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On和 upon

問： Upon通常可取代 on，但以下兩句可以改用 upon嗎？──（ 1） The German soldiers were marching on Moscow（德軍正向莫斯科前進）。（ 2） The summer holiday will soon be on us（暑假快來了）。

答： On和 upon作介系詞（ preposition），一般可以通用，只是 upon語氣較為謹嚴。讀者示下的兩句， on都可以改為 upon，意思是「向着」或「逼近」，謹多舉兩個例子：（ 1） He turned his back on/ upon me（他轉過身，背向着我，不瞅不睬）。（ 2） The Japs were coming on/ upon us in force（日寇大舉來犯，逼近我們了）。

On和 upon兩字解作「在……之上」的時候，有一點值得注意： upon多指「由某處走到……之上」這動作， on則多指「已經在……之上」這狀態，例如： I was sitting on the sofa when the cat suddenly jumped upon my lap（我坐在沙發上，貓兒突然跳到我膝上）。留意 to jump upon my lap一般指「跳到我膝上」， to jump on my lap則既可以指「跳到我膝上」，也可以指「在我膝上跳」。

此外，說「很多」或「接連一個又一個」，通常會用 upon，較少用 on，例如：（ 1） That is sophistication upon sophistication（那是詭辯連篇）。（ 2） Row upon row of soldiers stood on the plain（平原上站着一排又一排士兵）。

又 once upon a time（從前）、 on page X（在第 X頁）這兩個說法， upon不可改為 on， on也不可改為 upon。

吳志森: 地獄內閣是這樣煉成的

新一屆特首梁振英還未正式上任，就有一萬五千港人上街怒吼，叫他下台，打破了香港歷史紀錄。梁振英自知民望和認受性都偏低，當選一個星期，先後落區三、四次，與居民握手，抱小孩，在舊區天台會見基層民眾，希望可以拉高民望。

中大的最新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確有上升，但只是僅僅及格，對他管治有信心的人也只有三成，而在「民主發展」、「自由人權」、「包容各方政治勢力」、「值得信賴」四個方面，全部「肥佬」。梁振英當選已是既成事實，這個星期他拚命擺出要做一個親民特首的姿態，但即使認命的港人，仍是對他滿腹狐疑。

有輿論指梁振英若要增強港人對他的信心，新的內閣班子應該盡快出台，藉此提高民望，不無道理。但由中聯辦一手扶植上台的梁振英，內閣的每一個位置，他可以一個人說了算，不需聽阿爺的命令而行嗎？

回歸初期，官場流傳一個說法，董建華籌組班子，中聯辦和港澳辦硬要將自己的人插進行政會議，一些毫無管治經驗的「騎呢人」，都在董班子內一做五年，不但毫無建樹，更使董的民望一瀉再瀉，最後腳痛下台。誰是這類「騎呢人」，讀者大可翻查資料，對號入座。

到曾蔭權時代，一些紅得發紫的本地左派得到重用，入閣掌權，據了解，也是中聯辦發功的結果。

梁振英組班，中聯辦積極插手的消息再度流傳，今次不只行政會議，不只部份內閣成員，更涉及位高權重的重要職位。據了解，梁振英屬意民望高形象佳兼「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做政務司司長，但有人認為她太有主見不夠聽話，而希望去西環多過去中環返工的林瑞麟繼續留任。又有消息流傳，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是教育局局長的人選，有人又認為他有民主派背景，立場未夠堅定，屬意有紅色背景的學者掌管這意識形態的大門。

種種流傳的消息顯示，中聯辦對內閣名單的話事權很大，即使不同意，也要尊重阿爺的意見，以報答提攜之恩。

內閣如此，行政會議又如何？相信西環的話事權亦是決定性的，但在競選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競選辦主要成員，將會論功行賞，進入高級顧問的班子。例如主席張震遠，例如主任羅范椒芬，齊齊進入核心內閣，為期不遠。

香港人雖然善忘，但對競選辦的強悍作為還記憶猶新。「西九門」爆發，梁振英被查，有人頻密致電政府部門跟進，不是查詢，而是干預。霸道作風，由來已久，在官場的不同職位，奪命追魂 call已經是高官的標誌，不只打給當事人，還會打給上司老闆，雖然因此而要黯然離開官場，但卻並未吸取教訓。人到了一把年紀，相信性格是很難改變的。

如此這般煉成的地獄內閣，未來五年的管治將會如何，大家心中有數。

盧峯: 令人不寒而慄的羅范椒芬

被指向學者施壓而辭職的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女士果然是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的頭號戰將。在競選期間她為了減低「西九門」醜聞的衝擊，為了防止不利消息影響選情，悍然施展「奪命追魂 Call」策略，不斷致電向官員索取資料及施壓，令相關官員疲於奔命。後來被傳媒揭發出席「黑金飯局」，羅范椒芬女士又用上「惡人先告狀」的策略，搶先向廉署舉報，希望撇清關係及把責任推在其他人身上。

