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馬傑偉:六 四 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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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DVD … … by each crime and every kindness, we birth our future.


李純恩: 迷思得頭痛

今年維園舉行的紀念「六四」會,因為「本土派」對主辦機構「愛國愛港」的口號反感,可能會因此杯葛。

這件事情看起來是香港「民主力量」的分裂,本應是當政者樂見的,但實際上,卻是給北京出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因為所謂的「本土派」的主張,在北京看來就是分裂主義,分裂祖國和香港,那就是「港獨」。

對於北京來,香港人念念不忘「六四」不可取,但「港獨」更加有害,如果香港人都聽了「本土派」的話,不去維園參加燭光會了,那就意味着有更棘手的事情發生。所以在理論上,如果「六四」集會和「港獨」一定要二選其一,北京當然寧可要大家去維園點蠟燭算了。「兩害取其輕」嘛!

所以,這天我打開報紙,看着支持今年「六.四」集會的人和杯葛集會的人在報上的論壇版為各自主場辯論,我倒沒去想什麼「民主力量大分裂」,而是忽然代入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十分有趣地發現,萬一迫不得已,就得發動群眾,去維園參加「六.四」集會,以壯大維園的人數,來突顯「港獨」不得人心。你,今年的維園燭光會,會不會多出許多來自民建聯、工聯會的生力軍



塵翎:在維園

悼念是心的事情,心愈清明,悼念愈純粹。

悼念六四,何時何地,都是各人自己的選擇,自己的事情。但是在維園,六月四日,可以看見很多美麗。看見父親帶孩子來,看見孩子扶公公,看見不認識的人互相點燃蠟燭,彼此遮擋強風,看見坐下的人為旅人騰出空位,看見完場後人們清理垃圾刮掉蠟滴,井井有條離開,看見很多禮讓,很多安靜,很多堅持,很多自重。

一片黑衣,一片燭海,是這城市年最真善美的風景,沒有之一。你會但願這樣的風景永遠不曾不必出現,然而,史的惡浪翻捲推展至今,它仍然可以維持這個樣子,除了文明的質素,沒有別的。這幾乎是這城市還能「宜居」的理由。

集體的聚集何其重要,集體的良知是一頂保護傘,保護個體的良知。有天安門母親悲觀地,一萬人聚集的運動不會有甚麼效用,當年一百萬人上街也是給鎮壓了。這就是權力施暴的傷痕,它要你從此受驚、害怕,不敢再起來,最要命的是,它使你徹底灰心喪志,使你不再相信群眾的力量。你無所依憑,四野無人,就只能被馴服,被失憶,或被流放。

在維園,史的匣子再給打開,一百萬人的初衷歷歷在目,死去的已不能復生,迷途的或許會找到記憶的道路,回到現場。這裡有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年復年點上燭光,黑夜有多黑,燭光就有多亮。你是引路也可,互相取暖也可,驅趕猛獸也可,這光,最終照亮的,畢竟只是此時此地此心,眼前的臉,和周遭的人。這一,其實並不足,但在凶險的時代浪濤裡,這年復年的一,已經足,成為永恆。




王慧麟: 維園燭光 告別中國

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正在應考高級程度會考。我的考試時間相當長,由四月直至五月,因為我要考「中國史」。那是一個未改制的中國史科,共有三卷是的,三份考卷,分兩天,共考九小時。

翻開當時准考證(見圖),我考完經濟科之後,約有兩個星期準備中史科。但隨後兩個星期,好不平靜。電視畫面整天到都是北京的學運消息。還記得有一,正與家父熱烈討論個人考試及前途之際,就被眼前的電視直播嚇呆了。電視上正讀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是日後著名的四.二六社論。

自此已經沒有太大心情準備考試,心緒頗不寧靜。中國史卷三是斷代史。中史老師避開了全宇宙都選擇的隋唐史,另闢蹊徑,轉攻清史。修讀清史,好容易民族主義上身。尤其是清中葉衰敗之後的種種事件,從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中間的光緒新政、維新變法、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等等,都是一連串所謂「喪權辱國」的史紀,讀畢往往義憤填膺,有頭顱灑熱血的熱情。

當時一邊看報看新聞,追看北京學運最新情,一邊卻要「死念」康梁變法失敗原因評析、甲午戰爭清國戰敗理由甚至英帝治外法權等模擬試題及答案,愈讀愈熱血沸騰,丁汝昌附體, 有千斤重擔兩肩挑、中國前途在我手之感。正是外邊打到飛起,自己卻要平復翻滾的心情應考,有立即劈筆拒考,飛去北京投入學生運動之衝動!

