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文化」是什麼，「包容」又是什麼，在歐洲，這是文藝復興之後五百年的大課題，人家有深度的思想品味基礎。正如Chanel香水和Godiva朱古力，歐洲名牌每家都有一二百年的歷史故事。但大陸的自由行掃貨名牌，香港的「知識份子」掃貨名詞，他們把白人的名牌名詞穿在身上，目的如一，並不是內心的欣賞，而是皮相的炫耀。
於是「文化包容」的吳三桂，歡天喜地打開了山海關。這下好：大陸豪客的生活習慣大亂香港，他們「包容」了大半天，地產商也學着「包容」，租金房價越來越漲，「知識份子」就黑起一張臉：我們可以逢迎遷就，我們包容可以，你們不可以市場自由，你們是吸血鬼。
香港的學者、文化人、傳媒，自我愚弄半天，直到他們的記者在北京被暴打，中國在香港的代理人說：「你們要入鄉隨俗」。
「文化人」一下子都懵了，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入鄉隨俗」和「文化包容」的語意學的關係，沒有想過哲學詭辯的正反邏輯陷阱，沒有想過所謂「文化」，延安出身的共產黨比你懂得多，對一群學藝未精的文化二毛子，輕輕可設置政治的騙局。
看到香港今天這等亂局，想起彭定康的預言，英國人精研歷史，深諳人性，彭定康多英明呀，而英國殖民地的「精英」，又是多虛妄多愚笨呀。
陶傑: 「公知」雞棚
中國大陸今年流行一個聽來相當「核突」的名詞，叫做「公知」。
中國人流行簡稱。像「人流」是「人工流產」的簡寫。「空調」是「空氣調節」之簡稱。「調研」是「調查研究」的簡稱。而所謂「梁班子」就是「梁振英領導班子的簡稱」。中國人把自己的文字搞得愈來愈醜陋，像一般人的面貌與嗜好，此亦一大異數。
而所謂「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之稱了。這個名詞很好笑：第一，「公知」與「工資」同音，這個名詞以口頭直播就能把頭腦簡單的中國農民聽得「一嚿雲」。「中國的公知不太多」，這是指中國如羅素、杜金思（ Richard Dawkins）、費格森（ Niall Ferguson）之類的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知識專家太少呢，還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民工人民幣工資太低？
有所謂「公知」，自然有「母知」了。還是既有「公知」也就有「私知」？使用語文的人，都知道行文要避免曖昧。中國現代文字處處曖昧，難怪這個民族的腦袋退化成一團膠漿。
假設「公知」的定義是「公共知識分子」，而那個「公」不是公雞母雞之性別稱謂，那麼更大的問題來了：這個民族有過「公知」嗎？
中國真正有「公共知識分子」的年代，只在春秋戰國。孔子是魯國人，在本國不受重用，即乘桴浮於海。後來的商鞅、蘇秦、張儀在中國分裂的時候，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離開衞國去楚國，或從齊國投奔秦國。先秦諸子時代，中國曇花一現的「公共知識分子」，不但對政治有影響，而且還直接塑造了歷史。沒有商鞅的「變法」，何來其後的秦始皇焚書坑儒，與禍延兩千多年的法家暴政？「公知」雖然有孔孟這樣的好人，留下文化遺產，但絕難抵銷商鞅這類混賬王八蛋，為世界——不錯，確是世界，因為毛×東是秦始皇的隔代信徒，而「毛主席」又向越南、柬埔寨、印尼等鄰國散發毛瘟——造成極大的破壞。由此可見，不要以為「公知」就一定是好人，也可以像奶粉一樣，淪為毒粉。
秦始皇大一統之後，「公知」即刻還原為士大夫。屈原之下，到了諸葛亮，中國的古代「公知」已經沒有了蘇秦、韓非、張良那樣的豪氣與自信，而是自矮一截，哭哭啼啼變成君主家族的奴臣。自此之下，凡兩千年，一直到中華民國時代的胡適、王雲五、陳布雷，受到教育的知識中國人，從來沒有恢復過春秋戰國時完整而自信的人格。