到梁振英在中聯辦全力輔選下勝出，成為低票數、低民望、低認受性的「三低特首」，羅太不惜以歪理謬論為梁先生護航，為他洗擦形象。例如被問到中聯辦插手特首選舉時，她就以梁先生慣用的「三不」清楚回應，指自己「唔清楚詳情、冇辦法評估，唔知道實際情況係點」，又指「我哋係一票一票，逐個電話去打」。最可怕的是在談到中聯辦干預、威嚇傳媒、打壓言論自由時，羅太不但不認為干預有問題，反而指雙方只是「溝通」！

剛過去的特首選舉雖是一場小圈子選舉，但兩位建制派候選人卻像生死相搏那樣拼盡全力攻擊對方，令整場選戰比預期中激烈得多，火藥味濃得多。羅太作為梁營主將，作為梁振英競選辦主任，盡力護主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今次中聯辦粗暴干預選舉，干預傳媒運作，妨礙言論自由。這些行動已超越個別候選人的勝負，已威脅到香港的核心價值，並在踐踏市民的基本信念及自由。誰知羅太卻視一個人的勝負比香港的核心價值更重要，卻把一次選舉的成敗看得比市民的長遠利益更緊要。像這樣的言行、這樣的表現，不但令人心寒，更讓人不齒。

事實上中聯辦在今次特首選舉中的做法是完全違反一國兩制原則及《基本法》的。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無權也不應該干預香港事務，更不要說操控事關重大的特首選舉了。現在中聯辦各級官員完全無視這個方針政策，肆意向選委及社會人士施壓，促成梁振英當選。像這樣的行為不但應受到香港各界嚴詞譴責，各方面更應追究中聯辦官員違反國家既定政策的責任。羅太有甚麼理由反而替他們辯解呢？

至於用上各種手段包括電話留言威嚇傳媒老闆減少批梁的聲音也明顯違反《基本法》，也明顯在侵損市民最珍視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及新聞自由，包括批評政府官員、政治人物的自由。在選戰中有作者、市民批評不同候選人的表現或誠信正正是在行使這樣的自由，正正是在享受《基本法》賦予的自由。但中聯辦官員為了營造梁振英民望較高的假象，肆意向傳媒老闆及高層施壓，逼他們減少反梁的聲音，甚至把原來批評梁振英的文章「潤飾」成挺梁的專欄。對於這些違反《基本法》及損害新聞自由的做法，任何真心愛護香港的人都會大力反對，大力抨擊，以捍衞我們的核心價值。偏偏羅范椒芬女士卻要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把明目張膽施壓說成是「溝通」，把戕害言論自由視作等閒。這實在教人震驚及心寒。假若她在七月一日後重返政府，成為梁班子的核心成員，只怕這類指鹿為馬、為虎作倀的言行會更多更肆無忌憚！

紀曉風：郭炳聯「無錯論」露玄機 「廉署東廠化」傳聞堪憂

梁振英當選後才不過十天，港人普遍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梁朝」即將開展，而只不過是經過了這僅僅的十天，不少人都認為，香港已經變色又變天了。

「3.25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大家已像自動地把現任特首拋諸腦後，所以候任特首的一舉一動即成為焦點，連帶香港發生的大事小事，都彷彿已跟他連成一線，以至爆出新 鴻基地產的郭氏兄弟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被廉署拘捕，各式陰謀論即充斥城中，政商界紛紛流傳，事件涉及政治報復檢控。

誠然，老紀寧相信香港 法治精神仍能長存，但新特首揚言要「穩中求變」，又高舉打倒霸權及跟官商勾結不兩立的旗幟，但接到手上的，卻愈來愈似一個爛蘋果，實有理由相信，相類似的 執法會接踵而來，其中又以廉政公署可充當「終極武器」；然而，如公眾不再相信ICAC執法是公正無私，廉署只怕隨時淪為明朝的「東廠」，變相執行政治任 務。

明朝東廠之橫行，在於沒有司法獨立，今天「新東廠」之崛起，卻在於司法在未來的逐步「配合」。

關於郭氏兄弟與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早前一同被廉署拘捕，指控三人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由於許仕仁乃廉署成立以來所拘捕的最高層政府官員，令廉署甚有機會偵破一宗史上最大的貪污案。

