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鄺保羅主教說：普選不是萬靈丹。
這世上根本沒有萬靈丹，丘吉爾甚至說民主是最差勁的政府模式——但比起任何試驗過的模式都好。想一想，什麼制度能保證選賢與能？能保證施政暢順？能保證社會和諧？現在的小圈子可以做到嗎？中國特色的普選可以做到嗎？
Karl Popper曾經說過，自柏拉圖起我們一直都追問覑「誰來管治？」這問題。但歷史上大多是昏君當道，聖君賢相幾希。因此，Popper認為真正重要的政治問題，是如何設計一個政治制度令失德或無能的統治者不會為社會帶來太大的災難。如果我們了解到毛澤東推動的反右、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對幾代人價值信念創傷之深，便明白到Popper所言甚是。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亦指出當代的饑荒（famine）只發生在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大躍進下的中國和獨裁統治下的一些非洲國家，而從未在民主和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出現。可見沒有民主與政治自由，便難於制止政府做出極端的決策。
用最和平的方法 撤換失卻民心的領袖
民主最大的好處是用最和平的方法撤換失卻民心的領袖，毋須通過革命、軍事政變或者以「貪污與包庇妻子殺人罪」之名拉政敵下馬。假如香港早有普選，董建華不會連任，管治問題不會累積變成管治危機，搞出幾十萬人上街。如果我們有與普選配套的政黨政治，曾蔭權所屬的政黨為了尋求繼續執政，一定反對他讓香港空轉幾年。至於梁振英，如果2017年有普選，我看他還敢不敢在天水圍發表那篇撕裂社會的演說？
民主不保證能擇優（選賢與能），但勝在能排劣。這便形成一個開放的系統，讓人們在試誤（trial and
error）中尋找治理之道。譬如有關自由與平等、生產與分配等永恆的兩難問題，與其依靠英明領導一錘定音，不如信任一個可在錯誤中改進的系統。但人們真能在錯誤中學習嗎？這便要看我們的批判反思能力以及如何保存集體記憶。知識界、傳媒、科研、文化及其他公民社會的部分都扮演重要角色。即是說，如果我們期待民主不單是一個防止濫權的權力轉換機制，而是能提高管治質素的制度，我們必須要發展其他周邊的制度及社會條件。因此，民主只能是解決香港種種問題的起點，而非終站。
民主如何成為解決香港問題的起點？我們談民主的價值時往往分為「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兩個層次。民主的內在價值是政治平等，對於長時間被排斥在小圈子選舉以外的香港人，特別是公民意識日濃的年輕人，普選最少令人「順氣」。以尊重每個港人的政治權利換來的是政府的認受性（legitimacy），讓特首擺脫小圈子的「原罪」。
民主亦促使政府聆聽和回應公民的訴求，因此最能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權利，這是民主的工具價值。但在公民權利以外，民主能促進經濟發展、廉潔和平等嗎？以經濟發展為例，Amartya
Sen認為當中涉及許多因素，包括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鼓勵投資等，必須一併考慮才能論斷政治體制扮演的角色。民主國家中有富裕、有貧窮；有債台高築的，亦有量入為出的。從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報告可見，愈是民主的國家愈是廉潔。但在亞洲，新加坡與香港卻是最廉潔的社會，而像菲律賓、印度等民主國家卻甚為腐敗。再觀乎民主國家的福利政策，從台灣到美國到北歐，差距亦相當驚人。因此，民主的管治表現甚為參差。
即使民主的工具價值有限，對於感到公民權利日漸受到威脅的港人，實行普選仍是意義重大。如果沒有全面的民主，誰願意透過23條立法進一步加悤政府的權力？民主雖然不能保證經濟與社會發展，但沒有普選支撐的政府，從何獲得動力與授權，對抗地產霸權及在分歧的民意中推動有爭議的政策？
Amartya Sen在內在與工具價值以外，還提出了「建構性價值」之說。意思是民主的決策過程促進公民的互動和相互學習，有助形成社會的價值，增加社會的歸屬感。香港為了普選的問題爭駁經年，我們必須在2017年下定決心將此問題了結，然後將精力放在商討教育、住屋、醫療、環境等領域的願景與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家不再把這些問題看成只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大家共同承擔的事務。
當人有希望時
社會便有轉機
我在一次演講裏問聽眾民主能為香港帶來什麼？一位朋友說，香港空轉多年，如此下去，只會沉淪。普選最少給香港一個轉機——當人有希望的時候這個社會便有轉機！這段話令我想起一篇訪問「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的文章。當問到他是否支持香港實行普選、會用什麼方法去爭取普選時，周融都沒有答案。他說現在過得一年得一年，如果給佔中搞亂了香港，還談什麼將來的事。在他心中，除了反佔中，好像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異象，民便滅亡」（Where
there's no vision, the people will perish）是聖經的金句。沒有願景、沒有盼望，人們只會醉生夢死，甚至唯利是圖。回答鄺主教的問題：民主不是萬靈丹，但會帶給港人異象。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倡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