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哲暐﹕敢問我們的上一代——駁劉遵義

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於《明報》發表〈拯救我們的下一代〉一文，狠批日前有港大學生及校友闖入校務委員會會場。當中扭曲為直之本事，令人瞠目結舌。今有三問，敦請上一代人劉前校長賜教：

劉前校長謂：「我寫這篇評論，也並非想就香港大學一名副校長的任命的適當性發表意見。這應該是大學根據法定程式來決定的事情，作為一個以法治為榮的城市，香港能夠，也應該，按照符合法治的要求辦事。」而且「民主管治體系成功的另一個前提是，失敗者要願意大方地承認失敗並接受結果……這就是為什麼保持和保護體制的完整性比贏得勝利重要得多。如果失敗者不願意接受失敗，而繼續用非法手段挑戰結果，民主的體系就不能運作」。日前衝突之根，正在於港大校委會藐視程序，拒絕「根據法定程式（序）來決定」，而權謀者以「非法手段挑戰結果」。制度崩壞，政治干預校政，然在位者非但無抗拒侵凌，反以「等埋首副」為掩飾，可謂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劉前校長指鹿為馬，是無知，抑或無恥？此問一也。

劉前校長質疑：「香港的納稅人的錢，是否應該繼續被用在驕縱這些以自我為中心，對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全無尊重和關切的『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身上？」學生當日行動算是激烈，論者可斟酌其手段是否恰當。然劉前校長如潑婦罵街，指斥他等為「小混蛋」，令人驚詫。劉前校長乃經濟學者，當言必有據。然上述批評，比「維園阿伯」更不堪。是劉前校長所受學術訓練不足，抑或為政治服務而唾棄為學之道？此問二也。

學生所犯何法？

劉前校長謂：「那些參與了上周二晚上的暴徒式行動的人，應該得到教訓，就是做出如此不可接受而且不合法的行為，是會有代價的。小懲大誡，比如監禁一天，或做10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又說：「民主管治體系成功的一個前提是，需要全面接受法治。」敦請劉前校長明確指出，當日學生所犯何法。警察未拘捕起訴，法官未審判，劉前校長便以賢達身分公開要求監禁學生，簡直震驚亞洲。劉前校長可知無罪推定、法理為唯一依歸等法治原則？此問三也。

某些中年人士及老人需要受再教育，人心不能靠強迫和武力贏得。事實上，誠如劉前校長所說：屈服於威脅並沒有什麼好結果。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堅持不向恐怖分子支付贖金以換回人質。如果這些綁架者和潛在的綁架者知道並預期贖金會陸續有來，綁架事件只會更多，而非更少。向中共統治屈服也一樣。如果人民早前滿足了中共的要求通過「扮普選」，就會產生道德風險，引發更多要求。下一個必須滿足的要求可能是永遠保留功能界別，之後可能是成立大學黨委。要到什麼時候才到頭？專制、暴力和恐嚇應該在香港無立錐之地。晚生希望上周二之事可鼓勵所有人，無論秉持什麼政治立場，都去反思。我們必須追問上一代。上一代某些人不知仁德也不知羞恥，我等年輕人就要請教他們何謂風骨何謂公義，好能挽救早已沉淪的香港。

古德明: 曾德成的「無縫」

香港長官梁振英突然罷免民政局長曾德成，事前無疑獲中共首肯，曾德成唯有獠牙打落和血吞，發表告別詞說：「我有信心繼任者會勝任，交接是無縫的。」他當年參與「反港英」暴動，獲中共垂青，但這位「反英」英雄一下筆，筆下就自然流露洋奴氣，也真有中共特色。

「交 接是無縫的」一語，無非漢字寫的英文，即The handover is seamless。英文的seam字，等於中文的「縫」，seamless tights是「無縫的連褲襪」。Seamless還往往用於比喻，見韋氏詞典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注釋：moving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easily and without any interruptions or problems, e.g., a seamless transfer of power（輕易並了無間斷或問題之轉移，如a seamless transfer of power即「權力轉移順利無間」）。「無間」一詞，曾德成一定不懂。

