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

盧兆興﹕行會運作非制度化




從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評行政會議角色不清的言論來看,行會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的運作漸漸非制度化,得特區高層重新檢討。

首先,行會的形象已經由於部分行會成員的停職而受一定的損害。早前的林奮強及剛剛停止各項公職的張震遠,多多少少對行會中之非官守議員威信帶來衝擊。要重建行會之威信,特首梁振英在任命行會成員時必須加倍小心,在個人誠信及財政背景方面更需要嚴謹地審

其次,行會之運作似乎已經非制度化,甚至是「人治」色彩濃厚。曾鈺成露行會現今運作不像以往的行政局,即港督如不接受行政局大多數成員之意見時要解釋,而且英國政府會看有關紀

事實上,《基本法》第56條規定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會多數成員意見,應將具體理由紀在案。假如回歸後的特區行會及特首運作偏離第56條,這是否意味行會運作漸漸非制度化或個人化呢?

第三,其實行會在董建華當特首及曾蔭權時代漸漸改變其運作。例如有行會成員在公眾表達自己之意見時往往與政府立場有所不同。故此所謂「集體負責制」其實已是形同設。而「保密制」也間中由於行會成員之公開言論無意地受到某種程度之削弱。

第四,根據《基本法》第55條,行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之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但媒體最近報道曾蔭權當特首後,問責官員即使是成員反而未必一定出席會議,而梁振英時期的政府為何找那些人出任行會又沒有特別原因。假如這些報道屬實的話,行會之運作,特別是哪些人可以參與會議,已經漸漸非制度化。假如行會之運作像英國的閣制,問責高官理應必須出席會議。

但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

故此,種種象已顯示行政會議在回歸後之特區漸漸偏離殖民地時代之運作。假如這些改變意味一個政治非制度化(political 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則特區政治體制運作已隨領導階層之轉變而慢慢改變。但望這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否則,行政會議將不會像《基本法》第54條列明的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之機構」,而是淪為政治諮詢組織,只不過大部分的問責高官經常出席會議而已。

作者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系主任



王永平: 橘逾淮為枳 行會沉淪記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終於在接受警方調後,提出辭去所有公職,獲特首梁振英接納。這是在百多年行會史上,由港督/特首全權委任的行會在不一年期間出現有一名成員休假、另一名辭職,而兩人皆被執法部門調是否有違法行為的新紀。這件事當然打擊梁振英政府的威信和令市民質疑梁振英的用人能力。我想換個角度,分析為何行政會議這個品牌在市民心中大幅貶的原因以及細數行會沉淪的經過。

行政會議是百年名牌,完全沒有誇大其詞。留意香港政治的讀者應該記得,前任特首曾蔭權當年委任議局主席劉皇發為行會成員惹起的爭議。有傳聞指這項委任是政治犒賞,作為劉皇發將他代表區議會的立法會議 席「讓給」建制派的酬勞。傳聞真假不是重點,關鍵是不少人認為行會成員這個榮譽只能賦予被市民大眾公認為有地位、有能力及品格高尚的「上等人」。「有能 力」是指可以替政府出謀獻策,甚至在背後解決一些政治難題;「品格高尚」是指遠遠超越「無犯法或你捉我唔到」的路人甲水平。殖民時代,為了收地發展,港督 對新界紳禮待有加,多方優惠,包括制定丁屋政策,但行會席位卻一向免談。所以劉皇發獲委任為成員,新界原居民歡喜若狂,但行會的社會地位卻相應下降。英 國殖民管治厲害之處是甚多。只談香港行政會議一項。殖民初期,行政會議成員主要是代表英商利益,藉此制衡港督近乎獨裁的權力。局面隱定下來後,港督便會挑 選本地人公認為最優秀的代表,把他委任為行會成員,藉此增強殖民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因此本地的名門望族,例如何東、 羅、李、簡家族都有幾代人進入行政會議。回歸前的華人行會成員全部都有多年公職經驗,由港督及司級官員長期評核,港督在委任前一定會詢首席非官守行會議 員(回歸時被貶稱為行會召集人)的意見。經過重重考驗才能晉身行會的男女精英,豈會惹上及炒樓的糾紛或者向朋友轉介的第三者借錢的困局?