後來的事……大家也清楚。

我輩沒想「香港人vs中國人」

人生第一次上街,是六四屠城之後。中史老師好心,逐個學生打電話,一起上街。我負責買黑布,也順便買了一件黑衣。買布的時候,街的老闆,知道我買來參加遊行,給我一個點頭,以示支持。

至於高考,中史科考獲A(1),順利考入港大。這是另一個故事。

畢業後,百無聊賴,在學兄李植悅介紹下,進入了政團工作。在九七年之前,大都在做議員助理及政策研究的工作,經常要落區幫手。在九七年前,民主派的議員助理或政策研究的同輩,六四或多或少是驅使參與公共政策研究,以至無悔無怨地,天直十多小時工作的原動力。我輩當時相信民主派前輩的分析,認同「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認同「中國無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口號(還未至於論述那麼高層次),認同既然中國一時三刻也沒有民主,在後鄧還是政治肅殺的年代,香港民主派更要緊守崗位,做好中國土地下之民主示範單位,接好民主棒,爭取民主,寸土必爭。

這是一個相信香港的民主發展,是必要、也是需要與中國民主發展扣連的年代。在九七年前,華叔有一次在民主黨黨校講座,談到香港民主運動時,不是從八八直選談起,也不是由二次大戰後港督楊慕琦的政制改革談起,而是由1925年省港大罷工及鄧中夏談起,講到香港與鄰近的廣東省人民,如何一起英勇抗英反殖。華叔由這段史談起,我輩聽教聽話,咸認同香港與中國(至少是省)應放在同一視角下策動群眾運動,行裏應外合之效,對香港及中國命運繫於一線之口號沒有提出異議,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在香港參與群眾運動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更要先搞一輪身分認同之腦思想鬥爭。

回想起來,中學時中國史科的教育,六四的洗禮,以至大學畢業後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從來不會質疑甚至懷疑有所謂「香港人 vs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爭論,更遑論把它當作是一個「問題」。當時也不會想到,建設民主中國這句口號有什麼問題,更不用討論應否杯葛出席六四燭光會(儘管過去我只是出席了兩三次),以至上升至國族論述之層次。參加六四之示威及悼念活動,就是一件很自然之事,既不會在出席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不會問自己之國族、族群、身分以至性別立場,然後再反問,自己應否因為自己是不是認同愛(中)國,才決定出席。

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

然而,一代人,都有他們那一代的群眾運動。我輩的群眾運動,六四必然在心中排在首位。但八十後或之後的一輩,卻不是六四,而是七一。我輩對六四仍有一份執著,因為我輩對民主中國仍有一絲希望(可能現在這一絲只有一毫米那麼幼),因為我輩仍認同,當時北京的民主運動,希望終有一天,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遍地開花。在我輩的目光之中,六四不完全,甚至並不是一場本土民主運動,而是一場香港或港人有份參與及支持的中國民主運動。

回到七一,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香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牽動大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心。2003年之七一示威,讓八十後一代看到香港的希望,是他們那個年代的群眾運動,催生了之後更強烈的香港人主體意識,告別了「獅子山下」式的I love Hong Kong,而是重新建構對香港的認同,催生了日後皇后碼頭、反高鐵以至菜園村的抗爭行動,一場立足本土的社會運動。

正當我輩部分朋友,仍勉力理解和嘗試明白本土社運的發展及意涵的時候,民主派前輩卻變得手足無措,對於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的情,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來龍去脈,以至部分前輩至今還認為,菜園村明明是一個房屋安置政策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它扯到城矛盾以至規劃公義等議題。

年輕人主體意識爆升、躁動,催生了一個朦朧的本土意識,以至本土認同。而且,相關討論在網絡有愈來愈烈之勢有因應本土認同而生的本土性與中國性的爭論,有因為本土認同而催生了國族認同的討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矛盾(if any),政治上則是質疑「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論述,認為香港民主命運可以甚至應該與中國命運割裂,甚至應如何建構一個,以香港人為主體的香港史,而不是由北京當權者定義的香港史,所以既然中史要必修,則香港史亦同時要獨立成科及必修!

