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佔領、兩種失敗
去年夏秋之間發生的一連串罷課和「佔領運動」，從負面看，可同時看出京港統治集團及 民主社運力量的各自失敗處，前者17年來，以其跡近無限的財力物
力、龐大地上地下黨的宣傳和滲透，再加上整個政府的行政力量，亦未能爭取到少部分市民的轉向，把「六四黃金分割律」徹底逆反，反而丟失了新生代和教育水平 較高港人的政治支持，在在顯示出九七之後的三任行政長官──管治運作的最高操盤手，竟是一個比一個不濟，完全無法駕馭民意，結果由現任者以高壓及暴力把香 港打進一個政治死局。這種失敗的形態，明顯是每下愈況。
京港統治集團這個嚴重失敗，無論什麼政治派別的人看了，也不會感到意外。另一方面，民主力量因為絲毫未 能動搖8．31決議，運動的實果掛零；這個失敗，不僅反照出傳統社運的和平抗爭路線無實效，更引發出對領導「佔領」行動的組織及其策略的質疑，導致半數大 專院校學生會「退聯」。這兩個反響，卻是不少留意本地政治運動的人始料所未及。不過，如果我們對比古今社運的「國際標準」，可知本地社運失敗之後如此衍 化，實乃尋常事；再閱讀一些有關文獻，更會明白箇中所以然，心中便得豁然開朗。
《水滸傳》符「韋伯-米歇爾」模型
社會學開山祖韋伯（Max Weber）指出，以改變現存秩序、社會常態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在取得一些成績和相當一部分社會人士認可之後，往往會出現運動者意識的常態化，領袖魅力消 退，行動方面逐步回歸社會現存秩序和規章理性，其組織也會出現層級、變得官僚。韋伯的學生米歇爾（Robert
Michels）更指出，社運組織的這種負面變化在三個方面特別明顯：目的調校（goal
displacement），即所謂的「忘記初衷」；降風險守成（organizational maintenance），如保住支持度、議席數目和收入 來源等，成為組織的主要常規工作；領導層出現大老化（oligarchization），決策民主日益消減。總的來說，組織呈現保守傾向，逐漸表現得可以 和現存秩序妥協。用大家熟悉的政治術語來講，就是出修正主義（詳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
西方的理論，能否解釋東方社會的現象？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且看一個有趣事例。大家知道，毛澤東是搞農民 運動起家的，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事跡，他知道很多；按照他的理解，小說《水滸傳》裏的農民革命故事，把這個「韋伯-米歇爾」模型體現得天衣無縫。魅力領袖晁 蓋給宋江取代之後，梁山泊逐漸變得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當初落草為寇的沙煲兄弟，按功勳大小排出108個天罡地煞品位，不死的很多最後都給朝廷招安了，「替 天行道」的政治綱領最後改成「順天護國」。這個農民革命故事典型的深刻，直教毛氏拿來當歷史，給全黨做反對已然出現的修正主義反面教材。由此可見，抽象的 「韋伯-米歇爾」模型，具有很好的跨文化共通性。事實上，如果拿模型的預測來比照本地一些泛民政黨20年來走過的路程，不少人會覺得相當貼切。
招安非必然、道路可選擇
米歇爾對韋伯理論的推演，見於他191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黨論》一書中，其後，西 方國家經歷過婦女選票平權運動、工會運動等的社運黃金時代。五六十年代，美歐更出現反核、民權、反戰等一系列社會運動，學者對社運的觀察和理解於是更深入 精細。1965年，時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Mayer
Zald和他的研究生Roberta Ash合作，寫出了推廣「韋伯-米歇爾」模型的論文「社運組織的成長、腐朽與流變」，今天已經成為經典（下稱Z&A）。筆者扼要介紹這篇文章一部 分對香港社運有特別意義的新觀點，並加評論【註】。
一、「韋伯-米歇爾」模型預言的社運組織保守化三現象，一般只在長時間相對平穩的社會裏出現：「此時的 社運組織既非十分成功也不是截然失敗，而是在社會上建立了一定的根基，影響過社會進程，取得一部分權力，能夠在發出道義感召之外，分派若干物質利益。……