以鄧蓮如為例,她於1976年被港督麥理浩委任為立法會議員,1982年被港督尤德委任為行會成員,1988年被港督衛奕信委任為行會首席議員。1992 年彭定康出任港督,聰明的鄧蓮如帶領全體非官守行會成員總辭,讓新任港督有全新空間委任他信任的新行會班子。結果老謀深算的彭定康順水推舟,只換剩鄧蓮如 一人。1995年,鄧蓮如退居英國,並推薦王
䓪鳴為行會召集人,獲彭定康同意。不談能力,王䓪鳴的社會地位和人脈網絡比起任行會首席議員/召集人都是遠 遠不及。假如不是臨近收旗回國,我不相信彭定康會委任王䓪鳴當此重任。回歸後,王䓪鳴先失召集人一職,後來更不獲續任為行會成員。

假如行會沉淪是由王
䓪鳴當上召集人開始,1997年當上行會召集人的梁振英並沒有把握機會挽回勢。在董建華任,他沒有在行會或任何公職上作出令人留下印象的貢獻。董特首因為八萬五備受批評時,作為房屋政策首席顧問的梁召集人卻刻意與八萬五保持距離。

根據《基本法》,特首有全權委任行會成員,包括召集人,無須事前得到中央同意。不過,我很難相信曾蔭權會認為梁振英是協助他施政的最佳行會召集人。身為行 會召集人,梁振英在曾蔭權主政期間經常表達與政府政策有異的獨立意見。此舉受批評時,他的回應是行會成員需要向特首負責之餘,也要向社會負責。這個「兩條 心不算多」的立場肯定不會被以前的殖民港督接受。那時,為了維護港督的威信和政府與行政會議一條心的金漆招牌,逆耳的忠言可以、甚至被鼓勵在機密會議上提 出來,但任何成員公開發表異見的後果是「即炒」。在港督眼中,行會成員的天職是百分百支持政府。唯一的例外是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行會成員赴倫敦求情。 但箇中有多少是互助配合,將來機密文件解封時便知真相。

梁振英上任後,委任林煥光為行會召集人。當時後者的表現是前所未見。他公開遲疑應否接受任命,又
假如行會召集人和平機會主席兩者揀一,他會選擇後者。事 件擾攘多天,期間梁振英表示兩者沒有衝突,大失其特首身份。上任後,林煥光在面對政府惹起的爭議時,一是像他的前任梁振英般,保持適當距離,或是拒露面 和表態。例如在反國教事上,林煥光完「民意大象」後,便銷聲匿息。後來他發表北京認為港人被寵壞和迷失的言論惹起非議,卻不作回應。最近行會文件需要加上常識評估民意,身為召集人,林煥光不發一言。今次張震遠出事,他也沒有出來護航。見到林煥光的表現,梁振英可會想過他當年做召集人的情景?

梁振英上任後其中一項新猷是要求行會加大力度協助政府施政,全年幾乎無休外,行會有需要時整天開會。過去一年,行政會議是否發揮作用,提高了政府的施政質 素和效率,我看不到客觀的事實。但憑常識評估民意,今天行政會議及其成員在市民心中的地位應該是低處未見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梁振英可以否考慮在一個 「沒有議程」的行會上,讓他親自委任的成員腦震盪一天,尋找答案。





黎則奮 : 改組行政會議始能續命

組行政會議始能續命香港商品交易所事件被發以來,案情急轉直下,由資金不足自動交回牌照,到有人利用偽造文件企圖蒙混過關被拘捕正式起訴,期間主事人張震遠在政府閣的地位於一周亦三度易變,先是以私人業務為由拒辭去公職,然後是自動提出停職,最後因受警方調,不得不釜底抽薪,全面辭去所有公職。

連日來,梁班子一眾高官和行政會議 成員先後出來為政府護航。推薦張震遠續任市建局主席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對商交所財困一事不知情」,強調市建局沒有張震遠亦可運作如常;衞生及食物局局 長高永文「張震遠辭職是負責任的表現」,不會影響政府運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話含糊,但意義與高永文相若。