面對滿城不同的說法，郭炳江及郭炳聯兩人昨現身會見傳媒，其中郭炳聯更在講話最後稱：「我無做錯嘢」，又指相信二哥郭炳江亦沒有做錯事，期望調查最終會還兩 人清白；郭炳聯說得肯定，卻非以集團之名，而只點出自己兄弟二人。由於事件涉及人士有限，任何人只需進行簡單分析推演，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罪名會由「許 老爺」以及人稱「四哥」的新地高層陳鉅源攬上身，從而令郭炳聯有信心最終可脫困。但觀乎廉署今次調查經年且行動又部署已久，更有「內部金手指」，最後「失 拖」機會只怕未必太高。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拖字訣」是出定的了。總之，不似電視連續劇，大結局不會在一兩個月內出現，而恐怕起碼都要三 五年才能定奪。不過，第一階段的劇情，則相信會在復活節長假後有初步分說。到時，大家自可按圖索驥，推測到郭氏兄弟和郭老太這些天所做的工夫，究竟有多大 的成果。

本來打擊貪污是廉署應有之義，打下「大老虎」更應被再記一功，然而政商界的耳語流傳卻是另一回事，認為廉署今次的行動，跟現任特首 失勢有關，又指拘捕行動是由梁振英在背後推波助瀾甚至施壓，甚至認為是梁營向財閥開刀，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終歸而言，是廉署的執法行動已被左右，甚至角色 已被政治化，在執行政治任務。

老紀說到這裏，不得不先點出廉署在香港的獨特角色。這個全稱為「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的執法部門，成立於 1974年，在回歸前直接向當時的港督負責，回歸後就改為向特首負責，它既獨立於所有政府機關，其執法權更凌駕任何機關之上，過去一度權力滔天，直至因竊 聽搜證時被法庭判決違憲，才稍為收歛。

成立首任務拆政治炸彈

除執法上權力極大，連法律上的基本精神亦作「例 外」配合，其中最常被外人掛在口邊的「生活水準和收入不相稱」罪名，在舉證責任上就有獨特設計，要求辯方自行舉證解釋，有違經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確認的「無罪推定原則」，但為了徹底打擊貪污，公眾倒願意接受。

結果，廉署打貪成績斐然，令香港多年來成為全球首20個最廉潔的地區之一，吸引不同國家及地區派員來港考察觀摩，台灣、韓國、南非、阿根廷、澳洲及毛里裘斯等地的「廉政公署」，更參照本港制度作藍本。

然而，位高權大，自然也較易敗壞，廉署只由特首一人作監管，就令廉署變成明朝時東廠這特權機構一樣。東廠由明成祖朱棣創立，主要職責是監視政府軍隊、公家官 員、社會名流、學者士人等各種政治力量，並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滙報，東廠更可以直接逮捕疑犯。簡而言之，就是同樣擁有無上特權。

歷史記 載，明成祖發動靖難之役，透過奪取侄子建文帝之帝位而登基，名不正，言不順，登位有欠「授權基礎」，故他怕失去群臣以至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於是才成立東 廠，事實上東廠的最大功用，正是用來打擊與整肅異見分子，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執行政治任務。而明成祖在610年前登基時，面對沒有人民支持的處境，今天 就恍似歷史重演。

廉署過去雖然查案手法屢惹爭議，但總算未被視為當權者的工具，一來由於特首在回歸後，未有對廉署運作作太多干預，充其量只 作「放生」決定，較少會「寧枉勿縱」，加上廉署還有其他監督機制，包括署方一定級別的官員須到立法會接受提問質詢，行動須向法庭申請拘捕令，又有紀律、政 策、調查、預防及社區關係等五大諮詢委員會負責監察其運作，其中至為重要的，是香港司法一向獨立，好擔當守門員（gate keeper）工作，就算廉署提控，最終是否罪成仍交由法庭決定。

廉署今天的執法是否受政治干預，老紀固然難即下定論，但不能否認的，是當 還原基本步，廉署成立之初，何嘗不是在執行「政治任務」？那年頭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市民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民憤成了時任港督麥理浩的政治炸 彈，當時廉署成立的首要任務，就是全力緝捕這位總警司歸案；今天「官商勾結」亦令民怨沸騰，背後涉及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廉署自然要「挺身而出」。

老紀請教過廉署前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他不諱言，隨着官商關係在回歸後愈來愈緊密，令涉貪情況幾乎失控，「姑勿論係咪聽指示，只要廉署按法例來打擊貪污就係 好事，香港有法治制度，最終是由法庭主持公道。」他預計，未來數年，廉署的角色將再變得吃重，「點解過去幾年做唔好？」翻查資料，近年廉署對官職人員的打 貪少之又少，老紀就情願相信是因官員盡忠職守，而非有關方面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

不過，誠如老紀上周二撰文，香港終審法院有三位法官將於未來兩年陸續退休，行政長官又主導了任命權，須知道，法治與司法獨立正是一國和兩制中最大之分別，法治堪虞之日，便正好為東廠之復辟大開中門。