「無 間」可以指「沒有間隙」，也可以指「沒有間斷」，和seamless完全同義，例如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一書卷末載有蔣介石對白崇禧說的話：「回顧當年北 伐出師，你當我的參謀長，我們兩人精誠團結，合作無間。」又《禮記·檀弓上》說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玄注：「唯致齊與疾，無間晝 夜，恒居於內（只有齋戒或生病，才夜以繼日足不出戶）。」蔣介石不會說「合作無縫」，鄭玄也不會說「無縫晝夜」，因為他們不是洋奴。

【小啟】拙作《劍不虛施》已由次文化堂出版，特此奉告。

林行止:舊經濟強弩之末

一、

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高增長， 任何國家領導人都會躊躇自得，以為掌握了經濟發展規律，經濟高增長揮之不去。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日本政治人物（特別是期間掌權的自民黨政要）固然如此，權力歸於一統的中國政府（精確地說是中共領導人）當然更信心滿滿，認為高增長不會放緩腳步。非常明顯，一度成為世界楷模的日本經濟（八十年代贊賞、謳歌日本經濟制度及日本式企業管理的英文書籍，不少出自知名學者之手，琳琅滿目、充斥市面），最終亦陷入經濟衰退循環，至今二十多年，仍未正式擺脫不景氣的陰霾。中國會否亦走上日本經濟的老路？從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看，中國是很難不蹈此覆轍的，而中國目前的確出現工業設備閑置率高企、工廠遷至海外（連勞工集約的紡織廠亦搬至美國﹔見八月二日《紐約時報國際版》）、廉價勞工供過於求的情況已一去不復返，而銀行（以至「錢莊」）債困難紓及物業熊市若隱若現等﹔面對種種難題，涉獵過經濟學的人，莫不意識到內地的經濟危機便在眼前。這不僅是大多數西方經濟論者的「共識」，那些「逆上意」拋售股票的內地機構投資者和散戶，大概亦有類似看法。

可是，中國非行典型資本主義制度，政府擁有他國所無的絕對權力，加以中國的經濟結構建立於長期高增長之上，當局一定會傾全力以保經濟前行﹔因此，對內地的經濟前景，不宜看得太淡——最低限度，論者不應該套上西方經濟學原理，說它已陷入衰退周期不能自拔。

也許可以這樣說，中國的「舊經濟體系」 ，已進入下降軌，但「新經濟發展模式」（新經濟）開始發力﹔「如無意外」，「新經濟」的增長足以彌補「舊經濟」的呆滯甚且衰退帶來的損耗……。令筆者不敢對「新經濟」過分樂觀的是，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是市場推動，而是領導層規劃出來。在內地的政治制度下，這樣子的經濟發展，結果必然是大竟全功（不成功領導人便「成仁」！），此中因此存在許多不盡不實弄虛作假的空間。眾所周知，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積聚了雄厚的經濟實力，過往為追求GDP目標造成無可估量的錯誤投資、經濟浪費，因而可以輕易應付，但假如並非市場誘發的「新經濟」最終功敗垂成，帶來嚴重的資源虛耗，中國在財政上便不難陷入左支右絀的困局，進而可能把國家的整體發展推進高危境地！

二、

李克強總理今年一月下旬應邀在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言，指出中國要「打造新引擎，就是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他說︰「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九億勞動力、七千萬企業個體工商戶，人民勤勞而智慧。如果把全社會每一個細胞都激活，就會使整個經濟肌體充滿生機，進而匯聚成巨大的推動力量。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蘊藏著無窮創意和無限財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礦』。」此後李總理在不同公開場合，一再重申、演繹這種理念。創業與創新可以「發財」，是誰都知道的硬道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創業者創新者與市場互動而促成的，不過，由於市場需求難測、消費心理不易把握，因此成功成數甚低……。這種意念由政府提出，雖嫌老生常談，卻是無可厚非，但要由政府貫徹推動，恐會帶來不少消極後遺症。李總理指出當局會加重在研究上的投資，以期在不久後把「中國制造」提升至「中國創造」（Created in China）。壯哉斯言！