最後,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表示一年前已知情,但公司財困與個人財務
況無關,如今「張震遠辭職就是建立了防火牆」,所以不會影響行政會議的公信力。

官員解畫 互相矛盾

這班權貴的
話不單互相矛盾,狗屁 不通,還間接確認特區政府其實早已知情。至於政府何以遲遲不正視和解決問題,是否有人刻意包庇,甚至利用公權在張震遠潛在危機瀕臨爆發時刻意給予公職(據 本報余錦賢的專欄透露,如果不是東窗事發,政府還正積極考慮委任張震遠為港鐵主席),從而增加他的融資能力,讓早已沒有商業價的商交所得以苟延殘喘下 去,則可是欲蓋彌彰,不言而

還是傳統左派資深人物陳婉嫻和曾鈺 成
得清楚明白。陳婉嫻在《730》的專欄直截了當地指出:「辭職,等於完結?未必,可能只是開始!第一單醜聞,還可帶點陰謀論,是敵對攻擊;第二單, 尚可用對立抹黑來解釋,但醜聞接二連三出現,就令人懷疑,到底是否因急急組成班子而生的問題?抑或委任這個班子的人有問題?」

行會成員 濫竽充數

曾鈺成的矛頭更直指行政會議,批評它非驢非馬,既不像監察機構,又不像參謀,認為政府應該總結經驗,認真作出檢討,尤其是香港行將普選特首,更須釐清行會角色。

眾所周知,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管治模式一直沿用舊制,行政主導,最高權力機關行政會議照搬行政局一套。可是,淮河之橘,回歸後卻變成枳子,完全發揮不到應有的政治效用,尋且
下愈況,結果淪為今天拉雜成軍、濫竽充數的不堪局面。

在殖民地時代,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所有施政政策,行政局都是實質操控本港政經命脈的政治代表人物,遇上危機,亦有匡扶政府渡過危機的責任。所以,儘管有
殖民地時期港督、馬會、豐、怡和是香港四大統治力量,但港元出現危機時,扮演中央銀行角色的同樣是擁有特權的豐。
末代港督彭定康履新時,為了配合還政於民的非殖民地化政策,第一個政治任務就是改組行政局,新的組合盡是工商界和社會精英,財團角色逐漸淡化,代之而興的都是頗孚民望的真材實料的人物,包括中英雙方早已取得默契共同培育接班的董建華。

港英管治時期,行政局是有實權的機關,重大政策決定,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如果行政局成員大多反對港督的政策,必須記
在案,港督返英述職時要作解釋。不過,自回歸以後,行政會議部分成員明顯屬政治任命,首屆至少有五個共黨員,既反映中央不全然信任行政長官,要有自己人作近距離監察,亦有迹象證明土共在回歸時藉主權治權更變,借機意欲奪權。左派元老康民便曾多次在《明報》撰文,強調未來的行政會議應是擁有實質權力的集體決策機構,可見土共的野心不少。

改組行會 重建公信

可是,無論董建華、曾蔭權以至梁振英,都不希望將決策權與行政會議成員分享,即使董建華管治時期成立執政聯盟,政黨黨魁入局,目的亦只是確保政府政策在立法會有足
票數通過,執政聯盟只有扮演保皇黨角色的份兒,至今沒有改變,難怪曾鈺成當年有「有辱無榮」的慨嘆了。

要實現民主,真正落實「港人治港」政策,長遠而言,不能不發展政黨政治,讓社會上代表各種利益的政治力量,通過相對理性文明的方法取得政治決策權,從而分配社會資源。

不過,普選特首之前,現時角色模 糊、功能失效、個別成員能力備受質疑的行政會議,必須先行改組,才可能挽回行政機關的公信力,特別是一些明顯不
班的成員如張志剛、鄭耀棠、張學明、羅范 椒芬、李慧和林奮強等人,都應該下堂求去,否則只會劣幣驅逐良幣,原有的人才固然無心戀戰,亦難以吸納有志報效社會的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