袁彌昌：中俄借勢阿富汗 破美包圍網

月前於阿富汗發生的北約士兵焚燒《可蘭經》，以及美軍士兵槍殺16名平民等一連串事件，除了令美國的阿富汗政策面臨嚴峻考驗之外，更可能是令美國決心放棄阿富汗的關鍵轉折點。

美阿關係雪上霜 撤軍更堅定

這一連串事件令美國和阿富汗人民的關係雪上加霜，已再沒有修補的可能，亦令美國國內要求加快撤軍的呼聲更為增強，對謀求連任的奧巴馬構成壓力。

雖說這些事件令美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但對於早就決定從阿富汗撤軍的奧巴馬來說，他們對其阿富汗戰略卻未造成重大影響，反而有助堅定他將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決心。

事實上，考慮到單是去年被殺的阿富汗平民已多達3,000多人，上述導致反美浪潮的事件早晚都會再次發生，再加上美國每周在阿富汗戰爭耗資百多億港元，所以應該沒有誰比奧巴馬更想盡早撤離阿富汗。

只 是奧巴馬亦有他的顧慮，以及對阿富汗的承擔，因此他一直都只強調美軍不應倉卒撤離阿富汗，留下一個爛攤子，從而保證它們毋須折返。更何況並非只有美軍部隊 想撤離阿富汗，有報道指意大利駐阿富汗部隊，為了讓塔利班武裝分子停止在其負責區域內的暴力活動，曾秘密賄賂他們，以換取部隊的安全——奧巴馬可不想面對 其北約盟友逐一提早撤軍，剩下美軍單獨在阿富汗作戰這尷尬局面。所以即使奧巴馬多次重申無意改變撤軍時間表，但只要不是在被迫的情況下，他絕對不介意美軍 與其他北約部隊有秩序地提早撤離阿富汗。

「海空一體戰」 美重心移東亞

另 一點令全面撤出阿富汗更順理成章的，是美軍已採用了「海空一體戰」作為其新軍事戰略。顧名思義，在這新軍事戰略裏面，海軍和空軍才是主角，而長期作為主要 軍種的陸軍則面臨裁軍的命運。同時「海空一體戰」亦配合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東亞及中東地區這個新戰略布局。在這前提下，仍需使用大量地面部隊的阿富汗戰 爭已成明日黃花，沒有延續下去的可能性。

同樣地，「海空一體戰」的出台亦等於判了「反叛亂分子作戰」（Counterinsurgency，簡稱COIN）的死刑。「反叛亂分子作戰」一直是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與叛亂分子周旋，相信能藉此恢復當地的治安與有效統治的理論根據，在伊拉克戰爭中曾取得一定成果。

雖然當初奧巴馬決定從阿富汗撤軍，已令反叛亂分子作戰進入倒數階段，其後又將最擅長這種作戰的前駐阿富汗美軍總司令彼得雷烏斯將軍，調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但真正敲響反叛亂分子作戰喪鐘，證明美軍根本無法有效執行該種作戰的，卻是上述一連串導致反美浪潮的事件。

趁美撤阿富汗 聯俄破網而出

反叛亂分子作戰要取得成功，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是必須贏得廣大平民的支持，可是重複不斷的事件，已令美軍盡失阿富汗民心，再待下去也是枉然，更直接暴露出美軍的死穴。

因 此，比起留意無意折返阿富汗的美國的動向，我們的着眼點更應該放在美軍全面撤出阿富汗後所出現的戰略真空。而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的普京，就準備撿這現成的 便宜。在他競選期間所發表的文章裏面，透露出俄羅斯準備大幅度擴大參與阿富汗事務，企圖重新恢復自蘇聯入侵阿富汗失敗後所失去的影響力，並有意挑戰美國在 區內的勢力。

這對於目前遭到美國重重圍堵的中國來說，正是借力打力的好機會。既然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在東亞與南 海一帶圍堵中國，中國實在沒有理由再往人家布下的包圍網裏面鑽，反而應該乘着美國主動放棄阿富汗的機會，聯合俄羅斯的力量，在包圍網最弱的地方打出去。只 要打通阿富汗這個突破口，中俄便能夠再次和伊朗連成一氣，撕破美國的包圍網。

羅國強：北韓關於核問題的承諾靠得住嗎？

2005年9月19日，第四次六方會談的代表通過了一項《共同聲明》，在該聲明 中，北韓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及現有核計畫並早日重返《核不擴散條約》。此外，1992年北韓和韓國還曾經共同簽署《北韓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那麼，是 否可以依據這些承諾，要求北韓承擔不進行核子試驗的國際法義務呢?筆者認為這是很困難的。

