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有悤烈身份危機，他們是香港主要建設者，但政治上卻處於從屬地位。
在一本忘記書名的香港歷史畫冊上，我看到一幅照片——很多面孔擁擠在一起，額頭剃光，腦後的辮子清晰可見，他們都面無表情，對未來一無所知。
這張照片攝於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香港，他們大多來自福建與廣東，要前往美國、澳洲或是南美。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產能力與熱情，除去機器、原料，它還需要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奴隸貿易的終結更加劇了這種渴求。這股浪潮也正與中國內部的困境相重和。戰亂匪患、官僚壓迫、資源緊張、人口爆增，它都迫使人們向外尋求生存機會，尋找人生的另一種可能。為此，他們不惜讓自己像「豬仔」一樣被買賣。
香港是這個勞動力的輸出的轉運站。這個荒蕪的漁島日漸勃興。除去鴉片貿易，它也因自由貿易政策和地理位置，變成日漸重要的港口。這個地位因為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更為突顯，一個全球貿易體系日益緊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每次內部動盪，都會把一批人與財富帶到此地。這裏因為英國的保護而安全。
一開始，他們以為這是暫居之所，但很快發現這裏不僅提供安全，還可能過上不一樣的生活，有各種新奇刺激、賺錢機會，還有一種自由。即使那些飽讀詩書、自我中心的中國知識精英，偶然經過此地也會發出感慨，他們被這些樓房、街道、路燈、書店折服，它們都代表另一種管理社會的方法，富裕、有秩序。這真是個讓人沮喪的現實——這裏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是中國人，卻被百分之二的歐洲人管理，這管理看起來又這麼成功。
那些從香港轉往世界各處的中國人，修建了美國的鐵路，開採了澳洲的礦山，種植了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卻引發了另一種恐慌。他們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難於理解，他們在數量上太多了，這會讓白人們天然緊張。「黃禍」這個詞應運而生。它既符合這個種族時代的特性，也勾起了白人世界遙遠的焦慮——幾個世紀前的蒙古人，不是輕易地蕩平了他們的家園與尊嚴嗎？
這些「黃禍」把自己的屈辱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到一起。他們支持前來募捐的保皇黨或是革命黨，只要他們能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讓他們享有必要的保護，幫他們贏回尊嚴。
香港是這股情緒的匯聚地。這裏的中國人，不管多麼安於目前這個制度，仍有著強烈的身份危機，他們是主要的建設者，卻仍是從屬地位。他們也把香港看作臨時的避難所，只要中國穩定與繁榮，他們隨時準備歸去。他們中的傑出頭腦更期待，小小的香港能撬動龐大中國的變革，香港的經驗與模式，能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擧示。
一個強大的中國終於建立。它製造原子彈，它成為第三世界國家領袖，但它的強大，不僅沒給普通中國人帶來期待的生活，反而陷入更深的災難。人們發現，有著各種光輝標語與口號的新政權比起傳統暴政更可怕，它殘酷而封閉。中國人想盡一切辦法湧入香港，逃避饑餓、階級鬥爭。
封閉的中國，讓香港成為了唯一的重要港口，湧來的上海資本家與勞動者，令香港成為了一座工業之城。它既是冷戰前線，又受惠於二戰後西方經濟增長，它成為亞洲四小龍，變得前所未有的繁榮。繁榮、與中國的隔離、世界範圍的去殖民化，這些因素也給它帶來一種新意識——他們成不了英國人，也不再是中國人，他們是香港人。
當中國國門再次打開，他們發現自己與中國的距離更遠了。不過，一個許諾變革的中國總令人鼓舞，除去文化與傳統的聯結，它還意味巨大的市場與海洋似的廉價勞動力。至少在經濟流行文化上，香港充當了中國變革的催化劑。
每當人們以為中國變化了，就會遭遇意外幻滅。天安門事件讓香港人陷入悲痛與恐慌。這個政權仍用子彈對付人民，而且將在八年後成為新的統治者，即使它許諾五十年不變，就真能不變嗎？移民潮又開始了，留下的人則期待，倘能建立穩固的民主制度，或可部分阻擋北京未來的壓力。
不過，人們的記憶力註定短暫。香港回歸了，看起來並沒那麼可怕。中國再次發生變化，一躍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大國、一個未來的領導者，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革者們的期待似乎終於實現了。香港則發現昔日的優越感迅速消失，它的繁榮要依賴中國大陸投資、出手闊綽的大陸遊客。但真實的中國並非像表象那麼輝煌，一個如此富強的中國仍不能為普通人提供期望的穩定與安全，中國在驚人的經濟增長數字背後是公共管理危機、社會信任破產，甚至不能給兒童提供可靠的奶粉。在中國大陸，一股新移民潮再度開始。
看到網絡上流傳的「蝗蟲」廣告，想起了一個多世紀前的「黃禍」圖片。它充滿歷史的嘲諷，新的侮辱不是來自異族，而是當初那些「黃禍」的後代。多年來，這個國家真正的敵人是那個專橫、失調的政治組織，而不是那些尋找更體面生活的普通人。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