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9月3日星期一

李偉才:荒野中的呼喚




本年初,《信報財經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致未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全港市民的一項呼籲〉。文章指出,過去三分一世紀的「市場至上論」,已把世界推向災難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我們必須改弦更張,盡快扭轉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勢。

上 述文章雖由我執筆,但署名的卻有數十人之多,名義是「繁榮反思小組」。這是我借此文章所成立的一個臨時組織。雖說臨時,但大半年來這小組已多次聚會。其中 一次是「七一」大遊行。我們以四支長桿以「方陣」形式撐起四幅大橫額。向前的一幅寫着「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向後的寫着「落實二一七真普選」,而左右 兩幅則寫了我作的兩首打油詩:「資本主義競增長,環境生態慘遭殃;既倒狂瀾須力挽,群策改弦復更張」,以及「水漲船高欺人語,貧窮懸殊見假真;投機泡沫皆 巨賈,共富方能享太平」。

筆者當然知道,「自由經濟」已經成了現代文明的「聖牛」,因此上述呼籲可算是「荒野中的呼喚」。不錯,「扶貧」已被高調地提上議事日程,但大多數人都不敢反過銅板的另一面看看,因為那兒寫着的是「限富」。我們懂得說「深層次矛盾」,卻不敢進一步說明它是什麼。我們被共產黨的反面教材洗了腦,以為任何向資本主義的挑戰都會招致毛澤東極權黑暗時代的重臨。

在此必須指出,資本主義興起數百年,而對它的系統性 批判亦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但三分一個世紀前,資本主義衍生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個最新形態,影響之深遠至今未息。轉捩點是一 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以及一九八年列根出任美國總統。兩人都是「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忠實信徒,都高舉「大市場、小政府」的旗幟。前者的名句是「在此之外別無他選!」(There is no alternative!)而後者的名句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它是問題的根源」。

結果是,西方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福利主義」被狠狠批判,「沒有免費午餐」和「把蛋糕做大是唯一途徑」成為了不容置疑的「教義」。任何敢於挑戰這些教義的人,一是被嘲笑為不懂世務(特別是不懂經濟)、幼稚無知;一是被扣上左傾、激進和搞事的帽子。

筆者並不反對市場經濟。筆者反對的是,已然成為教條的「市場至上論」。在往後的文章,我將會逐步揭示這套教條所帶來的災害。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一



李偉才:新右回朝

昨天筆者指出,一九七九年戴卓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一九八年列根出任美國總統,是現代世界一大轉捩點。隨着而來的政策,不斷朝着削減社會福利、打 壓工人權益,並向大商家、大企業傾斜的方向發展,這一變化,史家稱為「新右回朝」(the return of the New Right)。

為 什麼說是「新」呢?原來直至那時為止,世界的經濟秩序基本上按照一九四四年所制定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運作。其核心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金融制度,以及平衡政府與市場力量的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後者亦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了挽救三十年代經濟衰退所推出的「新政」(New Deal)的理念基礎。

西方的右派一開始便對「新政」深痛惡絕, 並直斥羅氏為共產主義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未有「圖謀復國」的機會。大戰後,他們的機會終於來了。一九四七年,一群深信只有自由市場才能 拯救世界的精英分子,在瑞士一個叫「朝聖山」的度假勝地之上策劃如何改變世界。與會者包括他們的精神領袖海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以及剛剛出道的年輕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然而,事情的發展沒有他們預計中順利。 經濟學家薩繆爾遜 (Paul Samuelson) 於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一紙風行。薩氏把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Walras的均衡理論與馬歇爾的邊際效用學說)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結 合起來,進行了所謂「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並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了「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政府的調控與市場機制同樣佔有重要的地位。不用說,對自由經濟學派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觀點。

表 面看來,作為共和黨人的美國總統尼克遜一九七一年宣稱:「我們現在都成為凱恩斯主義者了!」乃是自由經濟學派最低潮之時。然而世事就是這般波譎雲詭,就在 尼克遜作出這一宣稱之時,潮流已經開始轉向。在數十年的苦心經營之後,「右派」勢力終於在石油禁運導致的「滯脹」(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九年) 、海耶克與佛利民先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七四、七六年)、中國「走資派」抬頭(一九七八年)、英國經濟因工會勢力過大而一蹶不振等等有利因素底下, 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並先後透過戴卓爾夫人與列根兩位代言人,在大西洋彼岸相互呼應,重新奪取政權。整整三十多年來,全世界無一處不受這趟「新右回朝」的歷 史轉向所影響。

我們需要怎樣的繁榮.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