2012年3月26-27日，首爾核安全峰會舉行，53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 織的領導人或代表出席。峰會達成了《首爾公報》，提出裁減武器級核原料的庫存、加大對核能設施的防護力度、預防核與放射性物質的非法交易等。不難看出，本 次核安全峰會選擇在首爾舉行，是頗有深意的。在這次峰會上，陷入僵局的朝核問題，勢必再次成為焦點。與此同時，北韓的官方媒體也對本次峰會進行了譴責，稱 其為反共和國的核協作體系。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朝核問題就一直困擾亞太各國。目前周邊國家的主 要思路，就是寄希望於通過某種方式，換取北韓做出棄核、或者至少是限核的承諾。秉承這一思路，中朝美韓俄日於2003至2008年間，舉行了6次關於朝核 問題的六方會談，北韓也曾經做出些承諾，但時至今日，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隨著北韓進一步開展核子試驗、試射洲際導彈、發射衛星而更加激化了。對此， 國際社會不得不認真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北韓的承諾究竟靠不靠得住呢?

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於北韓並未由此而承擔強制性的法律義務。

從國際法理論上來講，單方法律行為也是一種創設國際義務的依據。因此，如果 北韓作出並維持其放棄核子試驗的單方承諾的話，那麼它就要為履行這一承諾承擔法律義務。2005年9月19日，第四次六方會談的代表通過了一項《共同聲 明》，在該聲明中，北韓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及現有核計畫並早日重返《核不擴散條約》。此外，1992年北韓和韓國還曾經共同簽署《北韓半島無核化共同宣 言》，朝韓兩國承諾，不試驗、不製造、不生產、不接受、不擁有、不儲藏、不部署、不使用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不擁有核再處理設施和鈾濃縮設施。

那麼，是否可以依據這些承諾，要求北韓承擔不進行核子試驗的國際法義務呢?筆者認為這是很困難的。

單方承諾缺乏約束性

首先，六方會談《共同聲明》與《北韓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等檔，無論從形 式上還是內容上都尚未達到構成國際條約的程度。各國只是集合起來，以同一份檔的形式各自表述觀點而已，實際上還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在內容上，各 方承諾的權利義務之間並沒有直接的、明確的聯繫，一國是否履行其承諾的義務在法律上對他國義務的履行沒有影響，實際上還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更何 況，這些承諾中的權利義務幾乎都是非常粗略而抽象的，可以說僅僅是關於某種意向的表述，距離真實的意思表示還差得很遠。因此，充其量，這些共同聲明或宣言 就是各國單方承諾的合集而已。

其次，單方承諾雖然也能帶來法律義務，但是其穩定性極低，承諾國可以隨時改 變或撤銷承諾，從而為自己解除履行承諾的義務。比如，在1973年法國核子試驗案中，面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指控，法國政府單方承諾不再進行核子試驗，使 案件告一段落;但1995年法國宣佈恢復在南太平洋的核子試驗;而1996年法國又再次宣佈停止核子試驗。儘管反復做出、修改並撤銷單方承諾，但法國並未因此 而承擔違反國際法的責任，這充分說明了單方承諾作為特殊國際法淵源的可變性與不穩定性。

當然，如果單方承諾的內容本身不符合國際法、或者承諾方的行為已經構成禁 反言(estopple)，則那些做出、修改或撤銷單方承諾的行為應當歸於無效。但就朝核問題而言，上面已經說明，沒有明確的條約或習慣義務約束北韓， 且北韓在做出放棄核子試驗的單方承諾之後，不論在言辭上還是行動上都屢屢背棄承諾，故而不存在修改或撤銷已做承諾違反實在國際法、或者北韓已經構成禁反 言的情況。

可見，基於強制性的、不可撤銷的約束力的缺乏，對於承諾的背棄在國際法上並不會產生相應的國際法律責任;加之作為一個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生存的、對自身前途倍感焦慮的國家，北韓基本顧不上去考慮因背棄承諾所造成的對其國際形象的消極輿論影響。

因此，指望通過承諾這樣的單方法律行為來約束北韓進行核子試驗等相關行為，目前是不現實的。只有達成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國際條約，或者證明某種禁止核子試驗的國際習慣的存在，抑或由安理會作出對朝核問題採取實質性的強制行動的決議，才能夠有效規範北韓的核行為。

作者是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副教授，牛津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曾瑞明：身份的道德

