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電影《選戰風雲》，片中有如此一幕，由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飾演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莫理斯（Mike Morris），在選舉論壇被質問，反對死刑的他，如果被殺的是他的太太，看法還會否一樣？
熟悉美國政治史的朋友都知道，這是1988年總統大選，挑戰老布殊的麻省州長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電視辯論中讓他一敗塗地的一條題目。當時主持Bernard Shaw問他﹕「州長，如果Kitty Dukakis（杜的妻子）被姦殺，你會否覺得兇手應該被判死刑呢？」結果杜卡基斯木無表情的給了以下一個答案﹕「我不會，我想你知道我畢生都反對死刑。」事後，很多觀眾都感到杜卡基斯的答案，流於麻木不仁，似乎對寢邊至愛的生死，無動於中，印象大打折扣。這晚之後，杜氏的民意支持度由原本的49%，急跌至42%，大勢頓去。
面對這個兩難問題，今次莫理斯又如何回答呢？
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理性
莫理斯說，他個人會想把這個殺人犯置諸死地，甚至不惜為此鋃鐺入獄，但在政策討論層面，他卻不會如此倡導一個公共政策的立場，因為﹕
「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優秀）。
上個星期在本欄寫了一篇〈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呼籲大家不要以「蝗蟲」這類侮辱性字眼來形容祖國同胞，讓兩地傷口進一步撕裂。那篇文章引起好些迴響，有讀者回應，說我是「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唔係孕婦，唔明白孕婦搵唔到醫院脇位生仔幾慘」、「學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唔到小市民生活有幾窘迫，前線員工有幾大壓力」……
對於這些批評，說我沒有切膚之痛，容我謙卑的受下。但我只是想帶出一點，在討論公共政策時，市民的遭遇和困難，固然應常在我心，但卻也應該超越情緒的層面，把之昇華，抽離和冷靜的去思考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更加理性、考慮問題更加周詳。
同情，就等於要不分青紅皂白？
例如，前一段時間，當內地遊客來港「掃貨」，「掃貴」奶粉，甚至讓市面缺貨時，有網民便一哄而起，提出要徵收「奶粉離境稅」，甚至連電視新聞也來湊熱鬧，煞有介事的炒作了一番，儼然成了解決問題的一大良策，不支持者便是不知民間疾苦。
父母親為孩子張羅奶粉而四出奔波，那一份焦慮和壓力，當然應該體諒，但社會整體卻不能陷入同樣情緒化當中，應該想出更周詳、妥當的解決方法（例如敦促政府檢視奶粉供應），而非單純為了同情，便附和一些太過民粹、草率的建議，連可行性也未想清楚，便急不及待表態附和，以示自已「撐」這些可憐父母。如今相隔一段時間，大家冷靜下來，平復下來，對於當日鬧得熱烘烘的「奶粉離境稅」建議，相信只會報以一笑。
再舉醫院產科脇位緊絀和雙非嬰問題為例，在連日傳媒的報道和渲染下，問題被描繪成像是因為大量雙非孕婦「衝關」，於是兵臨城下，危城告急。因此，找不到醫院脇位的本地孕婦，在心力交瘁、求助無門下，便轉而控訴「蝗禍」。
我再次重申，我同情本地孕婦的遭遇，亦同意要設法解決，但卻同時想指出一點，不錯，2010年的雙非嬰兒有3.2萬多名，佔全港出生嬰兒總數近三成七，問題看似十分嚴重，亦驟眼看似是攤薄本地醫療資源的罪魁禍首。但大家卻有否想過，這其實是政府近年口口聲聲說要「發展醫療產業」，但卻規劃失誤下出現的惡果。就是為了要賺內地同胞錢，所以要歡迎他們來港產子。以2012年為例，政府把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額定為3.5萬名，當中在私立醫院的是3.1萬名。比較起來，2011年頭11個月，公立醫院非符合資格人士經由急症室入院分娩的人數，為1453。這些資料不是什麼秘密，在食物及衛生局去年12月1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我的一名學生，中大政政系畢業現在負笈海外留學的Edwin，最近便在facebook詳列數據剖析有關問題，我希望《明報》的讀者有機會一看。
不用祭起「蝗蟲論」，也可把問題說清楚
所以要解決問題，不用祭起「蝗蟲論」這面大旗，只要把矛頭指向政府，要其為過去所謂「發展醫療產業」的規劃失誤負責，把政策重新修訂，削減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這都可以通過理性的政策討論，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想出解決方法，而不用訴諸仇恨和歧視的語言。
我贊成一處地方的公共服務應該讓本地人優先享用。周二，公民黨的代表要求衛生署停止向雙非孕婦發出預約產前檢查，或分娩證明書，預留脇位給本地孕婦及港人內地配偶孕婦使用。同時，又促請政府聯同內地相關部門全力打擊中介公司及其活動，並嚴懲闖關者。我相信，這些都是對症下藥的良策。過程中，公民黨沒有祭起什麼「蝗蟲論」，已經把訴求說得很清楚。
至於自由行和自駕遊，我認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討論。究竟香港的基建、配套等容量，能否容下如此數目龐大的遊客？沈旭暉所提的巴哈馬經驗，對香港有否參考價值？這些都是可以通過政策語言去討論的。我也不想見到在繁忙地區如旺角、銅鑼灣等，書店、本土特色店等被連鎖電器舖、名牌店、化妝品店、藥房等crowd out，弄至無處容身，讓香港日漸喪失本土特色，但這是一個旅遊業的規劃問題，自由行是否應該放緩？自駕遊是否應該叫停？這都是政策選項，毋須以「蝗蟲論」來看待問題。
不是不要同情，而是應該超越
讓我再重申，我們不需要用「蝗蟲論」這類充滿歧視和侮辱性的語言，已經可以把政府政策上的失誤及思慮不周，說得清清楚楚。矛頭應該指向特區政府，而不是讓一整個族群的人，為少數人所犯的劣行，當上出氣袋，背上十字架。
我們當然應該懷覑同情和仁愛之心，去看待市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折騰，也應該對自身的幸運，多懷感恩，但這卻並不表示我們需要透過滿口憤慨、衝動的說話來證明自己。如果我們真的想為問題尋求出路、解決方法，就應該多從政策的語言，而非仇恨的語言，來切入問題，討論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覑七情六慾之輩，人心肉做，當遇上困厄、利益受損的一刻，也難免會怒火攻心，我自己也不例外，但當整個社會去面對有關問題時，就不能這樣，就應該超越，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