中國在創新研究上的投入與成績，有待政府公布（其實不必待政府公布，只要市場人士不再眾口一詞說中國是「A貨王國」，便知中國這方面大有所成），但在硬件設施上已有耀眼的建設，比如北京的中關村、杭州肖山的互聯網硅谷、武漢的光谷（Guanggu）軟件園以至成都的高新科技產業區等等，這些「科技園」有新有舊，加上整個深圳被公認是南中國創業創新之都，中國全力推動創新科技研發，投入甚巨，彰彰明甚。彭博去周的消息，指出迄今年三月底，國務院批准的「高科技園區」（high-tech zone）達一百二十九個，數以十萬計的「創客」（Chuangke）正在埋頭「創新」。創業方面的成績亦甚驕人，在六月底浙江的「商業登記」共四百四十餘萬戶（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十二點六），那意味在全省五千五百餘萬人口中，每十二人便有一人「創業」（起碼已成立公司有意創業）﹔廣東的「創業」比浙江亦不遑多讓，今年五月底「商業登記」已達七百餘萬戶，等於每十五人便有一人「創業」。浙江和廣東可說是兩大創業省！

李總理的號召，真是全國響應，今年上半年，全國新增「商業登記」兩百多萬戶（平均每天一萬一千多戶）。然而，非常諷刺的是，內地的創業創新雖然掀起熱潮、全國動起來，但台灣漠然視之，不當一回事。去月底，台灣馬英九總統提出要把台灣打造成「亞太創新創業中心」，看似與內地遙相呼應，但實情並不如此。為引進這類才俊（「創客」），台灣從七月底開始接受「創業家簽証」申請，歡迎「外國及港澳人士赴台創業」，共同把台灣打造成「國際創業價值鏈上的關鍵角色」，但有關公告同時嚴正聲明「不包括大陸人」。在內地創業者以百萬計的情形下，台灣卻不接受「大陸人」以「創業家」身份申請赴台簽証，真是咄咄怪事！

內地創業者車載斗量，然而會創出什麼有市場需求的「業」，尚待觀察﹔至於創新的成就，海內外的消費者很快便可下結論……。站在利伯維爾場的角度，筆者對於由政府「指導」的創業創新，並不寄予厚望，因為市場肯定比政府精明，那即是說，政府推動的創新行業，成功的機率甚低。市場人士觸覺靈敏，應該怎樣投資，他們自有主張，毋須政府指導﹔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要把香港打造成中藥港，意念良好，看來亦有決心（要做出好戲給主子看的決心），但結果惟慘敗收場足以形容。李總理在上引演說中，很有見地地指出「中國經濟要行穩致遠，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形成『雙引擎』以推動經濟向前」。說的極為動聽，但實行起來，有形（政府）之手肯定把無形（市場）之手打翻在地！