近年公立醫院出生的雙非嬰兒人數持續增加，自由行在某些層面對市民生活造成一些困擾，更疑似「掠奪」本地資源，社會對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作出討，一些族群的意識甚至被激化，「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身份區別被強調。中港文化有差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選擇怎樣描述、怎樣理解這樣差異卻叫人憂慮。比如我們開始認為香港人比中國人在文化上較高級，因為我們不會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吃東西，不會蹲在地上，甚至有人製作海報把來港的國內人描繪為「蝗蟲」或者「螳螂」。有趣的是其他城市也用這海報來描述外來人士，一時間人我之間壁壘分明，甚囂塵上，可見這種身份政治一日激起，很容易變成我們思考問題的主要方式。當中的道德界限卻被忽略了，好像在保護自己利益、文化和身份的當兒，道德語言會被視為失效。一些批評「蝗蟲論」的，要麼被評為「港奸」（也是一個身份） ，要麼被評為不了解民情的蛋頭教授（也是一個身份） ，在象牙塔中說一些一定正確的話。一定正確的話就代表不用理會了嗎？既然是正確，還要「一定正確」那為什麼大家都不恪守呢？所謂現實政治或政治現實真的不容我們判斷是非嗎？

誇大身份

「身份是建構出來的」，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說法，然而我們總很容易忘記這道理，而把身份看成是自有永有，或者不會改變的一塊鐵板。英藉加納裔哲學家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身份的道德》（The Ethics of Identity） 一書中記述了一個有趣的研究，讓我們明白我們（learning how to curse）。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一研究隊伍將兩隊不同組別的十一歲男孩分開，他們本身不相識，但恉有相似背景，都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白人中產基督徒家庭。研究人員刻意不讓兩組人接觸，直到他們和自己組別的人熟稔。後來大家發現了另一組別，就很熱衷遊戲競爭，比拼高低。兩隊甚至開始互相仇視，自己的身份也很快形成了；一隊叫自己做Rattlers，一隊叫Eagles。僅僅四天，他們便發展了自己的文化。Rattlers會筧得自己有一種「強硬」的文化，能忍受痛苦；而當Eagles打棒球時勝了Rattlers，他們卻會歸功於賽前的禱告 – 宗教，也就是製造我們身份的一個重要來源。

究竟是身份導致衝突，還是衝突導致身份，不得而知，也許是互為因果的。然而我們看到當中大家都忘記了自己相同的部分，而把差異放大。歷史學家Peter Baidwin在《立異自見》（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就用統計數字來證明美國和歐洲有巨大差異並不是一個事實，而只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對微少差異的自戀，甚至把外來者打造成敵人，來鞏固團體的團結（solidarity）。如果以美國與各歐盟國家相比，差別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明顯，比方說我們常把美國人總是十分容易墮入罪惡的深淵之中，但數據卻顯示其實瑞典和芬蘭人擁有槍械的普遍程度還要高得多呢。

這種不當想像並非承認那不是全稱命題就能解決的。因為即使我們承認某個族群也有好人，其實還是忘記了那些我們罵作「蝗蟲」的與我們都有相同之處。「香港人」這城藉身份有法律定義，會較為清晰，但即使如此仍有幾次對居港權的釋法。如果用文化身份界定的話會更困難，因此，支持香港人總是和國內人不同，但這其實只是接受了結論後再在有色眼鏡下找「證據」，而非用證據支持結論。如果把身份差異放大只是一種抗爭手段，則我們會擔心何時和誰人可用這種手段，慣性地把對方打為「港奸」或「投共」卻基本上已經成了當下的政治風景。

身份的邊界

我們的道德直覺告訴我們應給予優先權予本地產婦，本地資源也應給我們本地人優先使用，筆者也認同這安排。但對於那些支持平等的人荳不是迎頭痛擊？支持世界大同的全球主義者是不是只是一群沒有親疏分別的「道德佬」？他們其實也不是像稻草人那樣蠢，口中腦中只是「平等平等」。他們也會、也可以承認我們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是用來成就一些價值，比如家庭和社群、忠心和友誼。與那種僅僅描繪他人掠奪我們資源的圖像不同，他們不會教育我們要自私自利，因為其實可道德地證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即使親疏有別，然而，平等主義者或者全球主義者會堅持我們無論有任何身份，都無法不把對方視為人，因為這是大家的共同身份。Appiah指出了Nussbaum等人提倡的全球主義教育（cosmopolitan education），叫我們不要以為可用身份來思考問題，以為同一身份一定不會有紛爭。香港人有香港人的紛爭，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紛爭。紛爭往往不是出於大家的價值觀的差異，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對美善的看法，正正因為大家都是人，因此出現資源爭逐的問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就是因為我們一樣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和醫療，珍重這裡的法治和自由嗎？紛爭未必會因此而消解，更漫長的政策討論可以預期。然而在這起點上處理和理解問題，會比較符合人性、比較理性和準確。因為如果起點是那些「蝗蟲」隱喻，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他們總不是人；我們不用和他們討論，我們不用理解他們。我們要做的，就只是「滅蝗」。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紀曉風：通識試卷引導性強 讚民建聯可得高分

