逃避法律責任，此為之「搞事」。但這麼一大群人，一早言明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在等待被捕時不逃走，不反抗，和平靜候結果，甘冒被警察毆打的風險，這種行為，在一個正常人的概念裏，屬於「搞事」嗎？
犯法是否一定「錯」或「壞」
犯法就是錯的，犯法者就是道德上壞，是直接和最容易理解的角度，也是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示。但法律是複雜的，不能如此簡單理解。
無疑，大部分法律是社會的道德基礎，這些法律禁止的，是經時累月而成的道德底線，大都涉及性命財產的侵害，以法律禁止，便能保障他人的性命財產，犯下這些法律的，在道德上幾乎一定是壞的。
但不是所有法律都涉及道德好壞的，因為有一部分法律，其實只是涉及狹義的城市秩序，法律的目的是讓城市運作更暢順和更有效率(如道路使用、城市清潔等非嚴重罪行)，本身不涉及道德好壞的問題。舉個簡單例子，我們要訂立法例，規定綠燈才可過馬路，法律的根源並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城市秩序。如果世上沒有交通燈，過馬路本身沒有道德不道德的問題，而只有安全與否和混亂與否的問題。所以，違反交通規則，得到的道德譴責是「犯法」，但這種法例並非用來維持道德的，它跟侵害他人、使人痛苦、騙人錢財等罪行不同，因此，這類法例的刑罰門檻低，例如罰款，而且不留案底。
另外，犯法應得的後果與其影響成正比，如果犯法不會導致嚴重後果，懲罰都很輕，例如亂過馬路、違例泊車、亂抛垃圾，都是罰款了事，毋須留有案底。但如醉駕、嚴重超速等，因為可以涉及重大傷亡，刑罰便重，而且要留案底。
學生犯的，其實只是維繫城市秩序的法例，而非涉及侵害性命財產的嚴重法律。再者，《公案條例》向被視為惡法，侵害了表達、示威等人權自由，是本已廢除再經臨時立法會「翻叮」，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在此討論。
道德兩難
即使他們犯的罪，性質上不算嚴重，但他們的行為確實影響了社會運作，那麼是否可立時定性為「錯」和「壞」呢？
如果一件事只涉及一個道德問題，事情對錯會較為簡單，可惜，我們經常要面對道德兩難的問題，事情便複雜，令很多人不願細想，只一口咬定「犯法就是錯」。
試想，如果甲的朋友乙受傷了，需要緊急治療，為了盡快送他到醫院，甲嚴重超速駕駛，你覺得甲做得對嗎？道德兩難在於：甲如此超速不僅犯法，還會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可歸類為嚴重罪行，可是，甲車上有一個急於待救的朋友，爭得一秒便是一秒，那麼他超速雖然犯法，但道德上是否錯呢？他是個壞人嗎？先旨聲明，我們不能從結果倒過來判斷這件事的道德對錯——你不能說乙救活了就對，否則就錯，或甲沒有釀成意外便對，否則就錯，因為在道德兩難前抉擇，甲只知道一個必然發生的結果——甲犯法而被拘捕，必須受罰，其他結果，甲根本無法預知，但甲要在短時間下決定。
公民抗命是一條相似的道德兩難題：你為了重大社會利益而犯法，而這條法律只短暫影響社會運作，不涉性命財產的侵害，犯法者又甘於承擔法律後果，那麼，我們能否簡單說一句：犯法就是錯，犯法者就是壞呢？
這時我們必須問一句：學生為的是什麼？同樣是超速駕駛，我們是否予以同情，得看其目的，如果甲只是貪求己便，或追求開快車的刺激，便是一種妄顧他人的自私行為；但如果甲為了拯救他人，雖然犯法，大眾會予以同情。我們不能簡單定論說「超速駕駛就是錯誤」，即使法官判案，也會考慮案情、背景、心理、感化報告等，才衡量應否予以酌情輕判。
學生犯法所為何事？
學生所做的行為，或公民抗命所做的行為，確實會為社會帶來不便，但其實我們的生活裏，不同的發展也會為我們帶來不便，只是我們很容易明白和接受背後的原因，便不覺得有問題。
舉個例子，地鐵要發展新路線，也會用「唔好意思……」的廣告手法，告訴大家，地鐵工程會為附近居民帶來很多不便，但大部分人會啞忍，因為他們很容易理解地鐵發展的益處，例如交便便利，甚或樓價上升，因而妥協。社會上大大小小的發展，其實往往為一群人帶來諸多不便，甚至家園被毀，但社會聲音普遍支持發展，因為發展的好處容易理解——在發展與保護他人家園這個道德兩難題中，道德往往不經討論，便敗給利益的引誘，因為人有貪婪的劣根性，利益在前，人不用思考便憑原始慾望而想取得，但道德跟前，人需要思考，而思考後得到的道德對錯，卻不是一種實際利益，沒有吸引力，人更惰於思考。