內地經濟能否藉創業、創新有成而擺脫困頓再上層樓，由於政府權力太大，有形之手太強勁，無形之手不能全力發揮，筆者因此不大樂觀。

林行止:初生之犢不知熊

一、

內地「暴力救市」至今近月，西方傳媒，不知是後知後覺還是錯愕得一時想不通，比較有深度的評論最近幾天才密集出現，不過，這些論者，即使其名甚著，亦鮮有什麼見人所未見的論斷，大名鼎鼎挾諾獎得主盛譽的經濟學家克魯明，去周五在《紐約時報》的專欄，除「數白欖」式歸納一些已過時效的經濟數據及「救市」手法，並以中國領導人在處理「股災」上「蒙查查」（They have no clue what they're doing）的結論，響應了〈中國領導人江郎才盡〉（China's Naked Emperors）的文題，卻未能點出問題所在，是為「美」中不足。在處理「股災」及其他經濟問題上，中國領導層完全漠視利伯維爾場的游戲規則及「獸性沖動」的市場心理。簡而言之，他們堅信行政命令足以扭轉人性，而他們因為大權獨攬多年衍生了「一言而為天下法」的情意結，斷然沒有想到股民尤其是「大媽股蟻」（其實更多是「股市紅衛兵」，詳見下文）竟敢在投資上採取「逆上意」的行動，才使其出手凌厲的救市手法，無法收震懾股民的效應。筆者要強調的是，如果當局不認真檢討以行政指令指揮市場的教條，見大市升不起來，再出重手干預市場，股市走勢必有隨上意舞動（上升、下降或牛皮）的一日，但股市免不了成為一潭功能盡失的死水！

李克強總理認為股市大升後急挫（雖然幅度遠遠小於升幅）是股票供過於求引致，因此，他的「暴力救市」主要手段是撥款購進股票（及禁止有關人等賣股），如此做法，與西方上市企業回購本公司股票（Share Buybacks）無異……。如果這趟「救市」不由中央下令相關部門出手，改由上市國企有序地從市面吸納本公司的股票，後果會大為不同﹔股民知悉最了解公司運作及內情的管理層回購，肯定有公司前景與業績皆不錯的聯想，因而「惜售」甚至「搶購」，立竿見影效果是股價進而大市可能穩定下來甚且掉頭回升﹔即使事與願違，股價依然「下行不止」，亦是錯在市場而與政府無涉。事實上，以美國為例，宣布出資回購本公司股票的企業，不一定會令股價起死回生，重工業設備藍籌Caterpillar便是一例，去年該公司斥資四十二億元（美元．下同）回購，平均購入價在一一○元水平，但現價於八十元以下徘徊……﹔紐約有專門追隨回購企業的基金（購進宣布回購企業的股票）「回購組合ETF」（PowerShares Buyback Achievers Portfolio ETF〔PKW〕），成績「跑輸大市」，因為十大回購企業的平均股價過去十年跌去百分之六，同期標准普爾指數不跌反升百分之二點四！

企業回購股票的表現比大市差，說明了股民比企業管理層精明。在西方股市，面對這種市況，股民只能自怨自艾，自認倒霉，但在內地，假如也有回購這回事，持有這些股票的股民，會把一股怨氣傾注在管理層上，紓解這種「矛盾」，領導人（部門首長或董事局）為平民怨，可於適當時候換人，如此做法，應該沒有什麼不良後遺症。如今國務院下令有關部會（包括警方）「暴力救市」而股市「吾行吾素」，國務院真的賠了夫人（金錢）又折兵（威信）。當然，「夫人」有一天會回夫家（股價遲早回揚），但損兵折將即政府的權威則無法挽回。真是何苦來哉。

事實上，以北京政府金權軍權警權一把抓的強勢，要操控股市，雖不是易如反掌，卻非絕對做不到，只要有序地進行，有形之手的威力，在內地這樣的政經環境下，肯定可發揮市場無法抵擋的威力，比方說，北京可以有計劃地培植若干體積龐大的上市國營企業，讓其股票市值佔較高的市場總市值比率（如南韓三星市值長期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股市總市值，其升沉因而左右股市走勢）﹔內地有數大對股市舉足輕重的國企，絕非不正常，如此國家便能以有形之手「微調」股市至北京樂見的水平。這種做法，只要不粗暴進行，還能予人以是無形之手之力的虛假印象。北京擁有的權柄太大了，意味內地沒有政府不能操控自如的物事，只是，如此一來，有中國特色的內地股市便無法吸引海外長期投資者入場！

