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呂大樂﹕財爺中產論照出的集體情緒




財政司長曾俊華一時口快,說了一句自己也是中產,卻竟然觸動社會的神經,惹來強烈反應,這應該是日後香港社會史研究中一個有趣的課題。有趣的地方不在於曾先生本人是否中產,更不是什麼咖啡與電影,而是社會上不同回應所聚焦(更準確的說,應是迴避)的問題。今次群情洶湧,就好像一面鏡子,照出時下香港社會的集體情緒。

就好像一面鏡子

曾先生作為高級官員而竟然脫離社會,對民間情緒如此無知,不知道那句話(對市民大眾而言)不單只毫無幽默感可言,而且在今天的社會環境裏會傷害人民感情(市民的看法是高官在講風涼話,態度乞人憎),這實屬不幸。但社會上很多聲音(當然是通過媒體而放大)也竟然以為跟他糾纏於中產階級的定義,暴露出他對階級缺乏了解,或跟他劃清界線,奚落一番,人心大快,便可為升斗市民吐一口烏氣,那恐怕是阿Q多於實際上面對現時社會上的問題。而批判與嘲笑曾先生的過程也實在太過癮了,以至大部分論者與讀者、聽眾樂在其中,但笑聲過後,其實沒有好好檢視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們仍值得用上時間與精力去關注中產(暫且不談定義),那個議程應該包括些什麼問題?

我一直是從僱傭身分(即屬僱主、自僱、還是僱員)和職業來界定中產:所謂中產階級(或一些人所講新中產階級,以區分傳統上以自僱身分而成為小布爾喬亞的在職人士),主要指擔當專業、行政管理及經理職位的僱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產階級,旨不在於反映他們的收入(即是說這種分析本身已假設中產階級內部存在收入上的差異),也不會直接解釋其身分與生活方式(所以與咖啡及電影沒有直接關係),而是認為那些在勞動市場裏處於中產位置的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

 1. 他們都是通過相似的渠道——而教育與學歷是重要的一環——而晉身中產;

 2. 他們扮演專業或行政管理人員的角色,也因此而較一般打工仔取得更好的待遇(不止於薪酬,還包括福利、津貼)。同時,他們的勞動市場位置給中產人士提供了事業發展的空間與路徑,以至他們的職業生涯亦有別於其他打工仔;

 3. 基於他們踏上中產路徑的共同經驗及其職業生涯的一些特徵(例如對事業發展作出規劃的可能性),中產人士傾向於抱要求社會改進,但又抗拒大變的社會、政治態度。

長期以來,他們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過去在提升個人資歷方面投入不少時間與精力,他們期望未來可以有合理的回報和穩定及相對地富裕的生活。

刺到痛處

曾俊華先生的一句我也是中產之所以令很多人反感,引起社會反彈,其實是刺痛了在過去15年裏,不少剛進入中產位置和希望可以晉身成為中產的社會人士的痛處。他們之所以覺得好痛,是因為:

 1. 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產的薪酬待遇逐漸有所調整。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作的穩定出現動搖;二是福利津貼有所減少或已刪除;三是在中產人士之中,待遇的差距擴大(這就是中產內部的差異,成為了新的關注點);

 2. 在這個調整薪酬待遇的過程之中,晚近15年入職的年輕中產經常遇上相同工種但不同待遇的情況。入職的年份(而不是個人資歷、工作內容或職位本身)往往成為了決定工作條件與待遇的重要因素。而這是在待遇差距逐步擴大的過程之中發生,它令部分中產人士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相對的貧乏感;

 3.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年輕中產開始提問:今天成為了中產,那又如何呢?以往年輕中產踏入30歲前後是進入穩定期(職場的位置開始鞏固,對未來的發展大概有所掌握,粗略地可預算未來的生活條件,而在某些行業裏開始可以享用一些福利津貼,令生活有顯著改善),但現在則於整個人生與職業生涯的生命歷程(即我們的人生年曆圖),向後延了大概5年。這也就是說,在年輕中產眼中,自己距離「上岸」(意思是初步踏入穩定期,而不是指豐衣足食或成為高層)之年,遙遙無期。

不進入問題 是這個社會的特色

只要我們多了解年輕中產的處境,便不難明白為何曾先生隨意一句,會在社會上引起巨大迴響。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喧嘩過後,對曾先生的批評卻未有進一步演變為年輕中產的處境的討論。不進入問題,是這個社會公共討論的特色。本地媒體還是很老套地忙於挖苦曾俊華,不然就簡單地將青年中產的問題約化為買樓上車的困難。看來沒有人留意到年輕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已經有所調校,跟上一兩代顯著不同。他們遲婚(或索性不婚)、到了30歲還跟父母同住、大學畢業幾年還要忙於提升個人資歷,其意義並不可憑上一兩代人的生命歷程來解讀。這些大家——似乎包括年輕編輯和記者——都不太想認真面對的現實,愈看便感覺愈灰。難怪全城都滿足於討論一下咖啡和法國電影,在枝節上做文章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