其成員預期運動不會很快大功告成，情緒漸漸不那麼熱烈；但由於倡議的目的還有意義，組織因此還有一定號召力……儘管支持慢慢流失。此時，領導層的抗爭心態 趨於平和；物質利益的分派能力繼續增加的話，更可能導致權力大老化。為了避免過分刺激社會秩序、招致對物質利益掌控能力的損失，領導層於是放棄一些原來比 較激進的主張，變得相對保守。」
過去20多年的香港社會，相當切合這段文字裏描繪的「長時間相對平穩的社會」，而在此期間，民主黨作為 發展最成功的社運政黨，實質上領導着教協這個有八九萬會員、福利活動能夠提供財政盈餘的工會組織，也最切合Z&A關於傾向保守化社運組織的描述。 「泛民」的稱號後來給較激進的社運人士戲謔為「飯民」，不意竟與Z&A裏的社運組織常態化分析有若干程度的神似。該黨實情到底如何，筆者無從知 道，只能希望有關人士自覺自勵，避免按規律掉進社運組織常態化的陷阱。
敬而遠之、一見「彈開」
二、Z&A認為，如果外在社會因素有變，上述社運組織的保守傾向可能逆轉。 例子之一是50年代美國兩個最大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民權運動組 織Urban League和NAACP。這兩個組織成立於20世紀初年，到了50年代初的時候，基業已經相當雄厚，抗爭手段十足「和理非非」；但是，1954年美國最 高法院通過學校種族隔離非法化，1958年又發生蒙哥馬利巴士司機（多為黑人）大罷工；之後，年輕一代黑人覺醒了，要求更深更廣的民權狀況變化，而他們支 持的抗爭策略比較勇武（militant）；上述兩個組織於是也跟着勇武化，因為不如此的話，沒有辦法和其他迅速冒起且更為激進的民權運動組織如馬丁路德 金領導的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等競爭，會很快失去在運動裏的影響力。
在香港，兩三年前，激進本土意識開始在年輕人當中出現、成長，但一些泛民政黨內部遲遲不作分析、評價， 無法作出有效論述，可謂有點麻木不仁；其結果之一，就是這些政黨在大量年輕人投身參與的佔領運動裏全無角色，給邊緣化了，在新世代心中無足輕重。對着這些 政黨，年輕人或藐而遠之、或一見「彈開」；政
黨中人卻往往以為是年輕人的錯、太狂妄。如此下去，這些政黨必然跟不上形勢發展而空洞化。在這個問題上，Urban
League和NAACP的事例就很值得那些政黨的大老們參考。
還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關於Urban League和NAACP當年的激進化，兩位研究者並沒有天真地認為是在外力誘發之下自然而然發生的。Z&A提到，這兩個組織當時的內部鬥爭，以 及和其他團體之間的競爭關係非常錯綜複雜兼邋遢。如果一些本地民主運動的支持者看到過去數年泛民政黨人士之間的各種明爭暗鬥而覺着惡心、甚或從此不再關心 民主事業，那便是過分天真了。因此，筆者過去多次指出，本地社運團體之間的分裂、齟齬和惡鬥，乃是任何社運裏都十分「正常」的東西，情況和統治階級中的爾 虞我詐比，根本是兩回事；大家實在不必要把美化了的馬丁路德金等人當年領導的民權運動的虛擬純潔和本地社運的現實對比而作出絕望慨嘆。
三、Z&A指出，同一社運裏的不同組織之間的分與合，有各自的契機。一般而言，一眾社運團體與 現存秩序的掌控者大決鬥的前夕，組織之間較易達成某種合作的共識。相反，在大決鬥落幕之後，或者在運動離成功之日還遠之際，組織之間的競爭、惡鬥，以及同 一的組織內部分化乃至決裂，出現的概率就高得
多。
論社運大勢：合有時、分有時
合作何時出現契機，是顯而易見的：在去年佔中運動、今年政改表決（都是大決鬥）的前夕，民主運動裏的各派人士的合作傾向都比較明顯。不過，分裂的契 機就不是很多人能夠預料到，因此佔領運動之後出現的「退聯」，就令不少人費解：好好的戰友，為什麼忽然就分裂了呢？於是，一些陰謀論就湧現了。但 Z&A的理論指出，那種分裂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兩位研究者給的解釋是，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併、組織裏不同派系的團結，都是高成本（心理成本和時 間成本）的動作，只有在龐大得多的利益得失危機（大決鬥）面前，才顯得微不足道。