二、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據去周《經濟學人》報道，導致內地股市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竟然是一班「八十後」股民！今年首季（第二季數據未公布）登記買賣股票的有八百多萬戶，其中百分之六十二為筆者稱之為「股市紅衛兵」的青年人。由於經歷過二○○七─○八年的大熊市，「上年紀」的比如五十五歲以上的股民，都知道跌市勢不可擋而慎於入市，初生之犢不知「熊」（當然亦不怕「熊」），當前這場暴升急挫的炒市，主要動力來自經濟條件比先輩優越（有較多可自由支配的資金）同時因受物質誘因刺激而急於實時致富的年輕一代﹔同樣由於缺乏考驗，年輕人在市場（不管升跌市）有所得，自我感覺良好之餘，還會培養出「有辦法准確測市」的自信。和香港以至西方股市一樣，當股民大有斬獲時，不少人便會以「投資專家」自居。從統計數據看，內地「股市紅衛兵」八成擁有大專院校學位，但中環人皆知，教育程度高下與投資贏虧兩不相干（不然，博士後豈非都是股市常勝軍?!）﹔然而，即使內地「股市紅衛兵」讀飽書，他們當中有四至五成人買賣股票不經大腦（不讀有關經濟數據或研究報告）而聽信財經演員之言或友朋的介紹。這些擅長使用網絡令買賣股票極之簡易方便的一代，是內地股市交投的主力和生力軍。

由於沒有經歷熊市的慘痛經驗（不曾有過虧蝕累累的切膚之痛），基本上缺乏防范風險意識，「股市紅衛兵」因而對「做倉」毫無懼色﹔他們的「勇氣」（也許可說賺大錢發大財的野心）因為在線「點對點」（Peer to Peer）貸借的方便而得以任意發揮，那正是形成內地股票按揭比率驚人地高導致股市急升驟降的底因。

文化大革命時期，響應最高領袖的號召，以百萬計的內地青年成為大搞破壞令人聞風喪膽的「紅衛兵」﹔今天，同樣受領導人及「官媒」看好股市（基於人人入市股市上升產生的「財富效應」會刺激消費進而帶旺經濟以保目標GDP的經濟學常理）言文所鼓動，年輕一代奮不顧身傾家甚至借貸入市……。當大市走勢不如人意為走避不及的股民帶來損失時，有擔當的當局知道責無旁貸，遂出重手救市。可惜，由於准備工夫不足，竟然無法收預期效果。以中央政府的強且有力，大市不聽指揮，應該完全不在領導人估計之中！

更正——

七月三十日，本欄據網絡信息，指陳文敏為「公民黨資深成員、香港二○二○成員」。陳教授昨天致電編輯部，指出他「從來沒有加入任何政黨，更遑論是公民黨資深成員。」陳教授自言作為學者，他不加入政黨才可以保持客觀……。謹此更正並向陳教授致歉。

練乙錚: 過去三年很黑．特別溫和派OK．選民老年化很好

毫無疑問，過去三年，香港的政治生態出現突變，以致在象牙塔、實驗室裏做研究的科學家袁國勇，也感覺到香港社會已經無法解決「一國」與「兩制」的矛盾，「失去了微妙平衡」。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不能僅僅用「很大」、「極大」等詞語來形容。

一、袁國勇說的「過去三年」

經過頭15年特區民眾對新政權的逐步「適應」，加上期間當權派的準備工夫逐步到位，北京認為香港社會可以而且應當正式向「2047真回歸」進發。如此萬事俱備，東風當然不欠，遂有驍勇善鬥的梁振英三年前上台當特首。