「知識分子」一詞來自西方，最早是沙俄，這一點許多人都知道。西方「知識分子」本來就無所謂公知、私知。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公共的：加俐略、哥伯尼、達文西，有沒有帝王，知識分子都獨立成家。然後是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即使在相對獨裁的路易十四時代，知識分子也不必看君王的面色，一貫另得風流。西方文明國家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最多只是加入為公務員，成為總統或首相的專家。
四十年代美國的漢學家費正清、謝偉思、司徒雷登，是「公知」還是「私知」呢，真是狗屁不通的問題。今天英語世界兩大歷史學家：費格森和羅弼時（ Andrew Roberts）縱橫於大西洋兩岸，在著名學府演講，有時私下參與決策，但不從屬那個政黨。他們鑑古知今，在報刊就許多政客短視而未能見的危機高瞻遠矚提出警告，這些知識分子從來未曾官拜什麼「人大」、「政協」、「英國歷史作家協會」理事長，亦未見奧巴馬或首相金馬倫賜食於白宮或唐寧街，然後告訴全世界他是政府的「諍友」，他如何為國家「出謀獻策」，或他的作品，如何「直達奧巴馬書桌上」，受到重視，骨頭輕了三兩。
西方文明國家的知識分子，到底如何「定位」，是中國人永遠不可能明白的問題。胡適在美國留學，對西方知識分子的風格地位頓悟最高，回到他的中國，遇上蔣中正，也不知如何是好。蔣總統已經是胸襟廣闊的領袖，極尊重讀書人。民國《大公報》主筆張季孿，時時抨擊政府抗日不力，蔣介石並無把他關起來，反數度邀請張主筆上廬山，耐心解釋為何赤共問題未解決，暫不能向日本動干戈。蔣介石已經有極大的耐性和風度，但胡適不知審時度勢，竟然在最惡劣的時機要求開放兩黨議會民主。這種書生理想論政，聽在軍人出身、心知國家形勢惡劣的蔣介石耳中，自然覺得幼稚。
胡適雖然是最有西方文明氣味的知識分子，在這個節骨眼上卻難免回到他的中國基因。五十年代，胡適一直要求蔣介石放棄戒嚴，容許他的朋友雷震另組中國民主黨。胡適背後有美國支持。美國民主黨政府自杜魯門之後，覺得老蔣是一名中國帝王，想扶植美國軍校背景的孫立人取而代之。胡適想做「公共知識分子」，卻又「公共」得「唔湯唔水」。蔣介石將雷震判處十年大獄，胡適嚇得不敢聲張——如果真是「公共知識分子」，胡適應該學法國的左拉，公開跟老蔣翻臉，在街頭召集民眾，像意大利布魯諾一樣，以身殉知識，為他崇尚的民主理想而犧牲。
但胡適不敢。這時的胡適又淪為中國的諸葛亮，他只能選擇做縮頭烏龜，苦口婆心，勸了幾句，從此沉默。連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相對最自由的時期，尚且也「公共」不起來，今日的中國大陸，其資訊之封閉，制度之黑腐，即使讀了幾本書，又「公共」得幾分起來？
大陸六、七十年代，知識分子如沈從文鑽研中國古代服裝，畫家錢松喦改畫革命畫。其他如游國恩、余冠英，埋首於詩經楚辭的研究。在中國，即使你不問政治，想研究《紅樓夢》，俞平伯也因為沒有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賈府的沒落，犯了天條，碰上毛×東對《紅樓夢》自認有三分農民的心得，俞平伯沒有惹政治，中國政治的惡鬼卻敲門把他鎖走。
大陸沒有知識分子，台灣的一批也不 qualify。香港的錢穆和唐君毅，又豈敢反「港英」？確實有幾個托派，借「保釣」什麼的搞了一通事，這些人知識基礎薄弱，讀幾本西洋邊緣的左書，就以為「博通中外」。因此中國人社會，哪有「知識分子」，何況什麼「公知」。
但是他們喜歡製造神話，自我麻醉。這是他們的自由。一切不扮高深，但求傳真。香港的普羅大眾，要提防偽學術名詞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