決鬥之後，或決鬥還是相當遙遠之時，不同組織之間保持距離、同一組織正式 分裂為彼此不同而內部一致的多個較小較單一的組織，是成本效益較高的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筆者說過，勿要為「退聯」的出現而過分擔心/開心，道理就是這個。 當然，年輕人也不要因為意見不同而老死不相往來，以免妨礙有需要的時候的有效合作。對此，一切社運派系之間的陰謀論，無論怎樣說得「似曾曾」，都是有害 的，都是無知者的心理；讀過Z&A，明白了社運的更多規律，陰謀論的壞影響就會少一些。
學者通常給人的卡通印象，是離地的蛋頭，懸空在象牙塔裏；但Zald和Ash卻非常在地兼在行，視覺比很多「在地的」當局者銳利得多。誠 然，Z&A到底是50年前的作品了；問世之後，世界政治舞台上又出現了眾多新議題新社運，如反越戰、環保、反自貿、LGBT、天安門反腐反獨裁、 解體蘇俄、顏色革命、各式各樣的分離主義、佔領華爾街、維權、反赤化反洗腦，等等。不少這些社運的寶貴經驗，已經進入學者的視野，成為開放社會學術研究的 素材。這段時間裏累積的關於社運的論文佳作已經很豐富，還待大家一起去發掘。
新「韋伯-米歇爾」社運理論模型．二之二
【註】Zald & Ash 1966年的經典論文可在這個連結免費閱讀及下載：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44/3/327.full.pdf。Ash後來改姓Garner，因此文章有時引作Zald & Garner。Zald & Ash於2012年對此文的反思討論在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91/1/3.full。
特約評論員
合作何時出現契機，是顯而易見的：在去年佔中運動、今年政改表決（都是大決鬥）的前夕，民主運動裏的各派人士的合作傾向都比較明顯。不過，分裂的契 機就不是很多人能夠預料到，因此佔領運動之後出現的「退聯」，就令不少人費解：好好的戰友，為什麼忽然就分裂了呢？於是，一些陰謀論就湧現了。但 Z&A的理論指出，那種分裂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兩位研究者給的解釋是，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併、組織裏不同派系的團結，都是高成本（心理成本和時 間成本）的動作，只有在龐大得多的利益得失危機（大決鬥）面前，才顯得微不足道。決鬥之後，或決鬥還是相當遙遠之時，不同組織之間保持距離、同一組織正式 分裂為彼此不同而內部一致的多個較小較單一的組織，是成本效益較高的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筆者說過，勿要為「退聯」的出現而過分擔心/開心，道理就是這個。 當然，年輕人也不要因為意見不同而老死不相往來，以免妨礙有需要的時候的有效合作。對此，一切社運派系之間的陰謀論，無論怎樣說得「似曾曾」，都是有害 的，都是無知者的心理；讀過Z&A，明白了社運的更多規律，陰謀論的壞影響就會少一些。
學者通常給人的卡通印象，是離地的蛋頭，懸空在象牙塔裏；但Zald和Ash卻非常在地兼在行，視覺比很多「在地的」當局者銳利得多。誠 然，Z&A到底是50年前的作品了；問世之後，世界政治舞台上又出現了眾多新議題新社運，如反越戰、環保、反自貿、LGBT、天安門反腐反獨裁、 解體蘇俄、顏色革命、各式各樣的分離主義、佔領華爾街、維權、反赤化反洗腦，等等。不少這些社運的寶貴經驗，已經進入學者的視野，成為開放社會學術研究的 素材。這段時間裏累積的關於社運的論文佳作已經很豐富，還待大家一起去發掘。
新「韋伯-米歇爾」社運理論模型．二之二
【註】Zald & Ash 1966年的經典論文可在這個連結免費閱讀及下載：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44/3/327.full.pdf。Ash後來改姓Garner，因此文章有時引作Zald & Garner。Zald & Ash於2012年對此文的反思討論在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91/1/3.full。
特約評論員