三年下來，統治階級「新常態」已經確立，並且已經相當清晰地形成若干特徵，可略述如下。

（一）管治班子變成鬥爭班子：梁特自上任至今，從司局長到行會到中策組到政府發言人，台前幕後裏裏外外各個方面的領導及骨幹分子，都是一些性格或政治立場比較偏激、一言一行甚至身體語言都容易挑起矛盾的人物。相比之下，前有號稱「好打得」的林鄭，不意已經成為「中人之資」，其本來相對強硬的作風姿態，現在不僅在行會成員李國章面前相形見絀，就是與近來愈發強悍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比，也差了好一截。甚至，愛國愛黨立場不容置疑的曾德成，據說也因為行事太低調「唔啱key」而被清除。管治班子裏如此日漸濃郁的鬥爭格，上行下效導致整個香港三年來明顯「變味」。

（二）第二管治隊伍全面干政：2008年西環幹部曹二寶「研究論文」裏述說的干政「概念」，經過四年操練，技術已經十分純熟，在干預梁振英涉西九建築設計比賽的利益衝突案裏表露無遺（據報曹公親自出馬向曾蔭權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施壓、阻止6名當權派反梁議員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該事件）。有如此救命之恩的兒皇帝，上台之後哪能不十倍回報？之後，西環的干預，上中下三路面面俱通。

上者，主要官員或重要公職人選的任免；中者， 當權派議員的選舉和投票策略，以及社會上各未赤化環節的赤化工作；下者，為保皇政黨選勝而做的群眾動員。下列便是第二管治隊伍分別在上中下三路全面干政的例子。其一，西環對主要官員的任免有絕對的話事權，以致最近梁特未經行會諮詢，直接罷免「老愛國」曾德成。其二，政改「甩轆」之後，一眾當權派議員第一時間負荊前往西環請罪，其後更到北京直接向港事主管張德江叩頭認錯。其三，西環在全香港各大小選區遍設「中間人」（相當於國民黨的「樁腳」），督導選舉動員和分派「蛇齋餅糭」資源。

（三）民意全無阻嚇力：特府成立之初，京港官員舉止言行都比較謹慎，因為要在世人眾目睽睽之下履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當時的民意，對約束政府行為有一定影響力，所以特府派員干預港大民調之後，當時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了獨立調查小組徹查事件，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涉事，也不得不應調查小組的傳召出席作證。換作事件發生在今天，港大校委會固然不會有同樣動作，便是有，特府也絕對不會應獨立調查小組要求，派員應訊。不僅如此，到今天，一切不利特府的主流輿論、民意調查、遊行示威（包括幾十萬人參與的佔領行動），也不會對一意孤行的特府有任何約束力或影響。

（四）體制內外暴力兼用：特府的「依法治港」，特別依賴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一系列惡法，包括廣播、集會、大學管治等方面的惡法，而且變本加厲（如在大學管治事上，港督出任校監不過是象徵式的，梁特出任，就變成積極干預）。權力所及，一切動作如推土機般把反抗夷平；封殺所有「溫和抗爭」之餘，遇有依然不服者，先縱容體制外的「藍絲」暴力對付之，然後使出體制暴力（毆打、拘捕、檢控，例如最近駭人聽聞的「胸部襲警」案）。

讀者可以想想，一個社會有了這四種特徵，哪能不像港大教授袁國勇說的「失去了微妙平衡」！接着的問題是，失去了「微妙平衡」的香港社會，跌落何處？梁特上台以來香港有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是什麼？

二、泛民的「特別溫和派」

政改爭拗後期，泛民陣營裏分裂出以公民黨前黨員湯家驊為代表的「特別溫和派」（ultra-moderates）；後來有表達埋堆意願的，還包括支持「袋住先」（即比湯家驊更溫和）的民主黨前黨員黃成智、現黨員狄志遠，等等。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光譜上的合理（即可解釋的）發展，並不一定要視為一種背叛。「特別溫和人士」早已存在，不過在「過去三年」、社會政治矛盾未如此激化的時候，尚可以在主流溫和泛民政黨裏與其他黨員並容；一旦政治矛盾激化，分裂就無可避免。是好是壞，還應看泛民政治光譜的其餘部分如何演化。