教育，可影響意識形態；但在香港，連考試也可以。

從沒有政治考核的香港，昨天首次開考的通識科，出現一道涉及政黨問題。題目佔筆試卷四分一的成績，同學不是看到題目皺眉頭，便是以「中立」態度回答，貫徹香港人走精面、不表態精神。

但通識科老師指「中立」不是最佳或最後答案，反而更難得出結論；而更令人驚訝是試卷提供的資料，滲透出主觀政治思想，有博士學歷「考生」直言，一向較支持建制、接受「成功爭取」模式的同學，會更容易得出結論，即是反建制、具批判的同學，以隨心意作答，難度恐怕不低。

考評局說政治立場不影響評分，老紀反正就是信，恐怕七萬多莘莘考生不會信。

如此看來，不但蛇齋餅糭，如今連答通識試卷，撐民建聯等一眾建制派政黨及政團，肯定有着數。

全港七萬一千名中六考生，昨天俱要接受這項自中、英、數以外「第四主科」的評核。由於通識科是香港考試制度下新事物，加上對考生能否升讀大學影響重大，自此引起同學們重視。不過，當早上開考後不久，同學發現其中一題的難度相當高。

通識科共有兩份試卷，試卷一是三題必答題，總分58分；另試卷二是三選一長題目，總分20分。考起全港同學的就是卷一第三題的有關香港政黨政治題目。老紀問 過兩位昨天參加過校試的「考生」，一位是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召集人林朗彥，另一位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導師陳志宏。

林朗彥指問題第一部要求考生根據資料，問及「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有什麼看法？」答題只有4分，但可答的範圍相當多，「單就政黨的滿意度，每黨由『不知道』、『非常滿意』到『非常不滿意』，共有五項百分比數據，縱向和橫向都非常深，加上圓形圖可以分析東西太多」。

學生自我審查　避用「公民抗命」

陳志宏認為題目後半部要求考生就「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提出正反意見，設問不錯，但要拿高分相當困難，「其實無論你答民建聯或 社民連模式，要達到有利或無利政府管治的結論，都是一點都不容易。」他認為，一般同學在通識科上認識到政府行政架構、政黨情況、基本立場，但對政黨政治論 述、政府管治困難之處未必有很深理解，認為問題有相當難度。

資深通識科老師張銳輝指，考生不但需要對學科上所介紹的香港管治情況有清楚理 解，還要輔以對政治現況掌握，是一條高水平及要求的題目，「可以分到學生高低」。然而，未知同學是否求兩面不得失，在最後須表態的問題上，都採取「中立」 態度。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直指這純是同學美麗的誤會，「因為立場是一回事，論證能力才是最重要；明顯地要作出『中立』的結論，論據一點都不 容易。」

林朗彥本身是學生組織負責人，對上街和社會行動也不陌生，他坦言在答卷時有考慮過用詞，例如他想引用長毛（梁國雄）和學聯衝擊替補 方案論壇是一種「公民抗命」，但他最後還是避用這字眼，「咁係政府和教師心目中，他們是衝擊嘛！」就算避開政治立場，但在反映政治實況時其實也涉及政治判 斷，例如朗彥的答案就提及政黨協助政府收集民意，其中之一原因就是政府的「認受性不足」。試想一名立場親政府或建制派老師，他或她，又會否同意現時選舉出 來的特首是「認受性不足」？

評卷老師態度固然有可能影響同學答案分數，但連試卷設計也藏着魔鬼。本身具博士資歷的陳志宏坦言，試卷提供的資 料B對政黨有主觀的陳述，例如指政黨區議員在居民日常事務「擔當重要角色」，而有關事項是指衞生和巴士班次等，其次又指部分政黨政策研究能力低，「基本上 比較傾向或認同『成功爭取』模式的同學，較易得出政黨政治有利管治的結論。」這條題目佔10分，是筆試卷八分一的分數，足以決定同學能否摘A或及格，影響 升讀大學機會。在這個前設下，同學日後面對這類題目是如何作答，答案看來明顯不過。

考評局評核發展高級經理盧家耀昨天重申，設計考卷時政治 立場不是考慮因素，閱卷員亦不是考慮考生的立場，而是看考生能否應用相關知識回應問題。許承恩就認為，考評局為平息考生疑慮，應在考試報告和評分標準中， 清楚列出不同政治立場的答案，都可取得高分，以證明「立場不影響評分」的原則。