這些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罵戰,對民主派前輩而言,是一件火星的事情。因此,當「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惹起了紛爭,他們確實破頭,因為他們不理解或不知道,原來年輕人的主體意識已經爆晒燈,也不理解年輕人在網絡世界上的討論,已經去到何等程度。兩個世代,出現另類的「數碼區隔」。所以,當有青年朋友提到,六四事件是否應該有本土視角的時候,民主派前輩怔了一怔,因為他們腦裏面,還是認為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在香港之中國人,參與的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要有本土視角?

問題是,主體意識之上升,就等同本土化,就等同族群矛盾、在地土以至最後之去中國化嗎?這次支聯會的口號,特別是有關「愛國」、「愛民」的網上或社會討論,則見這幾個概念不斷去。事實上,個概念都有其背後的系譜,極需要詳細梳理,但可悲的是,網上及主流報章,並不是意識形態討論的場域,結果是,你用族群意識開帖,他就用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講港獨回擊,你用國家認同開帖,他用去中國化還帖,一時之間又變成誰是真正本土,誰是假本土真賣港的口水討論!

對普羅市民而言,這些論爭都在互聯網發生,的確「離身」。我輩好多「正常生活」朋友上網,談的不是風花雪月,就是子女playgroup,平日對政治無甚興趣。他們會一年復一年地去六四維園悼念死難者,相信也不太理會(或者不理解)這些論爭的起及走向。但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討論愈烈,遲早也會燒到現實社會。當「中國人 vs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以至主體性等語言進入尋常百姓家(就像台灣一樣,在民主化之後,身分認同等學術語言走入群眾及選舉)之後,已不再是學術語言,而是街坊語言,也不是談論Stuart HallFrantz Fanon,而是談論為什麼柴米油鹽衛生巾都給強國人搶光光。對街坊而言,主體意識的呈現,是藥房買不到奶粉,是嘲笑強國人喝益力多居然可以豐胸,而不是什麼後殖民性的主體意識覺醒。

悼六四 想像美好中國

悼念六四,是一種對民主中國的期待,到底,還是懷一種對美好中國的想像。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從來都是兩回事。假如有人,因為六四是人類災難而得香港人悼念的話,這沒有錯,但是全球各地,天都有災難發生,例如為何不在年九月十一日,在香港維園搞一場悼念美國九一一死者的悼念會,向紐約消防員致敬?願意出席六四會的話,到底心底裏,還有一點兒「中國」的存在。有親北京人士常,不希望看到六四會有那麼多燭光。好的,今年支聯會在自己隊友亂踢波,開罪了丁子霖,結果不喊「愛國愛民」,沒有了「國」。假如未來幾年,六四會出席的人數愈來愈少,又或者在表述、口號以至文宣都沒有了「國」,北京官員也不要沾沾自喜,可是一個「告別中國」的開始



 


陳惜姿: 我的六四

是否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會,一直是個人決定。反正年都有一張萬點燭光的新聞圖片就是。

今年,有人打本土派旗號呼籲人不要出席燭光會。我不知道支持這想法的人有多少,但他們努力發聲,就好像人多勢眾了。

正因有此爭論,迫我回首前塵。從小,我沒太多接觸地人,中國距離我很遠。八九民運發生時,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尾聲。那一年到底有沒有考試,我完全記不起。懵懵懂懂的,便參加了這場運動。

那時我住在港大的宿舍,八號風球高懸,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天安門廣場學生宣布食。有幾個聚在電視室看新聞的堂友,要走出去,我又跟,從薄扶林道走到維園。在撲面的雨水裡,透過濕透的眼鏡片,看到一個史系的老師,他問我是哪個系的,然後對我舉起了拇指。那場風雨,好像淋醒了如在夢中的我。

升上二年級,我們開始關心中國,那時候的情懷比較單純,同學聚在一起會討論中國如何才會好起來,還會唱一些「想想中國,那是我未曾踏足過的家……」的民歌。三年級,會選一些當代中國的科目來讀。畢業旅行,想也沒想,回大陸去。

畢業後做了三個月中環OL,悶得發慌。想到廣場上奮不顧身採訪的記者,心裡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然後便入了行,到現在也沒有離開。

我開始認識和關心中國,自八九民運始。廣場上的學生,是我的同齡人。

在今天某種定義裡,我是「大中華膠」,關心中國的民主發展,以及環境和民生問題。六四燭光會去了廿多年,來來去去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告訴中國政府:我們仍然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