毫無疑問，佔領運動之後，在梁政權的制度暴力底下，面對當權派推土機式的進襲和「逆權侵佔」（adverse possession），主流泛民的「民主回歸」運動綱領、「和理非非」爭取「真普選」的抗爭手段和目的，或都有了重新檢討的必要。對傳統社運反省，生出了各種有強大震撼力的本土思潮，如陳雲先生的「城邦論」、黃毓民先生提出的修憲運動等，已是好一段時間之前的事。近月，再有方志恆等21位年輕學者及社運人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提出的「永續自治」概念，強調港人必須喚醒「自由靈魂」，建立「主體意識」，面對2047，積極實現「民主自治」。繼此，更有黃之鋒昨天在《明報》呼籲民主派要在社運失焦的目下重新建立替代綱領，擬定短、中、長期目標，最終成功爭取「自決前途」，即香港人民全權決定2047年之後的香港前途。

佔運之後，兩大主流泛民政黨面對這些在年輕人當中得到廣泛支持的社運新論述，多少要作出正面反應，並吸收其中可以接受的部分，成為自身政治綱領的一部分。當權黨派把這種社運代際互動和良性反應譏為「泛民政黨給年輕人拖着鼻子走、騎劫」，可以不理。然而，年來這些比較激進的社運實踐和理論，泛民群眾當中，必有部分人士難以消化和接受（不然就沒有「特別溫和派」的出現）；所以，當兩大泛民主流政黨局部調整路線之後，有些不同意轉變的人便成了沒有政治代言人的「無主孤魂」。如果沒有「特別溫和派」的出現、兜底，這些人就很可能投向自由黨或其他「粉藍」的政治組織。那當然是很不妙的結果。

因此，我們可以把「特別溫和派」視為民主派的重心激進化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種本能的、自衞的、有用的反應。

三、選民老年化對民主有利╱不利？

關於選民登記的最新報道指出，18至30歲年輕一代已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今年增加3.7萬；50歲以上的，同期間增加12萬。乍看，對民主派而言非常不妙，因為根據大量民調分析，年輕人傾向民主，而老年人則相反。不過，如果不看增幅看總數，則18至30歲的已登記選民合共61.7萬；50歲以上的，則一共192萬；這個比例，與去年的幾乎完全一樣。換句話說，一年來，這兩個年齡組別的百分比增幅是一樣的。故如果單純從年齡╱政治取向的關係看，民主派的實力並沒有削弱的跡象。

這是靜態分析。如果動態一點看，結論應該是對民主派有利。此話怎說？

首先，必須明白，上述年齡╱政治取向的關係，不過表面關係而已。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比方說10年罷，今年40歲的人變成50歲，那麼，到時「50歲或以上的人」的組群政治傾向變化應該是由於：一、今天40至50歲的人加進去了；二、本來最老的一批（今年70歲以上的）都絕大部分自然消失了。有趣的問題是，加進去的那一批人，幾年之後會否因為老了，從「比較支持民主」變成「比較反對民主」呢？筆者的判斷是：不會。

這是因為，最影響人們的核心價值和政治態度的因素，不是年齡本身，而是他們的時代背景、政治經歷、教育程度等「有機因素」。因此，新加進去的那一批今年40歲的人，到時反會增強「50歲或以上的人」的民主傾向。另一方面，今年70歲以上，到時自然消失了的那部分人，卻因為反民主傾向比較強，消失了就表示到時「50歲或以上的人」的反民主傾向減弱了。此消彼長，當然是對民主派有利。

一年的實際變化，不及假設10年的那麼強烈，然而變化的方向和道理則是一樣的。如果看30年之後（2045年），今年年頭剛從佔領運動火線退下的那批20歲的人剛好50歲，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將大大地增加到時的「50歲或以上的人」的民主傾向。

重複一次：人口老年化不是問題；時間站在民主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