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約《聖經》中的耶穌有二重性，是神也是完整意義上的人。由於耶穌的形象裏有這個人之性，祂給人的感覺並非高不可攀而是非常親和，後世的基督信徒因此更能接受祂的言傳身教，擔當好「地上的鹽、世上之光」的角色，以至從其信仰核心發揮出來的仁愛和公義，兩千年來不斷克服其信眾集體所面對的嚴重的內外邪惡，成為當世的一支健康力量，產生淨正能。
也由於耶穌有這個人之性，註定了祂的信徒和教會，除了首要注重傳道與靈修之外，都不可能完全出世而必須或淺或深介入世俗事務，與社會所有群體和階層全接觸，及於上上的權貴，更至於下下的無產者。如此介入社會，信徒與政權之間，必會生出一種張力；政權若無法容忍這種介入，後果是殘酷的，這在新約《聖經》出現的年代已經廣為見證。同樣的歷史背景，也出現在中國的儒學傳播早期；我們可以參考儒家面對政權時的策略，更加瞭解基督及其信徒處於羅馬殖民政府之時的處境和對應辦法。
孔子知道政治危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 》憲問。「危」就是「正襟危坐」的「危」，直的意思；「孫」即「遜」，退避、謹慎的意思。後半句指時勢不妙，做事要正直，說話要避忌。）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蘧伯玉，衛國人，是孔子很敬重的一個朋友；「卷而懷之」就是港俗「執包袱鬆人」的意思。）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讀書就是為了能做官，然後得君行道，施展抱負；他自己如此，教學生也如此。但是孔子知道亂世的政治危險。他自己曾受暴君迫害，險遭不測；他的學生子路更慘死於宮廷中的仇殺，死後更被施以醢刑（「醢」音海，指剁成肉醬）。所以，孔子提倡「明哲保身」；他固然歌頌為理想犧牲的仁人志士如比干、箕子等，但他更強調為了保存善的香火，儒士要為自己留活路，不作無謂犧牲。上面的三段《論語》引文，都說明這點。
策略性「明哲保身」
耶穌自己的政治觀點是怎樣的，後人無從得知，但如果相信祂既是神、也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的話，大家就有理由作推測。筆者認為，一些少數派宗教史學者的看法，不無道理：耶穌對羅馬統治有一定反感，只是祂不明言；後者可能是一種權宜，一種當時當地最為適宜的為了宣道的策略性「明哲保身」【註2】。作此推測的《聖經》依據起碼有三條：
一、耶穌從來沒有像保羅一樣，苦口婆心勸導信徒要忠於任何世俗政權；祂的名句「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並不是祂主動說的，而是在一個法利賽人巧設的危險圈套擺在祂面前之時說的，而且說得模棱兩可，可以讓祂順利脫身（《馬太福音》22:15-21；分析見上周四拙文）。
二、耶穌對羅馬的殖民地稅收不以為然，完全不當是一種公民責任，反而清楚表示納那些稅僅僅是為了避免觸怒替羅馬服務的稅吏；而且，祂在着門徒交稅之前，還不忘刻意提醒他們，收稅的那些人的兒子（「官二代」）都是不交稅的。最後，祂還利用神之力，從魚口裏變出錢幣做為稅款（《馬太福音》17:24-27）。
三、耶穌在被捕當晚，曾阻止門徒動刀保護祂；有些人認為這是耶穌教導人們要尊重地方政法權力、不能用暴力自保的證據。「耶穌說：朋友，你來要做的事，就做吧。於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穌。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0-52）。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刀是幾天之前耶穌親口叫門徒買的。「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什麼沒有？他們說：沒有。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加福音》22:35-36）所以，那句「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正確理解應該是，耶穌眼見「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裏與他同來」（《馬太福音》26:47），知道忠於自己的門徒動刀無用，反而會被人多勢眾的對方殺戮，因此勸喻他們放下武器，免得無謂犧牲。
由這些《聖經》事例可見，耶穌這個「是真天主亦真人」者，並非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更有一些正當的政治計算的人。如果祂面對的政權同樣不公義，但公開批判那些不公義不會招致殺身之禍，祂會怎樣做呢？
如果「明哲保身」沒有明顯的必要，基督徒面對不公義的政權，如何從《聖經》裏找到必須沉默的依據呢？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筆者上周的文章裏搞錯了這點，有讀者來郵更正，僅此致謝。
【註2】請參看英文維基的Pauline Christianity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