明白此點，便明白學生抗命的道德兩難何以如此難得到部分人支持。學生公民抗命，背後所追求的，是長遠保障社會的制度，是虛的，不是普通市民簡簡單單便能理解，也不是他們願意去理解。民主普選的功用主要是制衡權力，避免當權者因權力而腐敗的制度，並提供權力的合法性。一切的經濟利益，其實都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才能得到長久保障，但當中的關係在缺乏政治基礎教育的香港上一代，是一種「專業知識」而非常識，他們也拒絕去認識。所以，我們常聽到一種論調：民主不可當飯食，民主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其實這類思維背後的假設是：如果你追求的沒有為我帶來直接的實際利益，我就拒絕接受，我不願理解這些議題如何能維持社會大部分人的長遠利益。這類思維，你不難發現在很多議題上出現。
不如此「激」可以嗎？
簡單來說，抗爭學生的道德兩難題是：為社會的長遠利益(權力制衡等)，寧願犯下一些不侵害他人性命財產的「城市秩序法」，究竟是否錯，他們究竟是否壞人？
我認為，在批評前，理應思考這個問題，認識到學生追求的是什麼，以及其對社會的重要。如果你願意理解，有很多人願意講解。當有人告訴你甲超速60米飛車，你可能立刻說「這個人妄顧社會安危，正*sorry*」，但如果再告訴你他當時正在送一個受傷的小朋友，假若你還是一個善良和有理智的人，你也會希望為他求情。同樣，在批評學生前，如果你能抱有這種心態，結論很可能不一樣。
有人也會說，學生不如此抗爭，可以嗎？首先要明白，政府擁有極龐大的資源，他們擁有警察，擁有執法權力，擁有使用武力的權力，也擁有左右社會各界的影響力，擁有發放消息的主導權(只要官員要說，傳媒就會採訪，但一個示威者想說話，不一定有傳媒理會)，擁有的本就很多，權力是絕對強弱懸殊，但他們擁有的都是納稅人以公帑支付的，他們的權力也理應是市民授權的，但他們用市民支付的資源和授予的權力對付追求制度進步的市民，本就不義。
相反，學生有的是什麼？熱血，精力，年青的身體，還未腐化的思想，孑然一身，一往無前，就別無所有了。沒有人希望犧牲，但他們願意犧牲，他們不如此，不發揮最大的道德力量，贏取支持者，他們還有什麼可以和政府對抗？他們的「激」，並不是一朝一夕爆發的，是經過政府長時間的打壓和無賴，才慢慢釀成的。
守護青年是每個成年人的責任
有一種說法，指中國人較難爭取民主，因為中國人擁有大家族觀念，由長輩決定家中重要事項，因而中國家長普遍有大家長心態，以家長權威去剝奪子女意志，不問其中情由。民主恰好相反，是對權威的反抗——你當權是因為被你管治的人授權。
本來，家中事務由經濟支柱決定，可以理解，但這種想法形成一套僵化思維，使不少中國人無法過渡到民主思維——他們彷彿無法接受，如果家中事務由養家者決定，那麼一個政府管治者理所當然是由出資的納稅人決定，但當談到民主時，談到學生運動時，有一批中國人就會說「後生仔搞咁多嘢做乜」、「學生不聽話、不感恩還有什麼用」等(中國人搬龍門是世界第一的)。因此，很多成年人對年輕人諸般看不順眼，不屑年輕人所做的一切。
如果你看不順眼他們今天的行為，究竟是你不了解他們，還是你不了解社會發生什麼，不了解香港已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他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在守護慢慢失去的東西，如果失敗了，你和你的下一代必將後悔。
身為一個已稱不上後生的成年人，我為學生的行為感動，但同時也為學生的行動羞愧。成年人，早被社會折騰了，當我們大部分人在社會活得行屍走肉，當樓奴，長時間工作而得不到休息和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天天對無理上司卑躬屈膝，迫於現實，我們的火沒有了。我們沒有火，就可以對一班為改變社會的年輕人看不順眼呢？
我們理應感到羞愧，羞愧於這個社會要以學生的前途和身軀來推動一小步——只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那樣卑微的一小步，如果成功，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將可坐享其成，我們竟還好意思去苛責他們？
社會運動從來不是全民參與，而是由一群人帶頭去做；社會運動從來不是為自己利益去做，而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不論智愚，平等看待。今天有人出來為社會犧牲，我們是應該感恩的，不感恩的人是沒用的，沒人喜歡的，但即使你今天不明白一切，我們不會介意，我們會堅持，即使你將來坐享其成，即使你將來無法再向這一代走出來抗爭的人說聲對不起和多謝，也沒有關係，因為歷史從來都是這樣，人從來是有層次之分。
但，如果你還沒有變成老頑固，在罵學生前，不妨花點時間思考我所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