然而更嚴重的問題，其實是一套另類的政治思想已植根考生心 中。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坦言，只要一上維基網站，找尋「政黨」的意思，已得出「政黨是以執政為目標的政治組織」的解釋，「不講什麼政治學 派，單是這個解釋，香港根本沒有政黨，這條問題已答不下去！」他直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如果是問牛頓定律，那就答牛頓定律，但社會科學沒有統一的 牛頓定律；考卷上所提出的概念那麼抽象，大家在理解上已有差距。」

吳靄儀: 怎樣保護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已是香港人的自由、人權、法治最後的一道防線。所以，在未來的五年，司法機構會是左派力量的主要攻擊及整頓的對象。香港人如何能盡一己之力保護司法獨立呢？

我認為，首先須提高警覺，對任何可能打擊司法獨立或個別法官的行動和言論都應提出質疑。同時，要加深對法庭和司法程序的認識，以免讓反面宣傳乘虛而入。

在加深公眾認識方面，需要推廣的觀念是，法庭必須按照法律原則和論據判決。驟聽，這點好像顯淺之極，但只要想深一層，就會明白是何等竅要。過去十多年，中國大陸名義上一直以建構法治社會為國家施政綱領，事實上，何謂「法治」不停改變。近年的重大倒退，正是取消了「法律至上」的指導原則，法官的判決，變成只餘「黨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維穩」聲中，習近平要求香港特區的司法與行政「合作」，訊息自然沒有被香港忽視，也沒有被遺忘，年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宣布提早退休，就有人疑慮是否一葉知秋。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香港人要辨明誰是維護法治或削弱法治的法官任命，不在於某位法官是「開明」或「保守」，而是在於法庭的裁決是否有公之於世、基於清晰有力的法律根據的公正判決。法官也是人，思想自然有較保守的也有較開明的，這不是問題，但無論認為應該政府勝訴或敗訴，裁決必須基於明確及令人信服的論據。有清晰明辯的論據，即使有錯，他日，或在上級法庭，也會有改正的機會，法律仍不易淪為打壓的工具。

法庭要藉判決書向全民問責。法庭只能按法律判決，法律有漏洞，如何更正，責在立法機關。

陳雲: 反「英」抗暴，不可亂用

四月一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對中聯辦治港、反對梁振英當選大遊行，口號為「豺狼當選，港人憤怒，抗議中聯辦亂港」。然而二十六日報載，行動的主事者卻玩弄文字戲謔，玩「食字」爛gag，將行動命名為「反英抗暴」，難免令人驚訝（見《蘋果日報》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新聞標題「不要 23條重臨　不要西環治港 市民 4.1上街「『反英抗暴』」 ）。

反英抗暴是一九六七年土共發起的工人階級暴動，反對英國統治及資本家剝削，行動有工人階級受到剝削的怨氣，也有中共的幕後支持。「反英」就是反對英國統治，今日某些民間抗爭者挪用此詞，用來反梁振英，絕不恰當。首先，假若民眾堅持梁振英是共產黨地下成員，反對的是共產黨，應該名正言順說反共，也可說反梁、倒梁，不應借用香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反英抗暴」來戲謔。政治名稱、歷史運動有其莊嚴不可侵犯之名，正如民主國家有時執政黨不能取得大多數民意支持，而延攬反對黨入閣，組成兩黨聯合政府，稱為「兩黨共治」，我們絕不會挪用「共治」來描述共產黨的統治一樣。這種玩笑是開不得的，勉強戲謔，也絕無幽默可言。

再者，假如抗議者認為梁振英是剷除香港的既有文化價值，而這些文化價值正正是香港在英治時期培養出來的，抗議者自己說「反英」，豈不是自挖墳墓，自取滅亡？世上豈有這麼蠢的抗議者？我們香港人不至於這麼蠢吧？簡直被共產黨笑死了！

自從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蘋果日報》採用「英治八卦」之專欄名稱來戲謔梁振英即將採用的統治方法，也是混淆視聽，包藏禍心，只有不明事理的傳媒總管，才不會察覺此名詞之蠱惑人心，破壞香港歷史正統。英治，或英治時期，一向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簡稱，英治時期奠定香港城邦的制度及文明，絕不能挪用到梁振英的統治，否則魚目混珠，以訛傳訛，香港的一百七十年英治歷史便成為下一代戲謔的對象了。

《蘋果日報》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英治八卦》新聞專欄，記述民間團體向英國及美國駐港領事館抗議《中英聯合聲明》受到中方踐踏，要求英國以締約國身份介入，新聞標題是「求助英美：一國兩制彌留」。且不說該專欄用「八卦」來記述嚴重的外交議題了，既然該專欄以「英治八卦」為名，而「英」是戲謔梁振英，那麼「求助英美」豈不是向「梁振英的美人」之類求助麼？開玩笑，也不要開到自己的頭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